不能只让“车上”的人说了算

等待是令人焦急的。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是痛苦的。是啊，炎炎烈日之下，瑟瑟寒风之中，苦苦等车，真是一种极大的折磨。候车的人不停翻动着手中的报纸和杂志，其实，也就是浏览个大小标题，可那呼呼啦啦的翻页声响，更让人心烦。他们朝着公共汽车开过来的方向，翘首以盼，望眼欲穿。个个心里都暗暗祈祷，希望汽车快快开过来，无论什么情况到站就停车。

公共汽车终于进入了等车人的视野，这时，大家的表情好像更加焦虑和期待，生怕汽车到站不停，而是从他们面前呼啸而去。还好，公共汽车开过来了，一阵刹车声，路面尘土飞扬、落叶翻卷。谢天谢地，车停了，门开了，大家蜂拥而至，争先恐后上车。车里虽然十分拥挤，但毕竟上了车了！车门一关，汽车起动，车窗外的景物越来越快地向后移动。好不容易挤上车的人，刚才还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了。可是，没过多久，有些刚刚上了车的人们，就忘却了等车的痛苦。他们归心似箭，开始在心中念叨和期待汽车快点开，下站最好不要停。

人们位置变了，想法也随之发生变化。

把公共汽车比作执政权。那些苦苦等待上车——执掌大权的个人和政党，猛烈地抨击独裁，热情地歌颂民主，热切地期待司机按照规矩开车，到站就停。但他们一旦上车，便很快翻脸，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制度规则、行车线路和时刻表，要么到站不停车，要么虽然停车但是只允许效忠自己或者有特殊关系的人上车，甚至中途甩客——强行将那些批评者和反对者以及一切不顺眼的人赶下车。

人们位置变化了，想法也随之发生改变。

有人没有机会滥权的时候，面对他人滥权自己则义愤填膺和口诛笔伐。而一旦大权在握，则为所欲为和肆无忌惮。我有时候感到迷惑，即大家都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教育或者都是同龄人，大致同时参加工作，当年都同样的浩然正气、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而几十年后，大家对本是最基本价值判断，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即便偶尔在社交场合坐在一起，也似乎只剩下品尝美味佳肴和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是彼此的位置不一样了。上了车的和等车的，即便都上了车，但座位不同的，他们的期待和看法是不一样的。不过，《孟子·滕文公下》中写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段话意味着，大丈夫对许多基本价值的看法，绝对不因其位置的不同而不同！然而，现实世界中，却那么常见其位置变了之后对基本价值的看法也变了的人。由此看来，现实社会中，真正的大丈夫不多，同时真正的大丈夫则更令人起敬！

显然，为保障每个人的权益，为了公平公正，行车路线、站点和时刻表等，应该由车上和车下的人共同商定。更重要的是，要在所有的人上车之前先确定好行车路线、站点和时刻表等一切的细节。社会政治生活中，由于每个人和政党都有可能成为候车者，所以上车前制定的规则，往往倾向于遏制车上的人的权利，以防他们成为车霸，同时又保护车下等车人的权利，确保他们上车的权利和机会，给他们以耐心和希望。上车前制定的规则，往往有着更多的折中和妥协，而这种折中和妥协对于社会公平正义至关重要！

如果上车后再由车上的人制定制度规则、行车路线、站点和时刻表，那么十有八九有失公正，等车之人难免备受煎熬。看呢，公共汽车站人头攒动，那里聚集的候车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焦躁不安，甚至愤怒绝望。小心，狗急了还跳墙呢，何况人？车上的人呢，你们要规矩行事，要给予等车之人机会和希望，否则，逼急了，小心他们毁道路、扎轮胎或者搞出其他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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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大学里设置了模拟监狱进行相关实验研究，即所谓“斯坦福监狱实验”。他随机挑选了24位大学生，抽签决定其中一半扮演狱卒，另一半则扮演犯人。在模拟得极为逼真的监狱环境之中，这些参与者很快便进入了角色。到了第六天，仅仅6天，扮演狱卒的学生表现出残暴不仁，恰似真正的狱卒，而扮演犯人的学生则表现得唯诺卑怯，正如真正的犯人。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短短6天，环境和角色位置便要么改变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人性，要么将其人性深深地包裹起来。一般说来，在复杂的社会坐标系中，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所扮角色或所处位置的理解以及他所知道的制度规则和社会大众对角色的要求或期待行事，久而久之便习惯成自然，甚至习惯到忘了王二哥贵姓的地步。由此看来，那些需要当事人见风使舵、一会儿奴才一会儿主子、瞎话连篇或者以“言非所想、想非所言”为政治成熟标准的角色位置，坐久了，就会让当事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对真善美的判断能力和崇尚，甚至人性渐失。由此看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意义之一，真正的有限任期制的意义之一，增大职位流动性的意义之一，按照行车路线人们自由上下公共汽车的意义之一，就是拯救人性和良知，避免人性被“戏服”包裹得太久而发生霉变腐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