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想到的残酷折磨

一天，这位盟革委会委员说，盟里通知让你回去。什么事却未提。这已经是 1968年 10月份了。10月7日，包头 “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 ”200多人进驻巴盟直属机关，《巴彦淖尔报》公开发布了所谓的《巴图巴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第一批材料。预示一场风暴又要来临了。

我回盟后，参加盟委机关干部学习班。一位工宣队员、乌达矿务局的一个工人找我谈话，要我交代自己的问题。我就 “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来思想认识跟不上，站错了队，犯了一些错误，检讨了一番。但这个工宣队员说，你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要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重要问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几天，就宣布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关于对 “内人党 ”进行登记的通告》，对 1947年“五一 ”大会以后参加 “内人党 ”及其变种组织的成员必须在 11月21日前进行登记。抗拒登记者，加重惩罚。工宣队每天组织学习，反复号召“内人党 ”成员主动进行登记，并宣称 “其支部委员和相当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或虽无明确职务，而实际起骨干作用的分子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如能够彻底坦白交代，检举揭发，可以从宽处理；立大功者，也可以不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几天以后，听说盟委组织部副部长白瑞卿同志是 “内人党”，已经自杀身亡了。我这时并不知道什么 “内人党 ”，以为那是内蒙地区过去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工宣队每天组织学习，但没有一个人去登记。

1968年 12月25日中午，回到家中刚吃了几口饭，来人通知让去盟公署一个办公室有事。到了那里，一个造反派头头代表 “群专 ”指挥部宣布 “对史继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就这样，我这个已有2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又成了反革命，成了被专政的对象。随即被送往盟医药公司大院，关进了 “牛棚”。原来这些 “牛棚 ”还是盟委机关学习班干部几天前在工宣队的指挥下搭建的。

1968年 12月27日，巴盟革委会、内蒙古工宣队巴盟分部召开了 “向 ‘内人党 ’及其变种组织发起全线总攻击 ”的全盟有线广播大会，盟革委会一位领导在会上宣读了《成立巴彦高勒地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通告》，我和一些被抓起来的同志一个一个被拉上台进行批斗。从此，挖“新内人党 ”的残酷斗争就在巴盟猛烈的展开了。

在这次公开批斗大会上，有 127名所谓的 “内人党 ”及其变种组织成员被揪上台示众，两个民兵押一个人。我原以为工宣传队进驻了，无非又要显示一下权威，无非把我打成什么三反分子、走资派而已。“文化大革命 ”夺权以后干部成批拉出来揪斗已不是什么稀奇了，越是大会揪斗越不怕，被揪斗者明知自己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也不是什么走资派，相视而笑，毫不在乎。当把我揪上大会批斗的台子时，给我挂的大牌子是 “新内人党骨干分子 ”。我肯定是他们错了，心里反而十分冷静，毫无惧色，我还故意昂首挺胸，示意我不是什么 “新内人党 ”，以表示我的抗议。

回到“牛棚 ”我就开始写材料，申辩自己不是什么 “新内人党 ”。写了一澄、二澄、三澄、直至六澄。也乘 “群专 ”人员到我家取被褥的机会写条告诉我爱人 “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这时 “群专 ”也开始个别提审了。在“牛棚 ”一间小房，用木板搭的通铺，住 4个人，里外间住8个人。开始被审讯的是同屋的一位蒙古族同志，连续几天的审讯，他情绪低沉，不与人交谈，行动似不方便，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大约十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开始提审我。在盟委食堂一间大餐厅，“群专”的头头和造反派骨干大概有二三十人，逼我交代所谓的 “新内人党 ”问题。我说我不是什么 “新内人党 ”骨干分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 “新内人党”。他们就对我罚站、弯腰、推搡、恐吓，折腾了一个晚上，不给水喝，不让休息。黎明时才放回 “牛棚 ”。

第二天，我知道他们还是会继续逼供的。我就喝了不少水，准备晚上再挨斗。到了晚上，他们改变了方式， 。在盟委办公楼一间小办公“单个教练 ”室里， 3个人对我刑讯逼供。开始仍然是威逼、推搡、辱骂，逼我交待所谓 “新内人党 ”问题。我坚决否认自己是 “新内人党 ”。于是逼我双手高举、两腿半分弯作投降的姿势，长时间罚站，若要把手放下来，一个打手就坐在旁边用木棍子敲打我肘弯的麻筋。打手们换班轮流休息，却命我原地不动地双手高举、两腿半分弯地站着。室外虽是寒冬天气，汗却不停地从我头上流下来，虽然穿着一双棉鞋，地上却留下两个湿湿的足印。口渴难耐，旁边有半盆洗脸水，真想把它喝下去，但这也不让。长时间的罚站，实在坚持不住，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中，打手用橡皮包裹着的钢筋鞭就狠狠地抽在背上了。连续三天三夜 72个小时。不得已，被迫违心地承认了自己是 “新内人党 ”。

回到“牛棚 ”，非常后悔，怨恨自己不坚强，没有坚持住。于是又翻供。这可惹怒了 “群专 ”的打手们。过了两天，就开始了更严厉的惩罚。这一次，除了两手高举、两腿半分弯长时间罚站外，还在背上放五六块砖头，用钢筋鞭抽打我的大腿、后背和头，直打得两个大腿和后背郁血肿胀，皮肤黑紫，头皮肿大，恶心呕吐，解大便也蹲不下去，只能靠在墙根站着解。回到 “牛棚 ”后，一个好心的民兵找医生来看，医生也深感惊讶：“咋成这样了？ ”

又经过多次的审讯和各种场合的批斗，盟直属单位这些 “新内人党 ”分子、 门窗“牛鬼蛇神 ”又被搬迁到盟宾馆北边的几排平房里。一间 3个人，玻璃都用白泥涂上，对外什么也看不见，晚上不让关灯，把每个人的裤带、绳子都收走。民兵还随时巡视。我被关押的那间屋里，有巴盟广播电台蒙语部主任图门吉尔嘎拉，原是阿拉善旗一位公社书记，我在阿拉善旗工作时，他曾如实地向我反映过牧民对公社化脱离实际搞蒙古包大搬家式的集中定居、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的不满怨言，后来旗委开会迅速纠正了这些 “左”的错误作法，困此对他有很好的印象。现在又被关在了一起，也算

是幸遇。

一天，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们游行示威，欢呼中共九大的召开。而我这个共产党员却只能从关押的 “牛棚 ”门缝里窥视。

中共九大的召开非但没有给这些 “新内人党 ”受害者带来什么欢欣，盟革委和工宣队为了向中共九大 “献礼 ”，又进行了新一轮更残酷的迫害。

一天，夜间零点左右，被关押的那一排一间房门 “呼啦 ”一声被打开，从门缝中窥见，盟委统战部副部长被提出去审讯了。几天不见放回，心里莫名地恐惧： “这一次怎么这么厉害？ ”过了两天，图门吉尔嘎拉也被带走审讯。这个阿拉善旗当地的青年同志，被打成“内人党 ”后十分恐惧，一再埋怨自己不该去西北民族学院学习，不该参加工作，不如当个牧民。审讯时用细红柳条子抽打，他说实在受不了。“你不过是个一般的我还安慰地劝他说： ‘内人党’分子，将来会放出去的。我这个 ‘内人党 ’骨干分子，冤，也可能冤你十年。”还嘱咐他，如果被释放后托他转告我的老同学、原阿拉善旗委副书记吴学易同志，请吴转告我的爱人，让她领上三个孩子回陕北农村老家去。

就在那天夜间 12时许，我也被拉出去受审。这一次，除了两手高举两腿半分弯地长时间罚站外，还被捂皮袄、烤火炉、抽钢鞭。盟委机关 “东方红 ”造反派一个小头目，打人凶手，在审讯时，一棍子戳在我的右眼上，几乎把眼睛戳瞎。就这样又折磨了四天四夜，晚上零时许才被押回 “牛棚”。走在街上，我真想扑向一辆汽车了此一生。无奈深更半夜，路上却没有一辆汽车。

回到“牛棚 ”后发现图门吉尔嘎拉还没有回来。我暗自吃惊。又过了两天，图门吉尔嘎拉的被褥被拿走了，换来了一位新人。我以为他们发现了我与图门曾在阿拉善一起工作过，有意把我们分开，怕串供。大概半个月以后，同屋被关押的一位阿拉善旗起义的民主人士，到民兵办公室接受外调，回来后悄悄对我说： 又过“图门的被褥还在民兵办公室的柜子上放着哩！ ”了几天，被关押的这些 “牛鬼蛇神 ”被放出来打扫院子，人们才三三两两悄声传递一些小道消息。才知道图们那次带出去受审，折腾了几天几夜，打人凶手们乏累了，锁上审讯室的门出去吃喝。困顿不堪的图门偶然发现窗户还没有插死，他就乘机从窗户爬出去逃跑了。跑到街上又怕被抓回，就直奔黄河岸边，在农民搭的一间看瓜的小茅屋里上吊自杀了。

令人不忘的是，在那种危难时刻，不少正直的同志，对我们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同情与关照。盟委机关小通讯员吴天有，知道“牛棚 ”里吃不饱、冒险偷偷地到街上买了2斤白砂糖递进囚室。以后，乘“群专 ”人员看管松懈之机，他又领我的爱人来到民兵休息用的一间空房与我偷偷见了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