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阿拉善局势的重大举措

1959年春，由于牧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西藏拉萨发生武装叛乱的影响，以及和平解放民主改革遗留问题较多等因素，阿拉善旗牧区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为了“加强防范，防止暴乱，彻底解决阿拉善旗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改变阿拉善旗面貌”，派出由公安厅长毕力格巴图尔、巴盟盟委第一书记郝平南同志带领由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及呼和浩特、昭乌达、锡林郭勒、巴彦淖尔、包头等盟市公安机关干部 10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到阿拉善旗，帮助解决“枪支、德、李人员、喇嘛寺庙和外来不明人员四大历史遗留问题 ”，从 1959年 4月2日到 10月下旬，历时半年多，在全旗范围内开展调查摸底和防范控制工作。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为稳定阿拉善局势采取的重大举措，对稳定阿拉善旗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5年9月23日，作者与原巴彦淖尔盟盟委第一书记、西藏工委副书记郝平南同志在乌达矿业公司

一

阿拉善旗牧区合作化起步较晚。本来按照乌兰夫同志的意见，阿拉善不要急于搞合作化，不必与内蒙古其他牧区一致，可以推迟一两个五年计划。但是阿拉善旗还是积极了一点，在全国农村合作化和内蒙古牧区合作化的影响下， 1958年 10月初就基本实现了牧区的初级合作化，紧接着在 1959年 1月底又实现了牧区公社化。

阿拉善旗牧区公社化在急于过渡 “左”的思想影响下，在“一大二公 ”错误思想指导下，严重脱离牧区实际，盲目地搬套农村的一些做法，把若干小规模的牧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生产大队，并以人民公社为统一核算单位，在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 15万平方公里的荒漠牧区，建立了 18个牧区公社，每个公社的平均面积 8300平方公里，一个公社相当于浙江一个专区的范围，一个生产大队几乎相当于一个县的范围，交通不便，管理困难，给生产和社员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公社化取消了初级合作社时给社员的畜股报酬，牲畜 100％的入社，取消了留给社员骑乘、役用、吃肉吃奶的自留畜，给广大社员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改变了牧主和庙仓牲畜的定息，一些老喇嘛生活发生了困难。牧区公社化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贫社富社拉平，盲目地实行部分供给制的分配办法，吃大锅饭。有的公社脱离实际，不顾条件，强迫命令，寒冬腊月把蒙古包集中在一起搞定居，办托儿所、敬老院、公共食堂，有的老人和小孩因为管理不善、照顾不好而死亡。有的社借定居办食堂把社员多余的蒙古包、毡子、被子，甚至碗筷以借用的名义拿走了。引起社员的不满，情绪动荡。

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旗委已经察觉。盟委副书记兼旗委第一书记乔桂章，书记苏德保扎木苏、史继法、程希萍等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情况，并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纠正了一些 “左”的错误。

1959年 3月10日，西藏拉萨发生的反动上层武装叛乱事件后， 3月28日、30日，旗委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做好稳定工作，防止发生动乱。乔桂章传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时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事件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开会研究了内蒙古形势，主要担心阿拉善出问题。对阿拉善旗牧区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 3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内蒙古党委农村牧区六级干部会议上已有批评，要求从现在起保证不出问题。当前主要是要搞好人民公社的整顿，属于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要坚决纠正。对于德王、李守信残部投诚后安置在阿拉善旗的人员，仍坚持既往不咎的政策，想回原籍的可以回去。对喇嘛，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老喇嘛要包起来，小喇嘛鼓励他们参加生产。喇嘛训练班可以办下去，目的是改造喇嘛。民族中上层人士需要安排的要很快安排。流散在牧民手中的枪支弹药，动员他们自愿交回来，可以花几万元把枪支收回来。民兵的枪主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要枪换肩 ” 。

内蒙工作组到巴彦浩特后，旗委主要领导分工，由乔桂章全面负责，由苏德保扎木苏和史继法负责纠正公社化运动中 “左”的错误，落实政策，由程希萍具体协助内蒙工作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苏德保扎木苏、史继法等同志亲自深入锡林高勒、乌力吉笋布尔、吉兰泰等公社调查研究，就地及时纠正了一些 “左”的错误。从 1959年 4月开始，全旗抽调了一半的书记旗长及科局长 80多人，以贯彻内蒙古自治区牧区六干会精神为内容，对人民公社进行了第一次整顿。一是调整了社队规模，确定牧区人民公社实行两级管理以原来牧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的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由 18个增加到23个。二是落实牲畜入社有关政策。牧民入社牲畜及其他生产资料，按合理价格付给2％的报酬；牧主及庙仓牲畜按赎买政策，适当放宽，定息可按2%～3％付给；社员自留畜按牲畜总头数 5%～6％比例留，包括骑乘畜，役畜、奶畜、社员心爱的牲畜和祭祀畜等，加上吃肉畜可留 8%～9％。三是要适应牲畜分散放牧的特点，不搞蒙古包大搬家式的集中定居，不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四是明确宣布生活资料永远归于个人所有，无偿占有、借用社员的蒙古包、家具及其他生活资料要坚决退赔。五是不实行包吃穿的供给制，一律按劳动日进行分配，推行畜群和生产小队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励的 “三包一奖 ”制度。六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呐政策，允许喇嘛念经，允许社员信佛敬佛，鼓励小喇嘛参加生产，老喇嘛生活困难的要包起来。七是整顿干部作风，反对强迫命令，遇事和社员群众商量，关心群众生活。

经过初步整顿，广大社员群众情绪稳定了，干部关系党群关系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令人欣慰的是没有发生动乱，是牲畜不但没有受到损失，而且有了较大的增产。1959年 6月底牧业年度，全旗牲畜查点数，实有牲畜总头数 112.78万头，比上年纯增20.44万头，其中骆驼达到11.05万峰，牛2.86万头，马 1.55万匹，驴骡 1.31万头，绵山羊 95.95万只。

二

德、李人员是当时对德王、李守信残部投诚后流散在阿拉善地区一些人的称谓。这是内蒙古和宁夏解放时遗留下来的一个特殊问题。原察哈尔省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人们通常称他为德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内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先成立了 “蒙古军政府 ”，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了伪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和最大的蒙奸。

日本投降后，德王的伪蒙古军被蒋介石国民党收编，参加了反共反人民内战，德王没有受到惩办，在北平当了三年寓公。1949年 4月，德王又窜到宁夏省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在国民党无暇顾及而解放军尚未到达之际，笼络了内蒙古一些盟旗的封建王公、反动牧主、伪蒙疆政府和伪蒙古军旧部、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一些政客，内蒙古解放区少数变节分子，当年 8月10日在定远营召开所谓的 “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拼凑了一个所谓的 “蒙古自治政府 ”，当上了 “主席 ”，宣称要以蒙古各盟旗包括宁夏阿拉善、额济纳以及青海，新疆各盟旗 “固有疆域为其领域”，继续进行反共和分裂国家的活动。1949年 9月，宁夏解放时，德王不愿接受和平解放，逃往阿拉善北部中蒙边境，收络了李守信等伪蒙古军旧部 1300百多人，妄图通过甘肃、青海、西藏逃往国外，继续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第一野战总部、十九兵团、宁夏和内蒙古的主要领导通过多方面工作，争取德王放下武器归向人民。但是德王坚持其反动立场，拒不归来， 1949年 12月29日又逃往外蒙古。1950年2月2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德王犯有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企图颠覆蒙古和苏联的罪名正式宣布逮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德王为战争罪犯，要蒙方将德王引渡回国。1950年 9月18日，蒙方将德王押送到北京，移交给中国，中国政府遂以伪蒙疆政府首要战犯罪进行了审判。

德王李守信等少数几个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逃往国外后，残流在阿拉善西北部拐子湖地区的 1000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既往不咎宽大政策的感召下，在陶布新、孙明海、吉尔格朗等人率领之下， 1950年2月25日，向宁夏省潘自力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通电投诚。

德王残部缴械投降后，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按照既往不咎的政策，根据本人意愿，妥善进行了安置。愿继续服役256人，经与阿拉善旗政府和旗保安总队负责人协商同意，整编为两个中队又 1个分队，隶属于阿拉善旗保安总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标准，由中央人民政府补给一切；愿意学习的 43人，以其自愿分别送西北民族学院和张家口内蒙古干部院校学习；愿回原籍者 300多人，愿在阿拉善落户为民者200多人，分别资迁或准予在阿拉善就地安置；追随德王的部分布里亚特蒙古族牧民，资助路费经草地集体自行返乡。对历经险阻劝导投诚贡献大的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职员、德王秘书、“蒙古议会 ”秘书长、教育署长的陶布新，安排为阿拉善旗政府建设处副处长；带领投诚的伪蒙古军一师副师长孙明海，安排为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参谋长；主持投诚的伪 “蒙古自治政府 ”秘书长吉尔格朗，因年龄已大，依本人自愿在阿拉善旗就地落户为民；最先率部到指定地点缴械投诚的伪蒙古军第二师副师长、阿鲁科尔沁旗大牧主塔拉巴喇嘛，依本人自愿到阿拉善旗西部边远的艾力布盖庙当了喇嘛。

1950年初，宁夏贺兰山地区和宁南同心海原地区土匪为患，潜藏在定远营的国民党特务组织 “西北反苏反共委员会 ”特务头子，曾策动投诚后安排为保安总队新一、二中队两个中队长的原伪蒙古军一师参谋长赵殿臣、原伪一师副师长秦风鸣参加了特务组织。很快被发现抓捕。贺兰山惯匪郭拴子，也曾企图煽动流落在阿拉善旗的德、李人员叛乱，但未得逞。西藏武装叛乱发生后，为了防止阿拉善发生叛乱，对一些人加强监控防范是必要的。后来在 1961年 6月13日，混进内蒙林业设计院第三勘察队拉骆驼的临时工德、李人员苏门查干、苏德布，用铁器杀害了勘察队干部吴恩涛，抢走了步枪 1支，子弹20余发，望远镜 1架，人民币 750元，参加了巴音吉兰泰地区巴音达赖为首的反革命暴乱事件。虽很快被平息，但在追剿中阿拉善左旗公社书记韩德福、民兵魏金光牺牲。

三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人原来是从新疆迁徙而来的，也信喇嘛教，其先人与西藏达赖、班禅的格鲁派黄教有过历史渊源。

远在明朝末年，游牧于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南北之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之首领固始汗，因厄鲁特蒙古内部纷争率其所部进入青海，击败却图王统治了青海，又率兵攻入西康甘孜一带，灭了白利土司，1641年率兵入藏，支持达赖、班禅的格鲁派黄教，推翻了噶玛噶举的白教政权，西藏地方完全受固始汗控制。清顺治十年，清廷以金册金印封达赖为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 ”，同时也封尊固始汗为 “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 ”。顾实汗死后其子孙先后继承汗位，从 1642年到 1717年实际统治西藏达 75年之久。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人把顾实汗尊为他们的祖先。传说六世达赖曾云游阿拉善，阿拉善人 1757年在定远营东南20多公里的贺兰山西麓一个山谷中修建了一座寺庙，乾隆皇帝 1760年赐名 “广宗寺 ”，成为阿拉善最大的喇嘛庙，清同治时期喇嘛人数曾达到 1500人。

阿拉善和硕特蒙古人笃信喇嘛教，藏传佛教在蒙古人的社会生活中有重大影响。阿拉善旗从第二代札萨克阿宝时代开始，200多年以来，2万人口的沙漠地区修建了 40多座寺庙，有名的有八大寺、二十四小庙，清同治时期喇嘛曾达到 6000人，仅广宗寺（南寺）、延福寺、福因寺（北寺）、昭化寺、承化寺、妙华寺、宗乘寺、方等寺八大寺的喇嘛人数即达 5273人， 1949年解放前夕，全旗喇嘛仍有 4270人。

寺庙和噶根等宗教上层拥有大量牲畜和土地，人们说广宗寺过去很富，富得和王爷差不多。上层喇嘛呼图克图也曾介入政治斗争。1928年由德钦一心诺尔布发动的推翻王公制度的 “戊辰事变 ”失败以后，广宗寺的呼图克图喇嘛坦桑吉甲木素，曾被札萨克王爷批准为护理札萨克印，在塔王在京期间主持全旗一切政务，时间长达 3年零 7个月。广宗寺第六世呼图克图那旺丹曾在 “戊辰事变 ”后，也曾参与并支持对札萨克印护理桑吉甲木素的夺权斗争，使阿拉善政局再次发生动乱。延福寺大喇嘛巴尔登扎木苏， 1946年在北平投靠美国特务机关，从事特务活动，解放前夕潜回定远营， 1959年 9月19日，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喇嘛教的问题是阿拉善工作中不得不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的重大社会问题和重大政策问题。旗党委认真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寺庙和喇嘛正常的宗教活动，民主改革时在贺兰山沿边地区土地公有化改革中，对寺庙的土地未予变动，牧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寺庙和上层喇嘛所有的牲畜，按赎买政策，付给了定息，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 “左”的错误，也认真纠正，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四

阿拉善旗是内蒙古解放最晚又是和平解放的牧区，从西北局、宁夏和甘肃省委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与内蒙古东部地区和伊克昭盟不同的方针。从全盘接收、原封不动到区域自治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逐步民主化到封建王公制度的废除，上层札萨克制度的改革与巴格、苏木（乡、区）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起义人员的团结教育安排使用与青年干部的培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从 1949年到 1958年合作化的基本实现才基本完成牧区民主改革。

正是由于阿拉善是内蒙古解放最晚的地区，才成了德王进行分裂国家活动的最后场所，德王、李守信残部投诚后，数百人流落在了阿拉善。内地一些反动地主，反革命分子也藏身于这个偏远荒漠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当一部分牧民家中都有枪支，构成了牧区社会的复杂情况。毕力格巴图带领内古自治区蒙工作组到阿拉善，就是帮助巴盟盟委和阿拉善旗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改变阿拉善旗面貌。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组到阿拉善旗后， 4月12日就分为 6个大组 18个小组，基本上 1个公社 1个组，在全旗范围内开展调查摸底和防范控制工作。经过 7个月的艰苦工作，摸清了分散在社会上及机关内部200多名德、李人员的历史及现实状况，掌握了寺庙喇嘛及外来人员的情况，建立各类档案2300余卷，破获和查处各类案件 168起，收缴各种枪支 899支，子弹 1万余发。对稳定阿拉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