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背景和过程

　　1.世界航运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提供了初始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日本航线上的新加坡、香港、高雄、神户、东京、横滨和釜山相继开展国际航运中转业务。我国沿海有关港口开展海上过驳作业,尤其是青岛的原油过驳,以缓解深水泊位的不足。为此,交通部曾规划把“大连的大窑湾、福建的泪州湾、浙江的北仑港和深圳的盐田港”建设成为国际深水中转港。

　　1982年,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联合长江三角洲港群建设东方大港”的意见,并于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四港联合委员会,统管上海、宁波、张家港和南通四港。1993年经交通部和四港共同协商向国务院上报撤销四港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对外贸易重新获得较大发展,外贸运输大幅度增长,再度出现压港现象。1994年中央指示: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是开发浦东、使其成为远东经济中心、开发整个长江的关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要发挥上海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优势,发挥宁波北仑深水港的优势,发挥上海和江苏集装箱货流大的优势,以上海为中心,浙江、江苏为两翼的格局进行港口组合,有关省市和交通部要研究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1996年1月6日,时任总理李鹏率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视察北仑港和上海港,并对外宣布要“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上海、江苏、浙江三个地区也分别成立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地区领导小组,并于1996年11月成立了上海航运交易所。经过积极的酝酿和筹备,1997年8月,新组建的中国海运集团在上海成立。同年9月,由上海港外高桥(一期)集装箱码头、宁波北仑集装箱码头、南京港、镇江港、张家港和南通港现有集装箱码头联合组成的组合港在上海浦东投入营运。1997年12月,中国远洋(集团)公司集装箱总部由北京移师上海。为了实现组合港,上海市航运管理部门于1998年9月中旬与浙江签订共同发展水运市场的协议。200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被列入“十五”(2001~2005年)规划。

　　2.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历程是伴随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目标由来已久,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并且正好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看,可以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体制推动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配合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以及上海尽快建成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和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要求,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并从中央和上海层面提出多项构想和安排。1995年9月,上海首次提出跳出长江口、在距上海南汇芦潮港约30km的大小洋山岛建深水港的设想。1995年12月8日,中央领导批示指出“把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是开发浦东、使其成为远东经济中心、开发整个长江的关键”。1996年1月,国务院领导在沪召开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负责人会议,正式启动以上海深水港为主体,浙江、江苏的江海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996~1997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地区领导小组、上海航运交易所、上海组合港管委会相继成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进入体制推动阶段,但是由于受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低和长三角区域协调难度大的影响,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中,航运中心建设的位置并未获得突出地位。

　　第二阶段:从中国“入世”前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市场推动阶段。中国“入世”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事件。上海以及长三角的外资、外贸经济都领先于全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大国中的地位上升到第三位、GDP总量居全球第二,上海的航运事业发展也进入了一轮高潮。2005年,上海港成为世界第一大货运港;2007、2008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居世界第二位。尽管在这一阶段,洋山深水港一期开工建设并顺利开港,洋山保税港区成为我国第一个保税港区,长三角也开展区域“大通关”建设和设立16城市港口管理部门建立协调合作机制,但是真正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国“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和中国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所引发的市场力量。在这一阶段,长三角在航运中心建设的区域化分工和合作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港口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

　　第三阶段: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2020年,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转型和升级阶段。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也给全球的航运事业带来了重大打击。如果说本次金融危机中有虚拟资产泡沫、信贷需求泡沫、生产过剩泡沫的话,国际航运业也同样经历了一次泡沫化发展的阶段。在2008年前,具有明显周期性特征的航运业走出低谷,快速持续发展了6年时间,成为航运业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繁荣期。但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不景气的下降周期,国际贸易活动开始进入萎缩期,而与国际贸易流量相伴而生的国际航运业开始进入冬季,这从国际航运运价指数一路暴跌就可以反映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提出,无疑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上海整合长三角港口资源,完善航运服务布局;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积极稳妥发展航运金融服务和多种融资方式,促进和规范邮轮产业发展,成为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实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转型并承担服务全国的任务(李智慧,2010)。

　　3.国务院关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意见的出台,实质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型的必然要求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份文件明确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意义和建设目标。《意见》分7个部分,18条,共6 000余字,包括: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原则;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服务。

　　《意见》出台的背景在于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以及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应对全球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挑战,所采取的由大到强、由高速到高效、由制造到服务、由污染到环保的必然措施。

　　第一,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航运大国,在全球化新格局和进一步开放的新形势下,应加快由大到强的发展。

　　第二,为应对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必须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安全、高效、开放的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我国金融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加快产业升级,还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或者是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实力,都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并且能够为之服务的、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中心,这个中心包括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要求。

　　第三,上海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金融市场体系、航运基础设施等方面有很好的实力,具备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条件。

　　因此,加快这“两个中心”建设的意义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既是上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服务于全国的需要。随着上海金融、航运“两个中心”建设被提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实际上已经肩负起在全球化时代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加快中国转型发展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