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济发展战略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都对经济发展具有方向性、长远性和综合性的指导意义。新兴工业国（地区）也不例外。它们的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首先应归功于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所起的重大作用。从总体看，战后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济开始走内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后实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香港是个例外。香港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港，一直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因而无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

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一般又称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意识地推动国内和地区内工业的建立，以本国和本地区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取代原来依靠进口的产品，以满足国内（地区内）市场的需求，并逐步实现工业化。进口替代可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消费品工业的进口替代，一般包括先是日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尔后是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第二阶段是资本货物或生产资料的进口替代。20世纪30年代，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率先实行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这是拉美新兴工业国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战略经历的时间也最长，从30—80年代初将近达50年，而且此时期它们强调进口替代的升级，即从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从轻工业品的进口替代转向部分重工业品的进口替代。而亚洲“四小”的韩国和台湾于50年代、新加坡于60年代开始实施的进口替代，主要是进口替代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经历的时间不过10年左右，之后便相继转入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阶段。

为实施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新兴工业国（地区）重构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一系列国有化和市场化等政策措施。主要有：①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地区内）的市场。②建立国家外汇管理制度，通过外汇控制，将农产品出口收入投资到工业部门。③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改变落后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实行土地改革，打破庄园经济的地方封锁状况，建立统一市场，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④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在财政、税收、外汇等方面给私营企业以各种优惠，借以激励私人资本投资于工业企业的积极性。⑤借助于国家力量，直接建立国有企业，运用经济计划指导国营或私营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活动。

实施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对新兴工业国（地区）实现自主工业化，改变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单一的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因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本身的弊病而难以长期持续。其弊病主要有两个方面：①进口替代阶段，工业化是在国家高度保护下发展的，进口替代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较弱，而大量工业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又要依靠进口，影响国际收支平衡。②进口替代阶段，把经济发展的基点仅仅放在本国（地区）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无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丧失了利用外部条件发展本国（地区）经济的可能性。特别像亚洲“四小”市场狭小，又缺乏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国内（地区内）的市场逐渐饱和，经济发展同市场狭小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逐渐失去它曾经有过的积极作用，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亚洲“四小”相继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即由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转换到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此时恰逢各国经济向国际化发展，跨国公司广泛兴起时期。亚洲“四小”经济的对外开放，顺应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从而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而此时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却墨守经济民族主义理论思想，强调保持和争取民族经济的独立性，片面追求进口替代的升级，依靠大量举借外债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例如1975年墨西哥的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了1982年则一跃成为53％，达到876亿美元，由于经常项目的恶化，拉美新兴工业国无力偿还高额外债，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直至80年代拉美各国才开始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实行外向型经济，而整个80年代则被拉美各国称作“失去的十年”。

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着重发展出口导向工业，从而使工业品代替初级产品成为出口的主要项目。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建立以出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把经济活动的重心由以本国（地区）市场为主转向以国际市场为主，集中力量扩大出口，由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战略同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比较，有着很大的区别，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目标上由内需带动经济发展，转向由外需促动经济发展。在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时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满足内部需求来带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的条件下，满足外部需求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亚洲“四小”的经济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特别是美国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大大刺激了“四小”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即出口增长，整个经济也跟着增长；出口下降，整个经济也随之受到影响。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出口的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发展的幅度，这已成为它们的共同趋势。

2．战略措施上由保护内部市场转向鼓励面向国际市场。在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时期，新兴工业国（地区）均实施保护内部市场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关税政策，对国内（地区内）的产业实行保护，以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但转入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后，鼓励出口政策成为其政策的核心，包括降低关税，减免出口税，给予出口补贴，加速折旧，货币贬值等一系列政策，旨在确保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

3．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侧重点不同。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工业化战略，因而制造业首先成为主导产业，但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着重发展一般消费品工业，后者主要根据市场变化，在扩大工业品出口，参与国际竞争中，由外向型制造业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实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的宏观调控措施

1．发挥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新兴工业国（地区）基本上属于利用市场机制，并与政府较强经济干预相结合的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地区）。但是在不同国家（地区），政府经济干预的程度和方式很不相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不同。香港是个自由港，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地区。它按自由港方式管理，但其对经济生活并不是放手不管，任其自流，在遇到通货膨胀、出口受阻、股市波动等重大经济问题时，政府还是要出面干预，只是其干预的程度很低，一般称不干预型或积极的不干预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香港外向型经济中遇到越来越多的麻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采取比过去更加积极的态度，干预的范围和规模也不断扩大。除香港外，其他新兴工业国（地区）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政府主导型的特征是：①政府拥有一定数量经济实力雄厚的国营企业以控制经济命脉，维持经济的正常发展和稳定局势。②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但不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基本上都属于指示性质，不是强制性质。它们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确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规定各个时期重点发展的部门和项目，提出部门发展的指标以及为此采取的相应措施。二是通过规定诸如税收、汇率、利率、优惠信贷、进口控制、农产品和能源价格等各种政策措施，对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决策发生影响，起着指导企业生产和经营的作用，以促进计划的实施。③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杠杆指导市场，推动经济发展，并以此预防和克服经济的不景气，抑制通货膨胀，改善投资环境，拓展对外关系渠道，平衡国际收支。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地区）中的政府经济干预政策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战后初期，亚洲“四小”的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当局）曾一度实行过统制经济，扭曲了市场机制。20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市场机制过于薄弱，缺乏政府有效指导。政府（当局）通过加强干预经济，有意识地调节市场，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特别是宏观计划调节作为政府调节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合理配置生产资源、弥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缺陷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自80年代后，亚洲“四小”的政府干预经济作用开始呈减弱的趋势，趋向实行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政策。这一趋势更适应外向型经济向国际化自由化的发展，因为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国内（地区内）经济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以利于与世界经济接轨，过多的行政干预容易造成对市场经济的扭曲，造成人为的失衡。而同一时期，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却一直采取对国内市场的高度保护政策，使政府的行政干预难以削弱，直到8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改革中才有明显的改变。其结果，亚洲“四小”的市场经济发展较为充分，拉美新兴工业国的市场体系不很完善，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2．采取灵活诱导措施大力吸引外资，把外资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新兴工业国（地区）在吸引和使用外资的政策措施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外资的股权从限制较严到趋于放宽。股权问题历来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中最为敏感的，也是外国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前，拉美新兴工业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对外国投资可能主导或操纵东道国的经济命脉存在颇多顾虑，一般倾向于对外资的股权采取较严的限制。直至80年代后，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才逐步消除这一顾虑。如墨西哥在1989年宣布的外国投资者法条例中取消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允许1亿美元以下资产的外国投资者占有的股权可达100％，外国资本基本上可与墨西哥私人资本享有同等权利。比较而言，亚洲“四小”对外资的开放显然要比拉美新兴工业国早得多。在“四小”中，香港由于实行自由港管理方式，对外国投资没有多少限制，对外资的股权基本上不作任何限制，甚至对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基本上是开放的。韩国和台湾在70年代后就相继修改外资法规，放宽对外资股权的限制。如原来韩国的外资法规定，合资企业中本地资本一般不得少于50％的股权，1993年经修改的《外国资本说明法》则允许外资在能源、食品、电子等大部分行业的合资企业中占多数的股权，有的项目甚至可由外资独资生产和经营。

第二，实行低税率的优惠。这是新兴工业国（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对外资制定的最有吸引力的措施。香港长期以来实行低税率政策，在亚洲地区属税率最低的地区。新加坡则是仅次于香港的低税率国家。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有关法令中规定，外国投资企业在所得税、法人税、财产税方面实行“免五减三”的待遇。外资企业经批准后引进的资本货物和消费物资免收关税。外国投资者还可以免税购买当地的原材料、设备及出口产品。拉美新兴工业国80年代后同样纷纷制订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从理论上讲，税率是同资本市场回收率和利润率成反比关系的，所以低税率政策必然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利润。1975—1985年，香港的资本市场年均回收率达19.3％，居于世界首位；新加坡为18.3％，列世界第二；韩国和台湾以及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也排在全球前10—30名之列。而同一时期，美、法、英则分别为6.3％、6.0％和7.5％。可见新兴工业国（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具有吸引外资的最佳投资环境。

第三，外资的使用方向与重点产业保持一致。新兴工业国（地区）虽然对外资逐步趋向全面开放，但并不是对外资不加选择和限制。在对外资使用和管理方面最突出的是亚洲“四小”，它们大都能坚持在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的不同鼓励政策，来调节外资的投向和规模，使其同经济调整中的重点产业的发展相一致。在进口替代工业时期，引导外资流向国内（地区内）保护的日用消费品工业。在由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后，引导外资流向重点发展的出口加工工业。近年来由于经济向国际化、产业高级化发展，则引导外资流向重点扶植的高科技产业。这种在不同时期鼓励外资投入不同重点产业的灵活诱导措施，便于把外资纳入自己的经济发展轨道，从而产生很好的效果。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中，新加坡和香港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主，韩国则在较长时期内以对外借款为主。虽然韩国这种背负大量外债推动经济的做法，具有很大的风险性（1985年，韩国外债总额突破5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债务国），但由于其使用管理得当，所借款的80％以上用于重点发展制造业，改善经济结构，从而促进出口的增长，加速资金流转，易于形成新的偿债能力，没有酿成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韩国注重控制借债规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更带动其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相比之下，拉美新兴工业国同样采取像韩国那样的利用外资形式，但由于对外资的管理使用不当，有的国家将借款大都用于周期长、收效慢的工程，有的国家则用于非建设性开支，结果未能及时创造清偿能力，终于在80年代酿成债务危机。利用外资政策的频频失误，是拉美新兴工业国经济比亚洲“四小”经济增长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3．全力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新兴工业国（地区）在实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后，随着制成品出口的大幅度增加，进出口贸易额有了迅速扩大。墨西哥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1年的36.2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400多亿美元。据世界银行估计，1990—1995年期间，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年均贸易增长率为5.5％，而巴西、墨西哥则高达10％以上。亚洲“四小”从20世纪60—90年代年均贸易增长率高达3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外贸之所以会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原因在于它们能够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因势利导，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来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战略性改变，并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建立外商投资加工出口区，把全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作为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要在私人资本无力进行巨额投资的情况下建立起在当时暂无优势的新的出口工业部门，需要借助于政府财政金融上的大力支持。而且，发展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贸易，风险大，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更需要政府给予各种鼓励措施。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对发展外贸的重视程度首推新兴工业国（地区），尤其是亚洲“四小”。它们鼓励出口的政策主要有：①加强对出口工作的领导。为加强出口工作，韩国的出口贸易则由“总统”亲自来抓，从政府到企业，上下协作，全力以赴，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②提供优惠的减免税收和出口信贷，这一直是鼓励出口的两项重要措施。③灵活运用汇率政策。④广泛建立和加强出口推销和服务网点。

4．发挥金融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发展的功能。新兴工业国（地区）的金融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致的，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首先，金融政策服务并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出口的扩张。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调节银行对各产业的信贷比重，对产业贸易结构的转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其次，金融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是平衡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重视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第三，协调国内（地区内）的经济与国外经济的关系。尤其是对于贸易依存度很高的亚洲“四小”来说，国内（地区内）物价水平和汇率的稳定状况如何，不仅影响国内（地区内）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影响到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金融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稳定本国（地区）的汇率，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量，抑制通货膨胀。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问题，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从宏观角度讲，通货膨胀与政府的经济行为、信贷规模、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有着密切关系。亚洲“四小”都以财政信贷等手段间接控制通货膨胀，其中主要是借助于金融货币手段，其具体做法是：①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作为制止通货膨胀的基本途径。②调节利率。实行浮动利率，通常根据资金需求调节利率。③控制信贷规模，特别是控制贷款。在这一方面，香港做法特别严格。如银行运用资金时，必须保留存款资金的20％作为流动资产，一般银行贷款的最高量只能占存款的75％，以保持合理的信贷规模和结构，控制货币流通量。上述这种金融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抑制通货膨胀起了很好的作用。韩国是东亚地区通胀最高的国家，1973—1979年曾达到年均通胀率18％，但该国通过调整经济，降低增长幅度来控制通胀，同时采用控制货币发行，提高利率，管制公共事业费和冻结物价等措施，到1983年后消费物价上涨率已降到一位数。相比之下，拉美新兴工业国的通货膨胀现象日趋严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数上升到80年代末的四位数，大大超过了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程度，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波动。通胀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是拉美新兴工业国金融货币政策运用不当，表现在人为地采取通货膨胀去刺激经济增长，片面强调所谓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