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尽管学者们尚未达成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但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为标志，人们已跨出理论探讨的范畴，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涉及“发展”和“可持续性”两个概念，因此，要弄清“可持续发展”，首先应明白“发展”的概念。

1．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词，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其中存在着基本的区别。所谓的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收入以及国民产值的提高。不论采取何种办法，只要一个国家的商品产量和劳务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经济增长，它标志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而经济发展则具有更为广泛的涵义。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工业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以及农业比重的降低）和城市人口在所有人口中所占比重的上升；除此以外，还有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们的消费结构的转变，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会经过一个人口高速增长期和一个减速增长期，社会年龄结构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人们也不用再把全部收入用于购买必需品，而是逐步转移到购买耐用消费品和供闲暇时间使用的消费品及劳务上。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拿英国经济在18世纪和1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与几十年前利比亚在勘探大量石油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对比，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但利比亚国民收入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有外国技术人员组成的外国公司，他们的产品主要提供美国和西欧国家消费；更重要的是，他们赖以致富的源泉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资源而不是通过科技进步获得持续的发展后劲。因此，尽管利比亚的政府和人民借其石油输出赚得了很大一笔钱（严格的说是该国的GNP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通常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最大多数的人民必须亲自参与这个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使经济结构发生上述重大变化的主要参与者。参与经济发展过程是指，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获得福利的增进，同时参与形成这些好处的生产活动。如果经济增长仅仅使一小撮人获利，使少数权贵阶层获利，无论这些少数人是该经济体内部的人还是经济体外部的人，都不能算作经济发展。

概括地说，经济发展的内容应当包括：物质福利的增进（特别是低收入的人）；大多数人贫困（及与之相联系的文盲现象和疾病）消失；收入与产出结构的变化（一般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就业和提升不为少数权贵独占）；广大人民参与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决策等等。

2．“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注意则在进入70年代以后，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激增，人类破坏自然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继续发展的严重威胁。80年代初，联合国三个高级专家委员会针对当代三大热点提出三份研究报告，不约而同地得出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结论，并提出“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战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惟一途径。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题为《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关键概念被采用，并给出了定义。但是，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的表述至少有六种之多，而且各定义之间相去较远。这种现象既说明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在认识初期的不成熟性，也更说明了其内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直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而得到确认，它才有了一个较为公认的定义：“在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发展要求的资源的前提下的发展。”1994年开罗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更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要充分认识到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行适当的政策，以便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影响后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

显然，这个定义只是一个为各方都可接受的原则说法。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这个定义会有自己的理解。“说法”上的共识，并不等于做法上的一致。即使在学术界，也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其结果必然是对定义各有各的诠释。生态学家或者生态主义者从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理解为是尽量减少生态退化，换言之，如果存在生态退化，相应的发展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可持续的。在经济学上，曾经经历过发展与增长关系的争论，最后得到了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共识。经济学家对可持续性的理解，需要有一个不断认识最终达到统一的过程。

我们认为，就实质而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在经济领域公平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其内涵应当包括：①要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做到代际间公平和代内间公平的统一；②要使现有一代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向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同等机会，做到自己的发展机会与他人的发展机会平等的统一；③要使人类和自然界都享有同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做到人类生存发展权利和自然界生存发展权利的统一。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就必然表现出公平分配资源环境、公平分配物质财富、公平承担保护自然资源与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责任与义务，从而达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和每个国家内的各地区与各种经济的共同发展，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共同繁荣，人类社会财富的共同享受和共同富裕。

二、可持续发展与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这一论断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理论上，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经济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相并存的关系。但是，可持续发展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新的社会文明，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与严峻现实所决定的整体宏观思想。也就是说，个体因素的变化要服务于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社会生存的整体要求。更具体地说，在人口问题上，可持续发展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人类不要以局部利益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不要以区域利益牺牲全球利益；二是人类不要以今天利益牺牲明天利益，即以未来子孙后代的福利为代价换取现在的福利享受。也就是人口的数量控制和人口的空间再分布。

1．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如前所述，对于任何处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体，只要非劳动资源的供应是固定的，为了使人均国民收入最大化，必然存在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适度人口规模。我国古代提倡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早就认为人们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也要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可更替变化的自然本性。而且自然界的规律与人类社会的规律包括人口规律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的主人，人有能力发挥自己的特点，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当人口的增长和物质资料的生产高度发达而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时，我们应该控制人口变化以减少这种威胁。

尽管有许多反对意见，大部分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过度增长问题，控制人口的增长也就成了人口政策的主旋律。从理论上说，影响人口数量变化的不外乎出生率和死亡率，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人均福利的增进为目的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凡是有人道的政策决不会去扭转这种趋势。于是，如何将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问题，也就归结为怎样降低出生率了。而影响出生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婚生率，即平均每对已婚夫妇所生孩子的数目。历史上大部分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主要归因于已婚夫妇生育率的降低。然而成婚年龄的推迟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很重要的，19世纪40年代土豆饥荒后，爱尔兰出生率的下降，便是一例。而婚生率的下降是有条件的，首先，生育必须是出于理智的选择。一对夫妇决定他们要几个孩子，这个数目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并非完全是一个私人问题；其次，减少生育应当成为普遍认可的观念，应当使少生孩子对社会和经济的益处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再次，必须发展行之有效的减少生育的技术。夫妇们应当掌握这些技术并愿意使用。

目前，世界上有84个国家明确主张控制人口增长，而有20多个国家不支持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有8个国家限制使用任何现代化避孕工具。总的来看，绝大多数是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采取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是少数。许多亚、非、拉国家原来对人口发展放任自流，或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转变为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些发达国家也转向赞成和实行控制人口。如美国60年代开始支持家庭计划，育龄夫妇采用避孕方法的达80％，日本在战后，实行发展经济和节制生育同时并举的方针，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明显下降，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控制在1％左右。

2．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人口再分布。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人口过多的结论，今日世界展现的是一种人口的二元体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压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发达地区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北美等，他们担忧的是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开发丰富的资源。在那里，人口的增加可以使人均收入得到有效的提高，这就为世界人口的再分布提供了可能性。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人口的大规模迁移，1846—1930年间，有5000万以上的人离开欧洲，移居世界其他地方。主要流向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智利、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据估计，世界人口中，“欧洲裔人口”所占的比例从1846年的22％增加到1930年的35％。同一时期，数百万劳动力和商人从人口过多的印度和中国流入人口较少的东南亚、南非、南太平洋和其他地区。

人口的再分布有助于在有限的环境中容纳更多的人，并且使每个人得到更公平的发展机会。但这要涉及文化、政治和种族等等诸多问题，即使特意有组织地进行迁徙，要使人口分布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小规模的人口流动一直在进行。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的，我们应当消除偏见，鼓励合理的人口流动。

三、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没有资源，任何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发生。资源是形成一切活动的基础，每一种资源的用途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它的直接存在更为深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总是和特定的资源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并随着资源结构的变动而变化。具体地说，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相对水平的变化，会诱发出旨在以相对丰富的资源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源的技术创新，进而改变增长的资源基础。而环境则是各种资源存在的基础，它不仅指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要素，即自然资源，还包括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物质文化要素，如工厂、道路、城市及各项设施甚至废物。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就是这样通过资源利用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着持续的互动发展。

1．传统经济体系认识的误区。一则小故事可以充分说明我们过去奉行的经济增长原则的片面性，同时也可以折射出传统的资源、环境价值观的缺陷，以及对经济系统理解的误区。加里尼（O.Giarini）的捕鱼例子告诉我们^〔7〕，最初，由于人们在渔具等方面的投资和创新，渔业产量随之增大，但是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尽管对捕鱼的投资继续增加，鱼的捕获量将日渐减少，因为鱼群的总数和鱼的再生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继续增加捕鱼投资，随着捕鱼能力的提高，捕鱼产量不但不会增长反而会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这时捕鱼的能力越强，捕鱼工具越有效，就越倾向于摧毁鱼的总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悲性还在于，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更具体地说为了保持GNP或GDP的增长），人们会采用新技术和加大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产出（因为现行的宏观经济统计中投资是GNP的一部分），结果却相反，越高的投入，越少的产出。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尴尬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呢？真正的问题在于，在现行的经济体系中，人们从来没有把资源总量（上例中是考虑了再生能力之后的鱼的总量）当作一种经济价值来计算，资源总量的减少乃至毁灭也从来没有被当作一种经济成本考虑过。这在以前生产力不太发达，相对来说基本资源（上例中是鱼的总数）是无限丰富或不是处于下降状态时，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和投资行为也许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人类活动极度扩张的今天，许多资源已经不起如此规模的消耗，经济投资得不偿失的可能性已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们应将生态生产和经济生产、经济增值和生态增值统一考虑，将经济增长率建立在资源环境的更新率上。这正是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挑战。

另外，传统的经济福利观也存在一定的误区。同样以上面的捕鱼故事为例，当人类的投资超过鱼的再生能力的时候，增加的投资只会使收获的鱼的总量日渐减少，也就是说人们的福利水平在降低。但是有趣的是传统经济中用以衡量福利水平的指标GNP却可以持续增长，因为在现行的宏观经济统计中，投资也是GNP的一部分，投资的增加能拉动GNP增长。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乏其例的，人类的生产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而对治理污染的投资却体现为GNP的增加，于是出现了污染促进经济增长的悖论。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中，资源和环境是被作为外生变量考虑的。也就是说，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是建立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影响资源和环境的假设条件之上的。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资源和环境是我们活动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持续发展的实质也就是要求我们的世界经济体系把资源和环境等变量内生化。

2．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价值观。从本质上说，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维持乃至改善人类福利的自然基础，即自然资源的存量至少应当被维持在某种水平上，以使未来世代能保持与当代人同样的产出和生活水平。它不要求停止消耗可耗竭的资源，但要求这类资源储量的更新或替代；它不反对使用可更新资源，而要求资源使用以其再生能力为限；它不主张制止废物的排放，而主张在排放与环境的自净能力之间达到平衡。总之，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经济上长期运行的战略模式，即基于自然资源基础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支持能力而制定的发展战略。它不仅要求具备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战略”的一般内涵即经济规模的扩大（表现为GNP和人均GNP增加），还应当具备后来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质量的要求（表现为以效率促增长，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善，管理制度优化，贫富差距缩小乃至消除，教育、医疗和卫生保健事业普及等等），此外，它还应更加注重和强调发展的质量，即指人口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

要做到这些，现行的经济体系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尤其是对资源和环境的经济价值的再认识和度量问题，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资源环境的社会价值，才会发生所谓的“公共地的悲剧”。价值范畴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杠杆，一直只在商品领域内出现，人们认为，只有商品才具有价值。这种片面的观点让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存在许多误区，在生产上，目标是以最少的耗费获得最大的产出，结果是对资源的浪费而缺少基本的环境污染控制措施；在消费上，认为自然资源和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垃圾容量也是无穷无尽的，结果使能源危机和资源枯竭。

要改变这些观念，光靠说教是没有用的。必须对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进行深入研究，并把这些变量在经济系统中内生化，使得经济体在追求产出的极大化和成本的极小化同时考虑资源和环境价值，使得在计量产出和成本时，考虑资源和环境价值的产出和消耗。

3．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管理。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表现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仅是栖居者，而且是操纵者。人类应善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合理管理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平衡，最终保护人类自身。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前，环境问题基本上被看作一个由于工、农业发展而带来的污染问题，所以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运用工程技术去减少污染，即认为环境保护工作主要就是治理“三废”和控制噪声。斯德哥尔摩会议对此有了新的深刻认识，指出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决污染，而要用一种更完善的方法从发展过程上去解决环境问题。

对待环境问题的基本的见解应该是：第一，人类应该利用自己的环境，用科技进步条件下生产日益发展的手段，去满足日益发展的一切基本的需要。第二，人类在利用环境资源去满足需要时，不能超过自然界的耐度的外部局限。协调这两个目标的方法，就是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可分为：（1）环境资源管理。包括可更新资源的恢复和扩大再生产，以及不可更新资源的节约利用。当前资源管理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资源使用的不合理。因此，环境管理的目标之一，是对已拥有的资源按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果进行选择，使资源实现最合理的配置。资源不合理使用的结果，是资源的过早枯竭，包括动物和植物的退化和物种的灭绝，因此有必要恰当地利用现有资源，尽力采用对环境产生最小的有害影响的发展技术。尤其重要的是，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合理制定长期综合性的计划，特别是规划水、空气、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综合利用计划，使经济社会获得最有效的协调发展。（2）环境质量管理。指为了保证人类生存与健康所必须的环境质量而进行的各项管理工作，包括环境监测和预测、环境评价以及为保证环境不受污染而进行的各种立法、执法及监督检查工作。当代环境管理开始趋向把防治局部的环境污染与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结合起来，同时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四者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采取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政策。

4．可持续发展的代内公平和生态外部行为。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代际公平，即当代人的发展要以不影响后代人的发展为前提；同时要求代内公平，即同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但由于当今世界存在着独立的政治上的国家主权，这一方面还做得很不够，主要表现就是发达国家在对待资源环境问题的外部行为。

发达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环境问题的防治提供了必需的财力。环境问题属于国家主权范畴，有效的防治措施只能由一国政府在本国范围内实施。发达国家先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治理环境污染、开发环保技术、限制污染环境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等等。

这些举措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国内环境，与此同时，他们却转嫁环境污染危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主要表现为：第一，由于发达国家环境立法的不断完善，产品的成本相应提高，他们的跨国公司就利用发展中国家环保意识淡薄、环境立法的不完善、环境标准低、缺乏外汇和急于脱贫的心情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1983年美、日、英、德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投资中的1/4是投在化工部门；或是在投资时使用发达国家国内已不再使用的高污染但成本低的技术；或是在发达国家生产他们内部已禁用的产品（如DDT）再全部销往发展中国家。第二，将资源破坏型企业建于发展中国家，再进口以满足其国的需求。如日本国内明令禁止生产他们所开发的“一次性筷子”，却在我国建立合资筷子厂，仅1996年就从我国进口200亿双。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65％，而我国仅为13％，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均森林面积仅列第119位。发达国家此类自私行为从长远看是损人又不利己的，因为自然资源的破坏（如森林面积减少）将引起一系列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严重生态恶果。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生态环境的外部负效应都是由全人类共同承担的，如“臭氧层空洞”和“温室效应”。地球的完整性和人类的相互依赖性表现了人类根本利益的共同性，地球上每一分土地以及海洋、森林、大气等等都是全人类共有的，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拥有的。我们应当相互合作，共同建设美好的未来。

四、知识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社会在经历农业经济的漫长、工业经济的辉煌之后，正逐步迈入一个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知识经济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迅速发展，一种主要取决于知识资源的开发、运用的知识性经济正在逐渐发展形成，并日渐成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1．知识、知识产品和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基于知识资源的开发和运用的新型经济，因此知识和知识产品的概念是其主要的基石。然而，什么是知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下过许多定义，其中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的定义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OECD专家把知识总结为四个K，即Know-what（知道什么）、Know-why（知道为什么）、Know-how（知道怎么做）和Know-who（知道是谁）。

有了知识，才会有知识产品。所谓知识产品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也可以说是知识化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产品主要可分四大类：一是科学思想、理论、文化艺术，主要表现形式为著作、论文、绘画、书法等等；二是技术工艺，如技术原理、方法、设计方案等等；三是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劳务；四是知识为其主要投入的物质产品，如机器人、无土培育的植物等。而知识经济则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知识产品的生产在其中占主要地位的经济体系，即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

对知识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的探究，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在20世纪60年代索洛教授发现，仅用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是难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即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索洛残差”（Solow's residuals）。索洛把这一残差归因于技术变革。但技术变革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近50年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旋律。直到80年代中期，罗默把知识增长内生化引进经济增长模型以后，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他在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后，在他的模型中引进了知识（Knowledge）这个变量。由于知识既源于生产过程，又源于资本本身，即由于市场存在着不完善性，企业之间、生产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使知识的不断积累成为可能。又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而且它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因此，在罗默模型中，技术不断进步导致了经济可以持续增长，从而很好的解释了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在罗默的研究中，开创性地把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为后人认识和研究知识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相对于以土地和劳动力为主要资源的农业经济、以资本和自然资源为主要投入的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则是以物化的知识（即人力资本）为主要资源。如上所述，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即为人所掌握的知识量的大小。知识及知识产品作为商品有其独有的特点，首先，知识可以重复使用，使用知识并不消耗知识本身，反而有可能在使用中获得更多的积累；其次，知识具有不可逆性，即知识一旦产生，就不会减少，从而具有无限的累积性；第三，知识具有不完全排他性。所有的物质商品都具有排他性，但你拥有一种知识，不排除他人也同时拥有此知识。

正是由于知识的以上特性，反映在以知识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要素的知识经济上，则是投入要素无限地可反复使用、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以及知识要素的报酬递增规律，而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大量的经验研究也充分证明了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丹尼森和美国劳工部曾对1948—198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和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2％，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37％），若把投入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贡献也包括进去，则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高达63％。巴罗的一项跨国研究也支持了以上的结论。他运用初、中等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指标，对98个国家和地区1960—1985年间入学率与人均GN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了多项回归分析，发现在起始GNP为既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其起始的初、中等入学率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并不是主要由资源禀赋、物力资本等差异引起的，而是因为各自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不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太少或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太慢，则它不仅难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连摆脱经济停滞的厄运也十分困难。

知识经济和人力资本不仅为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保证代际发展的公平提供了可能，而且对代内收入的公平分配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会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最初，由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很大，时间较长，因此再投入之初，其产出相对于投入来说是不成比例的；但是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其边际报酬是递增的，最后人力资本的报酬在各种要素报酬中会占有压倒的份额，从而收入几乎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成正比。人力资本之所以会有分配平等化的功能，是因为人力资本在人群间的分配要比物力资本的分配更平等，因为不像物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可以通过积累而扩大并仍高度集中于所有者手中，人力资本在任何规模上的扩大都必须内含有它在人口中更为广泛的分配。所以，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收入分配会最终趋于平等。

对此我们可以八个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的实践为例加以说明。这八个经济实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即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三个新兴工业国家即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它们在自然资源、人口、文化、经济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但在1960—1985年这20多年间却惊人一致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的有机结合。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1960年以来，HPAEs的增长速度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快1倍，比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将近快2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快5倍。历史上这种集中的区域性增长是极为罕见的，据有关专家的理论估算，也许只有1/5的概率。但更为罕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也得到了改善。比如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台湾省从1964年的0.305下降为1985年的0.271，印尼从1964年的0.333下降为1984年的0.308，香港从1966年的0.49下降为1976年的0.43。创造平等与效率兼顾这种“东亚奇迹”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一条是它们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的重视，正如世界银行在一份专题报告中所指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普及而带来的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基本原因。

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缓解和克服贫困的有力手段。除老弱病残者外，使一个人陷入贫困的原因虽然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受教育程度较低。比如在泰国，贫困人口的99％以上是没有受过教育或所受教育低于中学水平的。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的贫困人口都是文盲。我国下岗职工中不能很快转到新的工作岗位因而处于贫困状态者，绝大多数也是文化程度不高或没有一技之长。所以，“要想脱贫，先受教育”的观念是应该推广的。

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人力资本对这种和谐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的积累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人类和自然环境关系的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自然资源被过度利用或利用不足。因此，使人类和自然环境关系和谐的途径，一是减少某些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是提高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程度，而这两条途径又都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密切相关。减少某些资源的开采和利用，要求我们必须寻找出这些资源的替代物，比如用人工大理石代替天然大理石，用人造革代替动物皮等。这种替代要求有一定的技术，更要求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因为如前所述，技术的进步最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先进的技术还能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在100多年前人们只能用平炉炼钢，效率很低，产量增长只能通过多建平炉和多用煤、矿石来实现。目前，炼钢技术获得了革命性创新，与平炉相比，增加相同产量，能源、原材料等的消耗已大为下降。不仅如此，新的炼钢技术还大大减少了污染，从而使自然环境变得较为纯洁清新。

即使技术水平为既定，仅仅是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能较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因为许多研究业已证明，一个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科技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就越快；一个工厂或车间工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产品合格率就越高，浪费就越少。

基本概念

经济增长的自然限制　经济增长的社会限制　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源　知识产品　知识经济

思考题

1．简述麦多斯经济增长有限论的主要观点。

2．简述希尔斯经济增长有限论的主要论点。

3．试述经济增长有限论的内容，并作简要评价。

4．请你谈谈世界人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与世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看法。

5．简述制约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因素。

6．试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

注释

〔1〕　G·门施：《技术僵局》，剑桥，马萨诸塞州，1979年版，第73页。

〔2〕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3〕　李嘉图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1—72页。

〔4〕　罗志如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罗志如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　罗志如等著：《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　朱启贵著：《可持续发展评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