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酝酿上海“十二五”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历史的积淀，又要正视现实的矛盾与问题，更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若干关系。
一是人口规模与人口布局的关系。人口的主要问题在于“三个压力”：总量扩大的规模压力，老龄化程度的结构压力，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的布局压力。怎么办？一要适度放开人口总量，改善人口的年龄结构，保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二要引导好人口布局，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应适当控制，郊区应适度放宽。中心城区人口总量实现动态平衡；郊区人口实现总量突破。
二是城市形态与要素流动的关系。目前，全市经济社会要素的流动是不匹配的。比如一部分存量和增量的制造业产能溢至郊区，但并没有带动相应的劳动力和人口到郊区城镇去居住和生活。考虑到城市整体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加快城市形态创新和战略布局调整，从而对经济社会要素流动起到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三是城镇规模与城镇布局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应该从小规模分散化的老路中走出来，集中建几个中等城市，形成中心城—中等城市—节点城镇的城镇体系。在城镇布局上，要形成“哑铃+葫芦”型的节点城镇体系，即以轨道交通为轴线，连接中心城区和中等城市，中间再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节点镇。如此发展模式，能够使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设施建设形成相互依托、相互推动的格局，才能使人们工作、居住和生活的“属地化”。今天的新城建设，应该是中等城市建设。
四是经济增长与动力替代的关系。长期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似乎掩盖了增长动力替代的紧迫性。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近极限；国际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又说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也不容乐观。动力替代源在哪里？在于创新，在于消费。要积极开拓新的消费热点，创造新的消费载体，挖掘新的消费内涵。
五是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关系。从产业结构来看，上海从昔日的工业重镇，到三、二、一产业发展思路，最终要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都充分印证了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因此，“两个优先”发展，应该管很长一段时期。从产业布局来看，要形成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业高度化和郊区的先进制造业规模化的“双重格局”，并进一步深化、细化全局观念。同时，产业布局还要同新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中等城市应成为产业布局的重点。
六是产业发展与商务成本的关系。社会成本是刚性上升的，关键要做好两篇“文章”。一要抓好产业选择。重点要解决好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低附加值产业与高附加值产业之间的替代等。二要抓好城市形态和布局的创新。如果全市空间布局结构的发展屏障被打开的话，就可以利用郊区要素成本较低的落差，对中心城区商务成本的抬升起到反制作用，从而形成全市商务成本的控制力。
七是企业发展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国资、外资和民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起到此消彼长的作用。因此，需要改变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外资不少，国资不强，民资不足的局面，把未来发展的思路聚焦在民资做大，国资做强，外资做优上。只有资本结构形成了相互替代、相互推进的局面，经济增长才会形成可靠的支撑。当前，更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和上海市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切实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切实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问题。
八是城市建设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当前，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收入、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社保和人居环境等方面。怎么办？一要贯彻落实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要多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倾斜、多为农村建设提供资金、多为农民收入增长打开门路、多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二要探索“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路径。
九是上海发展与大都市圈的关系。上海的未来发展，还应当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域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实践证明，只有依托长三角，上海才能获得稳定发展；只有服务长三角，上海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离开了周边地区广阔的、强大的经济腹地，上海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只有依托长三角广大腹地的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集聚和辐射两大功能，发挥好长三角核心城市作用。
（原文刊于《解放日报》（专栏），201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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