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影响

四、欧洲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影响

欧洲货币体系自1979年建立以来，不断扩大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1989年4月，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向12国财政部长提交了“关于欧洲共同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实现欧洲经济货币同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所有成员国的货币能够自由兑换；（2）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金融市场一体化；（3）固定汇率制。这些条件满足后，才可以建立联合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该报告还提出分三个阶段实现经济货币联盟。为此，1991年12月9～10日，欧共体12国首脑，在荷兰的小镇马斯特里赫特就建立内部统一大市场后，进一步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达成协议，史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为“马约”）。

“马约”分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两方面内容。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是在欧盟建立一个负责制定和执行欧盟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并发行统一的货币。为实现这一目标，“马约”要求分三步走：第一阶段，从1990年7月1日到1993年12月31日，主要任务是所有成员国货币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形成欧洲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第二阶段，从1994年1月1日到1997年，要求进一步实现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建立独立的不受政治干预的欧洲货币管理体系或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负责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缩小成员国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1999年1月1日，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和独立的中央银行。

“马约”还规定了进入第三阶段的条件或标准：①通货膨胀率不能高于上一年欧共体3个最低国家平均水平的1.5%；②政府长期债券的利率不能高于欧共体3个通货膨胀最低国家平均水平的2%；③上一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必须小于3%；④公共债务的累计额必须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⑤货币汇率必须维持在欧洲货币体系规定的幅度内，并且至少稳定两年时间；③其中央银行的法则法规必须同“马约”规定的欧洲中央银行的法则法规相兼容。1998年5月欧洲理事会宣布欧盟15国（包括瑞典、芬兰和奥地利）中已有14个国家达标，有11个国家自愿首批加入欧元区。

1994年“马约”规定的第二阶段如期启动。1995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为欧洲统一货币正式命名为欧元（EURO），并决定“马约”规定的第三阶段分三步进行，最迟于2002年元旦，欧元纸币和硬币开始流通，各成员国货币经过半年过渡期后退出流通。1997年10月，欧盟15国外长正式签署了《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对“马约”进行修改和补充，为今后欧元的稳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1998年5月，欧盟布鲁塞尔特别首脑会议正式批准11个成员国首批加入欧元区。同年7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欧元区各国中央银行成为欧洲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1999年1月1日，欧元如期启动。

欧洲货币体系是一个以欧洲货币单位为核心，以汇率运行机制为主体，以信贷体系欧洲货币基金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使欧共体国家结合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货币集团，它不仅对欧洲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一是促进了欧洲共同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设，推动了欧洲国家政治联合的发展。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使成员国在货币金融、财政税收、国际收支、农业等各方面更加密切地合作，政策更加协调，对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和政治联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稳定了欧共体国家货币的汇率，促进了各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欧洲货币体系采取了双重的汇率干预机制，放宽了对弱币的波动界限，并扩大了信贷机制的资金力量，因而更好地保证了成员国货币汇率的稳定。据欧共体统计资料表明，在1979—1983年间，体系内成员国货币对马克的月平均汇率变动幅度仅0.5%－0.8%，而体系外的美元、日元和英镑的月汇率变动幅度则三倍于此，达到2.4%－2.7%。汇率体系的相对稳定，有力地抑制了欧洲的外汇投机活动，减少了外汇风险，促进了共同体内部商品、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贸易和投资的顺利进行，并推动了各国经济均衡稳定的发展。

三是加强了欧共体国家货币的作用，打击了美元的霸权地位。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主要使用成员国货币而不是美元作为干预货币，汇率稳定的标准是欧洲货币单位，而欧洲货币单位货币篮子中不包括美元，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美元等外部货币汇率波动对共同体的冲击，同时也缩小了美元的使用范围，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四是发展了区域性的货币体系，推动了全球性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进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对浮动汇率制是一个有力的挑战，它改变了传统的僵硬的固定汇率，采取了有弹性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并强化了稳定固定汇率的措施。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体系，它在稳定成员国货币汇率、协调各国货币政策、调节国际收支、建立储备资产等方面的改革尝试，为全球性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可操作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