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劳动与新社会协作关系

非现场经济是由智慧劳动引起的,是相对于质能经济的新经济表现形式,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现象,其核心因素是智慧劳动。

《新华字典》(第10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这样解释“智慧”(wisdom,wit)：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一个质点系统组织结构合理、运行程序优良以及产生的功耗比较大的描述。

智慧是一种能力,是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应能力,它并不局限用于人类,任何有生命迹象和无生命迹象的物体都有这种环境的适应能力,只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或高低不同罢了。

因为这种能力将直接影响到各种生物体在环境中适应的现实和以后,而人类则不仅为了现实环境,也为了明天和未来将发生的环境适应提前作准备,是高级别的主动适应。

这种高级别的主动适应能力,也就逐步形成了人们“以发现、创造新事物为目的的人类运动”,我们称之为劳动。于是，智慧就集中表现于劳动之中。

劳动使我们生活丰富多彩,劳动锻炼和造就了我们人类。

人的伟大其实就在于会劳动、能劳动和爱劳动。没有劳动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能体现劳动的生活是充满幸福的。

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是有价劳动还是无价劳动,都是可贵的和值得珍惜的。

劳动证明我们不懒惰,劳动说明我们不贫穷,劳动表明我们不落后。

只要我们想进步、想拥有、想改变,劳动一定能够为我们实现。（选自《千华随笔》）

劳动是能够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劳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人类智慧的具体体现。

因此,智慧劳动也就是指：人们为适应环境而作出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运动的最新境界，是智慧累积在劳动形态的集中表现。

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智慧劳动不仅是人类适应当今最新环境的能力,还是一种高效快速的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新时代催生了新劳动形态。

新的劳动形态产生了新的效用,也产生了新的劳动属性。

这点,我们可以先从消费行为的延伸现象观察分析,进而对新时代里这种新劳动属性的变化开展探讨。

一次随手的直销经济的杂志阅读(忘了是什么杂志),我偶然地看到了“消费价值”的提法。提出者认为“消费价值”概念是指当一个消费者通过购买参与到网络直销企业的业务经营过程中进行消费时,为他人带来了“参与购买、进行消费”的经营性价值。即在网络直销型企业的市场行为中,通过参与者的消费行为本身,也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利润收入。

显然在这里：这种消费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行为。

这又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引起了笔者对消费行为的再认识。

这种具时代特征的消费行为,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获取,而是消费行为既给他人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消费者本身带来了利益。

特别是在智慧经济时代,这种“消费行为融合了商业行为”的现象越来越普及,已经不再局限于网络直销的积分或再积分,而是渗透到游戏、点击率奖励、阅读奖励、应用奖励以及其他具有带动性的消费行为奖励等。

这种时代的消费现象特征,不可思议地冲击着我们的一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这“消费属性”的问题。

这“消费属性”中是否具有阶级性？是否具有劳动的属性？也就是说，消费行为在特定的情形下,可否也视之为是一种特殊的或属于劳动的一个侧面？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阐述了剩余价值仅在“产业劳动过程”形成的学说,并进一步阐明了商品流通只能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的环节。

重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笔者以为：消耗是指物质因使用或受损失而渐渐减少,这里的物质既包含有形的物质世界,也包含无形的能量和精神,消费是为了生产或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以,消费行为的本身不带有阶级性,犹如生产资料(如机器)的本身不带阶级性一样，这是一种商业行为的体现。

消费行为的过程,不乏含有剥削者利用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来实现堕落腐化的生活目的,但整体上消费行为的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劳动力滋养功能,它是一个使用价值向劳动潜能的转化过程。

人们消费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虽然在主观动机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主观需要,但在客观目的上是为了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劳动能力,更直接的意义是为劳动过程积累必要的劳动潜能。通常把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为劳动潜能的过程称为消费。消费过程中产出的劳动潜能与投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比值,这个比值就是该消费过程的消费效益。

消费效益反映了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增长比例,反映了消费者是否充分有效地将自己有限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为尽可能多的劳动潜能。如果消费者是一名拥有基本生活常识的普通消费者,他在消费过程既没有任何新信息的注入,也没有任何旧信息的流失,那么他就只能将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等量转化为劳动潜能。

因此某些消费行为本身中的一部分内容也就具有了某种劳动的属性。

当代消费行为体现的不仅是“消费价值”的问题,而应当是此时的消费已融入了部分的劳动属性,消费行为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劳动的新形态。

尤其是非现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消费行为这一方面的属性,在网络型商业模式,特别是无形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因为当今时代的消费行为掺和着劳动的属性,所以我们的消费行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同样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利益的,都是合理的劳动所得了。

因此,不论是产业劳动和非产业劳动均有了共同致富的理论出处了,原本单纯的消费行为就成为现实的消费劳动属性，也就说商业行为的另一表现形式……新消费行为也可能演变成一种新的劳动形态。

有了“消费劳动属性”的新理解,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智慧经济系统”中的各种非现场制作、非现场推销、非现场应用或应用推广和各种非现场消费等的行为也就带有了某种劳动的属性,它们的所得同样是劳动的所获,而不是“不劳而获”!

它是我们新时代更大进步、更高拥有、更深改变的唯一源泉,推动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经济主导,还培育着新劳动力资本的主导。

智慧劳动是新时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高级阶段所带来的新权利和新义务内容。

智慧劳动的实践,追求的是智慧的直接应用,追求这种人类特有能力的应用效能最大化。综观人类的劳动发展史,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一部智慧信息的发展史,人类最早的信息也是全部来源于生物进化,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劳动促进了人的手与脚分工,使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劳动促进了语言的产生,加速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劳动促进了大脑和机体的进化,加速了信息的积累与处理。由于生物进化过程非常缓慢,它所产生的信息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类劳动可以看作是信息的唯一来源。

人类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和生理劳动都可以凝聚一定的信息,因而都可以产生价值增值,其中生理劳动凝聚的信息通常是以生理信息的形式凝聚于人的机体之中,主要表现为机体健康性、身体灵活性、感官灵敏性、环境适应性、思维创造性等方面的加强,有时也表现为缺陷器官的修复与强化、体液与组织的弥补和替代等。

人类在实际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行为方式的变换与思维方式的变换来形成信息,通过价值判断与价值评价来选择信息,并通过经验和能力等方式来贮存和传播信息。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发展和完善各种形式的扩展耗散结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社会关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来形成信息,通过价值判断与价值评价来选择信息,并通过科学与技术等方式来贮存和传播信息。

因此,“统一价值论”认为：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包括人类机体的生物信息)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本身。

智慧来源于劳动信息的积累,劳动信息的积累是前人对某些事物的认识经验的总结,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

知识是智慧的源泉,拥有知识不等于就拥有智慧,只有我们完成了对知识的整个认知过程和加以实际的应用才是真正的智慧劳动。单纯地拥有知识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有拥有智慧并去实践智慧劳动,这才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必然。

智慧劳动是人们对未来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知速度和精准度,这种速度与精准度直接决定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可能性,由知识积累的智慧劳动也就成为了人类不断追求的最终结果。

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到了智慧经济时代,信息积累达到了空前。为了实现人类智慧的共享,让知识成为智慧而产生更多的新知识,也让智慧劳动产生更大的智慧应用效能,智慧共享体系也就顺势诞生了。

智慧共享系统是：在智慧经济时代,由“有智慧”和“无智慧”的质点联合组合构成的某种空间结构。是这些质点在ICT技术的支撑下,按一定的规则、一定的顺序和特定的方向运动,以最小的系统内耗和最大的系统功效来实现智慧劳动的最大效能。

这个智慧共享体系不是简单的信息共享体系,前面我们讲到了信息时代的主要功能是信息交互,信息共享属于信息时代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说单纯的信息化体系(包括信息化管理体系),不能替代智慧共享体系。

智慧经济时代的主要功能由信息交互转移到了智慧应用这个功能上,因此智慧经济时代的智慧共享体系是智慧发表和直接应用的共享平台。

这种应用共享功能使得人们不仅能在这个共享平台上能快速、廉价和全面地获取各种信息,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获得最低成本的便捷应用。

这样使得原本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公众服务平台演变成了真正的知识共享和知识成果的共享。知识成果的共享使得无直接效益的公共平台进一步成为一个知识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的有偿服务平台。

它使一个信息交互的平台演变成了经济活动平台,其核心要点是超越了知识共享,而实现了“智慧成果”的共享,实现了智慧的应用性共享,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飞跃。

信息共享和原始的知识共享飞跃到“智慧成果”共享,就是知识成果的快速应用,且成为有偿的智慧应用。人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共享体系获得创造新智慧新应用所需的各种信息元素和技术元素,还可以用极低的代价通过智慧共享体系,将自己的最新智慧成果直接进入一个无疆界的庞大应用市场,使得智慧劳动的综合成本大大降低,人们的劳动效益由此而大增。

也就是说信息经济和技术经济的支撑中心点,正发生重大变化,随着这个中心点的转换,其研究的对象的外延和与社会协作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我们可以看到：以智能应用为中心的智慧经济的新外延,与传统信息经济时代的原有外延发生了变化。

随着这种社会现象的加剧,作为既是生活者也是劳动者的个人与社会各层面的协作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智慧经济时代的智慧技术应用,推进了智慧共享体系的完善,提高了智慧劳动的效能,扩展了传统信息经济的应用局限,增强了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和渗透范围,紧密了劳动对象层与生活层的粘连度,将原本分离的两个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出现了两者融合的趋势。

此时,单就劳动形态看,有时我们很难分清这是劳动行为还是生活行为了。

非现场经济下的社会协作的新关系示意。

这里,劳动对象层与生活对象层通过智慧技术这个桥梁被连接在了一起,促使了“生活者也是劳动者”(中心区域)快速膨胀,呈现了(中心区域)逐步覆盖的趋势,两个对象层日趋融合同一。

这种同一性趋势的效果,在智慧经济时代里,出现了某些原本看似单纯的生活行为也出现了创造经济效益的现象。

比如：曾有个小孩在玩网上游戏时,由于玩得水平高,赢得了不少游戏装备,他通过网络边玩边卖他的游戏装备,据说他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现在靠他玩游戏还支撑起这个家庭的日常经济开支。

再如一个退休老太足不出户直接网上从事股票交易；一个旅行者利用随身携带的智能移动终端,即时瞬间地交割各种有价单据。

这些是生活游戏还是劳动？是属于生活行为还是劳动行为？

是退休者、旅游者还是属于正在就业？

运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我们该如何界定这些新时代下的新经济现象？

原本的动机是丰富生活,是休闲,却客观实在地具有劳动的属性。

他们到底是失业者还是就业者？

这个现象已经充分表明：我们的生活者属性和劳动者属性正日趋同一。

新的生活形态和新的劳动形态调整了我们社会协作的关系,这种新的社会协作关系的进一步,最终促进了劳动的商品化同时也催化了生活的商品化。

生活的商品化出现,决定了新的社会协作关系,新的社会协作关系也必定带来新的社会经济变革。

我们的与劳动力理论、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也必将会随之而调整,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新时代下经济学体系。

我们以前谈的信息经济基本是围绕“信息”两字,社会上流行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围绕“信息”及其与信息相关的各种产业或由此产生的各种表面现象。

而今天我们的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围绕“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而展开的。

研究的是智慧劳动结合智慧共享体系的效能发挥,所带来的新经济现象以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协作关系的变化,而带来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新变化。

它是一次对新时代下的经济学体系补充和完善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