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争议

李华芳

最近这几年关于“中国模式”争议纷呈，尤其是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意识形态上习惯了“冷战后遗症”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陷入了亢奋癫狂的状态。有些争议当时看似热闹，其实并没有真正推进对中国模式的理解。这篇文章在时隔几年之后来回顾围绕这个主题的争论，希望能推进对这个话题的理解。

1　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模式？如果没有各自清晰的界定，容易陷入各说各话的境地，可惜的是，这也是何以之前的争论并没有针锋相对的原因所在。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要回到“华盛顿共识”这个话题。在1989年的时候，世界各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政治上的重要变化，东欧和拉美诸国最终离开了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是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用以指导拉美变革后的经济改革，他的主张包括“国企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以及防止通货膨胀”，这些经济主张意在“帮助”当时的拉美国家，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力支持，由于这两个机构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附加的经济政策也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大量推行。由于这在现实中被广泛接受，也成就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这一共识引发的后果至今具有很大的争议。

在发展中形成“依附”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以及带有“阴谋论”色彩的西方刻意造成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陷阱”而始终无法赶上西方，是对“华盛顿共识”最大的挑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08年开始的这一轮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也对在“华盛顿共识”之下的增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表现依旧强劲，似乎提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一道路被高盛公司的顾问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称之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雷默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提到了“北京共识”中最重要的三个特点是“创新、民生、自主”。

雷默实际上并不认为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说中国的经验里充满了灵活应变的经验，更像是一种务实的处世方法而并非一套所谓的成熟理论。这个解释经常被没有研究过雷默报告的光听“北京共识”的人所忽略。不过从雷默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北京共识”，因为这一混乱充满矛盾的说法尽管提出一些特征，但并没有统一固定的内容。例如针对创新，雷默实际上并不特别强调制度和管理上的创新。而对于中国发展并没有统一目标而陷入混乱的状况中，雷默提出由于中国不可能达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衡量标准，因此也无法局限于GDP增长，需要追求其他的目的，用生活质量而不是用人均GDP来衡量发展，但雷默又并不区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不同，缺乏更多的细节去支持其论证。另外在国际秩序中，中国并不依附追随，而是坚持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强硬。

实际上，雷默的报告还论及其他方面，例如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并拥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例如大量的美元储备。在这篇充满物理学比喻的报告里，却没有一个关于“北京共识”的精确定义。这种模糊性和概念中的张力与“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通俗点来说，就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说法没有统一的答案，这或许也是后续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看似热闹实际无交锋的争议的原因所在。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赞成和反对中国模式的两方到底在说什么，或许能够回答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这个问题。

2　一言道尽张维为，逻辑惊悚不足观

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以令人惊悚的逻辑阐释了他眼里的中国模式，尽管在我看来这一话题完全超出了作者能力能驾驭的范畴。张维为当然也未能定义什么叫中国模式，但也在不同场合屡次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保持稳定、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正确、市场经济以及对外开放。与多数不学无术的只有观点没有论证的说辞一样，八大特点中间相互影响乃至相互矛盾之处，均没有得到妥善论证和处理，乃至显得有点杂乱无章。在针对每一个特点进行阐释的时候，多下断语却没有谨慎的论证，以至于让人得出了错乱的印象。

例如在论及实践理性的时候，张维为就犯了“顾名思义”的错误，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实践理性”在康德哲学传统中有特指，乃是实践主体的“意志”。而张举了个例子想说明中国模式是有实践理性的特征，说中国的改革都是先试点后推广，不仅实践主体已经不对，更不是针对“实践主体的意志”而言。当然这样的辨析实际上太抬举张维为了，我并不认为其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张维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还令人“震撼”表明：世界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党制和一人一票实现现代化。这种论述的错误并不是仅在表面上与历史不符合，例如说美国实现了现代化，也有多党民主制；而是说在民主制度和现代化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并不清楚，自然不能拿来当成靶子批。

这种震撼型的论述在张维为那里并不少见。在论及强势政府时，张提到中国的强势政府是能为本民族长远利益而制定政策的政府，撇开政府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暂且不论，也可以客观上观察到中国赤贫人口的减少，但由此得出推论“连计划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削减贫困”就未免太过骇人听闻了，这中间惊险的逻辑大跃进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延续到了张关于“良政”问题的论述，张认为中西之分不在效率而在是否良政，而是不是良政则在于是否为人民服务。那么为人民服务到底要怎么衡量呢？在一堆套话中你很难发现已经非常成熟的标准之一“问责”。大部分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都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党对问责而言非常重要，但没有人解释中央政府的责任谁来监督和制衡的问题，只是归结于中央政府和党的“中性”性质，也就是没有私利。如果是中央政府和党没有私利，那么何以到了地方就会出现腐败呢？如果说地方尚有监督条件下都能出现陈良宇案这样的大型腐败案件，那么没有监督的地方又会有怎样的灰色呢？总之，张关于良政的论述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理支撑，而落入了口号的俗套。

但真正让人震撼的还远不是书中罗列的用来注水的大量媒体报道，而是关于“文明型国家”崛起的论述。让我先从稳定和渐进改革说起。大体上中国改革期间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社会，这个观察不错，尽管也有内部的社会运动，但至少没有大型的对外战争。根据张维为的看法，由于中国采用了“共产党加市场经济”的模式，比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更有作为，没有上所谓的休克疗法的当主要是由于邓小平利用了现有体制中可以利用的部分。但这些“现有体制”中可以利用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得益于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中的精华部分也在此，根据张的说法，“这个文明国家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会照搬西方模式，会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并且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要使得张所谓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能够成立，就必须要证明中国的文明一直是延续的并且没有中断过，不仅唐宋元明清是一个逻辑，而且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也还是一个逻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直到文革后也没有中断儒家学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能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处找到说法，简而言之，外国思潮对我们没啥影响，马克思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也已经被我们创造性转化。换句话说就是有“中国特色”并且“与时俱进”同时又是“五千年文明的延续”，这样一个无法用言语概括的怪胎就是张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中国模式”。并不是把汉字排在一起，弄上250页，它就能叫一本书的。如果说阅读本书真的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一个人识得几千字后应能从阅读此书中获得智力上油然而生的优越感。

3　三纲四常十二支，模式实是潘维体

另一位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潘维的论述，则要相对而言系统很多。在其主编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一书中，潘维系统阐释了他的“中国模式”论。有意思的是，潘维也认为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这既包括几千年代王朝史、也包括60年来的试错以及已经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潘维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新版的中华体制。但这其实是一种“捣糨糊”的说法，由于时段跨度太长而用统一模式来概括，其结论未免会显得可笑而不自知。因为在这样长时段的时间序列里，自相矛盾和冲突的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农民革命与改朝换代显然不是试错，而什么是被中华文明吸收消化的外来文明同样有待细查，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潘维的这一番论述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与张维为也没有太大区别。

但当潘维把目光聚焦在共和国60年的时候，其看法值得一说。潘维充满了乐观和自信，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并且雄壮提出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以及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和社会两分”。我认为先不必急于求成讲挑战了什么经典定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部都充满张力，科斯未见得同意市场与计划的两分，如果计划是被限定在企业内部的管理的话；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也受到治理范围的限制，但一般而言的确无人反对民主制度是反专制的，或者说尽量避免专制之害；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界吵得一塌糊涂，至少米格代尔（Migdal）之后，两分法早就过时了。所以这类中国模式挑战了经典理论的说法是存疑的，太过任意拔高了。

潘维将中国模式分解成三个子模式：国民经济模式、民本政治模式以及社稷社会模式。并且这三位一体的独特模式尚不是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还要加上中国思想模式以及颇具特色的中国外交模式，但潘维并没有讨论什么是中国思想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外交模式到底特色在何处。

不过在国民经济问题上，潘维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即前后30年是不是连续的，用后30年打倒前30年是不是有问题。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后30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60年来的成就？潘维的观点很明确，成就是60年的。我觉得有两个大幅下降是这种统一时段的模式没有办法解释的，第一个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二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且之所以有前后30年的划分，主要是计划经济模式转型到市场经济模式，逐渐从控制命令型经济往发挥市场作用的方向走，区分前后30年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毕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不过潘维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只是从前3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超过6%推出这为后3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接近两位数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的理由是工业政策的一致性。在我看来，这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即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以及产业结构的外向型调整，尤其是重工业的转向以及出口贸易行业的兴起，这很难说是一以贯之的工业政策。

潘维还任意改变了古典增长模型，以适应其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纲之下各有四个分支。在古典增长模型中主要考虑土地（生产资料）、资本和劳动力，潘维认为应该增加一个“企业”作为第四个要素，实际上企业在经济学的处理上往往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函数，而企业家才能中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能将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所以增加企业作为第四个要素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并且也造成了变量之间的自相关性，却在后头没有得到解释和处理，因此只能说潘维的这个国民经济四个支柱的理论构建不是很成功。

潘维对四个支柱的进一步解释也让人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潘维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后两者容易理解，但潘维认为前两者是其别出心裁而很多人视而不见的。比如潘维认为国家通过对土地及生产资料的控制和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工业基建的低成本，但事实情况可能不是如此，土地财政的逻辑比较符合地方政府卖地求发展的特征，因此尽管可能维持了工业的低土地成本，但却造成了由于征地引发的一系列不稳定事件，从河北定州案、汕尾太石村到最近的乐清寨桥村和陆丰乌坎村事件，都表明国有土地体系并不是稳定的保障。

同样，潘维对国有金融体系和大型企事业单位能较好的支持国有企业、国防以及大量的民生事业，防止被西方操纵，并且获得了与西方巨头相竞争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观察同样也是错漏百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国有部门的多元化，如果不是民营化的话。以四大国有银行上市为例，这与潘维所说的相反，更多走向依靠市场而不是依靠国有。至于搬出史上的“盐铁官营”用来说明中国模式中国有成分的历史悠久，恐怕也是找错了方向，体制完全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我不太理解的是，在谈及中国模式时狠命强调共和国60年，而在述及具体经济时穿越到封建时代找证据，那种源远流长的文明根源论本质上或许是一种精神上的思乡病。

为了解释这种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潘维对应提出了民本政治模式，主要特征是以民为本，选贤举能。并且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这个民本政治也有四支组成：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潘维的文明源头思乡病似乎加重了，不惜从《尚书》中寻找片言只语来支撑其“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并且认为在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与封建时代的“以民为本”有延续性，这种“脚踢现代理念，拳打民主思想”的乱章法实在没有太强的说服力。

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与选贤举能是不是一回事呢？也值得商榷。民主制度下的问责（accountability）同样也是通过功过考评来遴选官员，以美式民主为例，功过与否是地方选民说了算。尽管钱颖一、蔡洪斌和李宏彬等人的研究都指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中国选拔官员并防止腐败有重要作用，但这个选拔官员的逻辑必须上下一致。而对中央政府和党中央而言，即便能保证监督下级官员的腐败，对中央最高层而言又该如何监督制衡却缺乏必要论述。所以在潘维的逻辑中，最后必须保证中央层是不犯错误没有私利的，但这个只是一个假设。因此我们即便承认在财政分权之后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有制衡，也承认中央可以在政策出错之后能够纠错，但潘维的模式中却缺乏对中央层的最终制度制衡，而提出并不成立的无私和团结的执政者是理论中的败笔了。

但潘维似乎并不介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败笔，而是急于架构其三纲四常的中国模式体系，因此提出社稷社会模式。尽管潘维反复强调中国模式的表层是国民经济、核心层是社稷体制，居于两者之间的关键层是民本政治，社稷是民本政治的源泉，而且试图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源流。但潘维似乎没有意识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一等级体系的论述与自己的设想并不一致，这种牵强的比附似乎也再一次说明了“文明源头思乡症”的根深蒂固，但其实对中国古代的文明的真正内涵却缺乏深入了解。按照潘维的说法，社稷体制也有四个支柱：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与西式分层的市民社会不同，中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社会网格；这种社会网格与条块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逻辑。

尽管测算农民工总数的口径不一，从六千万到一亿六千万都有，但从金融危机导致六千万农民工无工可打不得不返乡的消息来看，这一规模不小。在这一流动的人群中，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实属少数，上有老下有小夫妻在外把工打，才是典型的农民工流动模式。如果从后三十年看，那么第二代农民工子弟往往还在学习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打工子弟学校会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话题。因此潘维所言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实际上不太确切。尽管我们可以同意潘维的后两条宽泛的论述，即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家庭伦理观向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渗透，但家庭是不是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存在疑问的。当然不能否认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析的便利之处，但这实际上却会忽略由于国企改革、民工流动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所带来的对个人能力的褒奖和赞扬以及由此凸显的对个人的强调，这一“个人”分析单位同样不应该被忽略。至于说到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显然是睁眼说瞎话了。为了虚构一个所谓的宏大理论范式，而不惜对事实作出错误的幻化，乃至每当论及事实层面就频频出错，这也是潘维的中国模式遇到的致命伤。而试图从历史比较分析中获得理论的文明源流，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得了文明源头思乡症，作不得真。

从上述论证中也很难得出潘维所谓的其模式已经挑战了“计划和市场两分”、“民主与专制两分”、以及“国家与社会两分”，且不说这些两分法在主流学界是不是站得住，在潘维的三个子模式每个下辖四支共十二支中，并没有直接辨析各支何以挑战了上述“两分法”，论证上也相当乏力。尽管潘维最后提出要有中国思想模式，也试图为共和国60年作总结，但文明源头思乡症成了他的梦魇，使得他说出了“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幸亏不曾勾连其中的源流，不然也容易给读者造成惊悚的阅读体验。

4　中国模式铁三角，一头重来二头轻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也从对“华盛顿共识”和所谓“北京共识”待讨论开始，试图超越这两个具体的政策层面，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构建一个“中国模式”，考察政府与经济、官僚界与工商界、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丁学良的划分实际上与潘维的划分区别不大，也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子模式来划分，但其中的关系和侧重不同。丁认为中国模式的三个子系统是“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受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这种独特的三角模式也表明了中国模式无法被复制和输出。事实上，任何一种模式可能在复制和输出上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该模式长成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亨廷顿对美国民主模式的论证。

但从丁学良的“铁三角”中国模式来看，其实最为侧重的是列宁主义，因为社会控制和政府支配市场不过是列宁主义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表现罢了。丁学良这书比较出彩的地方在于用数据来评价中国模式的绩效。丁列举了衡量“中国模式”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类指标，每类又含两种评价指标，共计四种：对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和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相对剥夺乃至于掠夺的程度；环境生态的破坏程度；体制性腐败程度；以及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尽管丁学良也提到如果从政权稳定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头等功劳是保证了政治上无竞争的状态。但其后的论述中，丁着墨最多的却是经济方面的表现。这从丁对其中国模式得了慢性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丁认为中国模式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出口随着金融风暴下滑，长期堪忧；政府投资饥渴，会对财政构成巨大负担，最终变成纳税人的负担，尤其是最近地方债务危机加重了这种担忧；另外内需长期不振，尤其是农民工收入一直无法提高；维稳开支居高不下，主要是为了维持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这将会在未来成为阻碍；最后环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尤其是碳排放方面的国际压力巨大。不得不说，这些的确是中国面临的困境，但却不一定是专属于中国模式的困境。尤其是出口下降、政府投资隐患、内需不振、环保压力等，几乎是全球同此凉热，并无多大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当丁学良将论述重心放在经济面的时候，实际上将中国模式的铁三角倾斜到了其中的一头，也更加注重政策层面的讨论，这与其开篇提出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中国模式”似有不一致之处。

丁为中国模式的深层阻碍开出药方非常普适，那就是民主化改革。其从马来西亚的例子入手解释对付腐败要靠司法独立和媒体透明，也就是美式民主中常提的第三方监督和第四方监督。但显而易见对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而言，政大于法和控制媒体是常态，没有激励去进行改变。丁学良也认为不管是宪政民主的司法制度、选举制度，还是自由媒体制度都不足以促成改变，而较有可能的是国际压力，因此推动中国进一步开放，融入国际化是相对而言比较现实的选择，使得公共政策避免被特殊利益集团全面绑架，至少留一点余地和缝隙。但有意思的是，丁学良并没有全面坚持这一外部冲击的观点，而是回到中国改革派政治家那里寻找支持，例如“向老百姓还债”的道德政治观，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实际的证据来支撑。在我看来，还不如强调老百姓自身的权利意识，如同欧博文和李连江等论述的农民以法抗争，这或能带动现有改革朝深度转化。或者继续如丁之前提到的，外部冲击造成制度变革。

丁学良强调模式转型的第一步是在价值理念上，第二步才是政策工具上的推陈出新。但这个价值理念却并不是很清晰，到底是期待来自向老百姓还债的政治家，还是老百姓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抑或是外部冲击导致变革，还是几者共同起作用。丁学良并没有明确回答价值理念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但丁提到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模式是头一遭政府在非战争期间主导的走向市场经济的，并有广泛社会支持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按照这一说法，政府主导又在中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个与价值理念转换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至少我没有看到答案。

5　模式要从两面看，西方不是发展中

不管是潘维，还是张维为实际上都未能提供关于中国模式的令人信服的论证，但却隐含了一种挑战西方的倾向，用一个自身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去挑战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因此比较稳妥一些的做法是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甄别，例如至少应该说明对不同的对象而言，中国模式的含义可能是极为不同的。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中的这个努力因而是很重要的。

郑永年在前言部分就明确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一界定比“文明源头思乡症”下的各种说法要清楚有力得多。只是郑又缓和承认必须考虑共和国前30年的影响，认为这为后30年奠定了改革基础。所以中国模式要涵盖60年。这一说法与潘维有类似之处，同样类似的是不太成功的叙事逻辑，实际上前后30年意识形态上终结文革，而经济政策上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什么继承和延续性。但郑进一步指出要区分中国模式对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含义，这是有意义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更多意味着经济发展方面的榜样，而这个榜样的意识形态又不同“西方”，或者说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模式，再具体一点来说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

不过郑永年提到的最有价值部分当属对新加坡模式的分析以及与中国模式的对照。新加坡模式的最大特征是政治上集权但经济发展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说对亚洲四小龙之间的新儒家精神论述是个美丽的误会，其实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遵循了普遍的经济模式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新加坡的确和发达国家有差别。郑永年认为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一党独大，但党执政后的高薪养廉实际上不仅仅是防止腐败，更重要的是与外界竞争优秀人才，因为只有薪资够高才能对人才有吸引力。这与中国共产党从内部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党内精英目前的培养模式有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而如果能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这就会变相促成政党的转型。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执政党组织的政务活动，这就朝“多元参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这也是郑永年认为中国可以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地方。

事实上，还有一个区分也很重要，就是对外和对内的区分。大部分研究似乎比较注重国际视角下的“中国模式”，而对于中国内部的看法不太重视，这也容易造成片面论述。郑的另外一点重要提醒是多数论述中忽略的，即中国缓慢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不是“民主化”改革，但却是国家制度建设，在郑永年关于“政治改革和中国国家建设”一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郑认为民主化本身很难充当建设国家制度的力量，而要实现民主化却需要最基本的制度条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民主化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条件。例如为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从制度上对产权的保护等，这种制度建设本身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而允许私人企业家入党更是政治改革的一种体现。郑永年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他对民主化和国家制度建设之间关系的讨论和区分也是有益的。只是说应该将民主化看作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还是将民主化看成一个比例投票制稳定的状态，这是有争议的。如果民主化是一个过程，那么和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定要具备某些制度条件才能开始民主化进程，这也是郑没有回答的。

不过我同意郑永年关于政党转型的大部分看法，关于中国模式的核心研究就应该聚焦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从革命党到行政治国党要转变成政治治国党，面临多重困难，最重要的就是由于行政治国党条件下党政不分的问题。如此就需要党从行政方法转而使用政治方法，而将党政分开来。但郑永年认为党政完全分开的政治目标过于理想化，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微乎其微，而“党通过参与政治而影响政治”则相对可行，主要是国家主席制度和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制度。这里的问题在于，郑永年的设想完全可能在强化党的力量的同时，弱化行政和人大。这里的终极问题和潘维模式中的致命伤一样，如果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到底用什么才能保证对党的最终制衡呢？郑永年没有答案，但提出了“民主化”本身在中国的可能路径，那就是党内民主。不太激进，也符合一贯渐进改革的氛围。这种现实的折中案依旧存在太多的疑惑。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种技艺，参与和问责是其两大特性。党内民主对参与和问责实际上都设了巨大的限制，即便能够实行，也未必能达致所设想的效果。当然相比于目前的体制，这种政党制度的转型依旧不失为一种改进。

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模式的问题，有一个越来越被主流学界认识到的问题，即在中国集权模式下不同的地方却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乡村民主及农民抗争、地方和中央叫板等都是其体现。“选择性集权”似乎较为符合目前的现状。自从财政分权之后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也是讨论较多的特征，但财政联邦主义的真实性这几年已经受到质疑，因为地方分割造成的成本和浪费可能代价极大，已经超过地方间竞争带来的正面效应。这种中央对地方的放权未能完全触及国家对企业和社会的放权，而郑永年认为下一步的放权应该是像向企业放权那样向社会组织比如说NGO放权，从而释放社会力量的效力。只能说愿望是丰满的，但现实是很骨感的。

6　中国逻辑西洋镜，制度外包是实情

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提出了一个国际战略中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威胁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位。这问题背后其实要展开来说，中国崛起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上的表现，而威胁西方却主要是说一个政治地位上的挑战，两个表述之间的落差被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掩盖了。所以要细分出来加以论述。

谢德华把中国真正改革的起点定在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他认为其后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外包”（outsourcing）过程，外包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企业，例如中国和印度的企业，从而达到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运行绩效的目的。而中国的外包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而整个制度外包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来理解。

整个外包过程的第一步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的企业开始专注于跟外贸相关的产业，从鞋帽服饰的加工贸易到科技软件的全球研发，中国的工业结构调整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通过受外贸影响而逐渐将结构调整外包给了外资企业。

工业结构如此调整就自然而然导向了外包的第二步，那就是一系列与此相关的关税、汇率、质检等规制问题的外包。简而言之，中国要出口产品到美国，那么就要遵循一系列由美国设定的规则，因为在外贸初期中国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所以规则制定也是外包给了西方，中国所作无非是参与西方已经设定好的规则。而为了更快更好的适应这个规则下的游戏，尤其是WTO规制下的运作，中国不仅花大力气引进人才，而且也将不少党政干部送到国外进行培训，而人才在国外的学习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规则。

在产业结构外包和贸易规制外包之后，第三步企业管理外包也就顺利成章了。谢德华提到企业管理外包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海外上市，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上市。通过在纽约、伦敦和香港证交所上市，必须接受当地交易所的规制，尤其是信息披露机制对传统国企的黑箱化操作而言，更是需要国企作出一个大的变革，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加入到这个过程中来，最终导致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实现外包，并且按照西方规则参与游戏。

这个制度外包过程也和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是一致的。但在政治学的含义上讨论现代化或者发展理论，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关心政治现代化的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当然谢德华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领域中，中国都不主张“自主”而一味照搬西方。例如中国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口号，这导致在科技研发方面投资的情形要稍微复杂一些，但在实际上也没能脱离参与西方游戏规则的范围，因为跨国公司在研发领域也已经深入触及中国本土的人力资源。

但在能源领域，中国似乎展现了很强的国家控制力，这是否就与西方游戏规则格格不入了呢？谢德华认为也需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中深入来看。以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为例，中海油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美国的商业规则，尤其是来自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查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即便在中国国家控制的能源领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参与西方的游戏”。

参与西方规则下的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谢德华认为这意味着全球化使中国接轨世界的同时处于西方规则下，因此不会对西方世界构成威胁。接轨西方玩一样的游戏，与是否构成对西方的威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正如我在前头提到的，经济增长上的问题和政治地位上的问题需要分开论述，尽管经济增长与政治地位两者之间存在联系。谢德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进一步论证到由于将制度设计“外包”给企业，政府控制力减弱为改革提供了空间，因为国有企业及其他国有传统单位的改制，使得“单位”逐步消失而其中的人大量被企业雇用，这使得政府的控制力度减弱了。同时由于这种政府控制力弱化的过程结合全球化背景，使得共产党员中也有大量的企业家和海归知识分子。这相较于传统中国，也开始接近西方民主制度国家。

这个结论导致谢德华提出中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威权主义”（self-obsolescing authoritarianism），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力，共产党开始接纳过去反对的制度、概念和人才。谢德华认为中国的道路也会像其他已经建立民主的亚洲国家一样，并以台湾地区民主实践的经验表达了他对“历史终结”的乐观之情。

不过谢德华的论述中存在几处可以商榷的地方。首先是经济上是否仅存在拥抱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规则的问题。实际上尽管存在接轨西方企业管理制度以及政府监管制度，但不同的领域情况并不一致。除了能源领域之外，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并没有玩西方的游戏，反倒是相当有中国特色，在*屏蔽的关键字*国际化这个问题上，开放的步伐非常缓慢。双边结算而非全面自由化这一改革路径现在越来越明显，这显然并不玩西方游戏。

其次，谢德华关注较多与全球化接轨的层面，这样能看到的改革多少带有西方的特征，或者至少是中西融合的特征。但中国经济的成长并不完全是全球化的功劳，内部改革也占有重要的位置。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在实践中与试点改革相契合，而这种试点改革的路径和规则与西方哪一家都不太像。这种有管理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扭曲的竞争环境和形式各异的官商勾结与其说是西方的游戏，不如说更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色彩。

最后，谢德华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和政治地位的论述之间存在落差。如果经济增长遵循一套普适规则而与东西差异无关，那么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确保强者之间就不相互威胁，有可能在全球化中互利合作，也有可能展开互相威胁的“竞争”。政治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可能会随着全球化走向缓和的“求同存异”从而降低对抗性威胁，甚至也可能搁置在政治上的争议而在经济领域内趋向更多的合作，这些条件下中国的崛起也不会威胁西方，但却不是出于参与西方游戏规则这一理由。

7　中国模式不例外，金融救国是王道

陈志武在《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一书中同样意识到应该在全球化的视角下来看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但和“文明源头思乡症”一样，陈试图总结出一套横跨长时段的中国模式，而不是将模式限定在共和国60年或者改革开放30年的论述。所有关注“中国模式”的争辩是围绕这一时段进行的，并不清晰的“北京共识”也是针对这个时段而展开的，因此探讨中国古代的模式在中国模式这个话题上，是走了岔路了。

实际上60年也足以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长时段了，这一点上陈志武说的没错，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并没有特别的模式，只不过遵循了几条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且恰好改革开放与世界市场接轨，从而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兴盛与世界同步，从工业化和金融化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表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1978年之后的改革更是表明了这一进程。改革开放解放了人的手脚，给了老百姓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是一种普适模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中国经验可以挖掘。陈志武花了很长的篇幅以金融学来解释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与对中国模式的论证没有关系。因为陈所论述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指古代中国的模式。借鉴西方金融立国的模式可能是对的，但这个独特的金融学解释视角同样也忽略了很多东西。陈的背景限制了其对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而将所有变量解释为金融一支独重，我认为也是不恰当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书没什么价值，从人类进程尤其是全球化历史而言，将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当成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对比也可以知道除了相对短暂的偏离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成长是同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论证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不过是普适模式的表现而已。而自由的人性成为了陈志武理论分析的基础，正因为自由的人性是普适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释放了这种人追求自由的本性，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与大政府主导的所谓“中国模式”是没有关系的。这一论证是成立的，但却说明了陈志武在“中国模式”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这里被陈批评的中国模式是指大政府主导的模式，而在之前关于历史进程一部分的论述中，中国模式是指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与儒家文化，这两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陈认为不存在大政府主导的模式，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这一论述也过度简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因为这不仅只是搭上全球化“便车”，也的确有中国自己的贡献。其实不难理解全球贸易的扩展，必然是惠及了参与贸易的各方才得以实现。陈书尽管真正论及中国模式的部分很少，其核心的观点是一来中国发展是借了全球化的东风，二来最重要的是金融化促成了大发展。陈最后提出的问题倒是有点意思，就是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中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谢德华说中国是玩西方游戏，不会危及西方。而陈志武却提出中国应该韬光养晦，更多关注到贸易国的需求，做好贸易上的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要达成目标，中国的未来还要依靠发展金融。

总体而言，这本文集的编撰者并没有梳理出陈志武关于中国模式的清晰论述逻辑，这导致本书几乎是《金融的逻辑》的重复版。事实上，除了书名与中国模式的讨论或有关联之外，并没有真正聚焦中国模式争议的核心议题。

8　没什么中国模式，有一点儿中国特色

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模式一点儿不独特；从中国自身出发，理解中国特色比较重要。这大概可以粗略概况黄亚生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的意思。自2008年末起美国遭受罕见金融危机，经济苦苦挣扎，到2011年中，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而且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另一方面是中国即使受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惊人。加上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所以很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不行了？未来是不是属于中国？黄通过对巴西模式的回顾，简洁明了论证了在军政府控制下，20世纪60—70年代巴西所走过的道路，经济高速增长的巴西也曾被一度认为是唯一能挑战美国的“巨人”。从1968年到1974年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达11. 4%。但随后巴西经济崩溃，整个20世纪80年代陷入停滞，高通胀、金融危机、经济停滞、连带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而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拔苗助长，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在民生上投入匮乏，使得底层负担加重；加上偏好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也进一步加重了失业状况，使得犯罪率急剧上升，整个社会也陷入不稳定状态。这一从“巴西奇迹”到“失落之路”的历史，可为中国借鉴。这一角度很少有人讨论，即历史上那些曾经被认为的奇迹模式最终落败的经验教训，大概好了伤疤忘了痛一直都是存在的。

在这本《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收录了黄教授在中文媒体发表的评论和访谈。除了对比巴西模式外，黄教授在此书中也多次提及印度的经验，并与中国对照。第二章两篇文章就是讲印度的经验。黄教授认为单单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来看印度落后于中国，这不仅低估了印度的实际发展，而且陷入了一个只看硬件不看“软件”的误区，而软件就是指“制度”。而且印度也恰是要在硬件不足、并且内部种姓制度导致的不平等格局的条件下取得发展，因此印度的“制度”才是需要考察的重点。印度的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比中国具有优势：一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有不少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认为民主与增长关系不大。但不管是弗里德曼，还是阿玛蒂亚•森都将自由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民主制度（主要是指宪政民主制度）是目前所知最不坏的保证自由的制度。如果按照森的看法“以自由来看待发展”，那么印度就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二是与企业发展相关的金融制度，尤其是融资体制，这一点实际上与陈志武的着重点是一致的。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反观印度在这方面远胜中国。根据黄教授的调查，中国企业超过60%感到融资障碍很大，而印度只有25%左右的企业有类似感受。这种便利企业创新和个人创业的金融制度优势，也许会比中国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更具有后劲和优势。

事实上，回头来看中国的增长，其实也并没有背离基本的经济原则。黄教授对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点也不独特。中国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中看到相似的情形。土地改革和私营部门的发展是东亚各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也不例外。至于政治上高度集权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黄教授认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与通常的认识不同，黄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中国改革走过的路，不难发现在政治上中国也采取了不少改革，例如80年代结束“干部终身制”和实行“农村基层直选”，这些政治改革尽管很小，但其对促进经济活力却有重要的贡献。而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之后，尽管经济仍旧增长，但增长的质量却有所降低，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加剧。也就是说，在黄教授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遵循一些普世的原则，当中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就获得发展；当背离这些原则时，就出现问题。这让我想起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表达过的类似观点。在罗德里克看来，经济学所具有的灵活性很大，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包括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激励兼容以及货币稳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基于上述原理发展而来的，这正是所谓“相同的经济学”。但在这些原则下，并非只存在一个可选的政策组合，各个国家根据自己不同的特色，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改革，对于改革者而言，所拥有的政策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的。而成功的国家正是在政策空间里选择了合适的政策处方，从而获得了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意味着，普世价值和基本原则其实是跨越国界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当然黄教授也并没有抹杀中国特色的存在。这里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陷入名词的争议，如果你说模式不行，我就换成特色代之。显然，反对中国模式的时候，这里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有一关键是认为存在“政治上集权能支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而黄教授则明确指出了这种模式并不存在。二是否认存在中国特色，从反对中国模式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顾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所谓“全盘西化论”就是典型代表。实际上，正如罗德里克指出的，在同一经济学原则下政策选择的空间很大，而参照各国的特色进行政策诊断，最终选择合适的政策处方，这样做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但同时也没有忽略自身的特色。

那么所谓“中国特色”又作何解释呢？对地域广阔的中国而言，是不是只有一条统一的经济增长道路，是存疑的。在上海模式存在的情况下，同时也存在情况截然不同的“浙江模式”。如果说上海模式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如有众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并对此进行补贴，同时吸收大量FDI，民企生存空间较为狭小；那么浙江就是私营经济唱主角的典范，尤其是温州活跃的地下金融体系支撑了大量新创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初期发展所需要的融资。因为私营企业较难取得银行贷款，并且也没有政府补贴。但浙江同样取得了令其他省市羡慕的增长。

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之路，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激进还是相对保守的观点，都对目前的体制造成的不公平不满，因而对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非常高。政府干预至少造成了四重“不公平待遇”，一是国内外之间偏好外资而轻民间资本造成的不公平，二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由于“国进民退”造成私营企业未能享受国民待遇，三是地方之间政府干预导致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四是城乡之间（包括同一省市内部和跨省市）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化。这些不公平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长远发展的障碍。以农民工为例，这个夹层在农村的境遇变差的情况下，本希望通过在城市打工改善境遇，甚至定居城市以享受城市福利。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福利。事实上，根据黄教授的调查，农民工的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也就是说，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受户籍限制，而无法融入城市获得相应的市民身份，进而取得市民身份所附着的福利。与此同时，如果农村能为农民工在本地发展提供足够的机会，那么创新也可以在农村启动，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但问题在于，为农民创业所能提供的农村金融体系极其落后，难以为农民的发展提供启动资金。直到最近小额贷款公司才开始在各种局限下慢慢起步，但与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吸纳相比，农村的限制显然更多。一面不放开户籍，排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限制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在农村，农民要发展获得的支持很小，并且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进行配套，农村也非农民容身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聚焦基建的新农村建设，恐怕难以达成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也难以舒缓扩大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对未来的发展造成极大隐患。这是中国未来的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亚生教授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未来的改革，如果方向对，那么具体的选择是多样的。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的模式必然遵循一些普世的价值和原则，这个对所有国家都不例外。但是中国的确可以选择有特色的道路，前提是这些道路的选择不与基本的普世价值和原则相互冲突。而遵循这些普世价值和原则，从体制改革上确定改革的方向，当是中国转型的下一步。

参考书目：

陈志武：《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台北：八旗文化，2010年。

丁学良：《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潘维：《当代中华体制》，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Edward Steinfeld，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