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

对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经济效率、环境有效性、产品创新以及产品耐用性等的研究。如Tojo(2001)的初步结论是立法是促进产品设计创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现存的相关基础设施对于EPR的良好运行相当重要。生产者的行为参与是促进上游和下游沟通的有效途径。斯特奇斯(Sturges，2003)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对EPR的环境有效性和经济效率进行了评估，他用货币化的方法将环境效益折合为经济收益，然后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以此判断EPR项目的实施效果。Rossem，Tojo，Lindhqvist(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EPR的政策使相关产品的环境绩效得以提升，尤其在减少有害物质和提高可循环率方面成绩显著。沃斯(Walls，2006)经过案例分析和比较认为，生产者延伸责任在减少废弃物和增加循环再生率方面发挥了作用。虽然在改善产品设计方面的作用还比较有限，但和其他传统的环境政策相比，EPR在这方面的潜力更加明显。

EPR的实施效果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999年，巴黎EPR研习会开发了EPR决策矩阵，以价值生成(指产品回收再利用等后消费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和环境影响为两轴，建构了九格决策矩阵，为基于产品属性的EPR的适用性和对策方法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Ching-Wen Lu(2004)探讨了决定生产者延伸责任有效性的五个要素:可计量的目标设定、责任的合理分配、审计监督体系、有效的财务安排、社会的接受度等。Tojo与汉森(Hansson，2004)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对EPR的实施效果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从政府制度因素、公司制度因素、产品特征因素、责任实施机制、汇报与监督机制、成本构成与财务管理机制等方面探讨了各自对制度有效性的影响。OECD(2001)指出搭便车现象的存在是影响EPR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玛诺迈威布(Manomaivibool)等(2007)讨论了非OECD国家非正式回收渠道的存在和繁荣对于推行EPR的制约性。

上述关于EPR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为激励机制的深入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和视角。但是由于四个方面的研究彼此割裂，偏重一隅，没有将EPR的缘起，制度实践对理论要义的实现程度，以及各种责任模式的激励效应等核心的激励维度贯穿起来，因此所提出的改进方案缺乏系统性，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提升制度激励性的逻辑框架。另外，大量的研究虽然对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制约因素进行了梳理，但是由于缺乏对制度的理论基础的必要回归，这些研究囿于实践中各类问题的局部性，无法获得具有突破性的激励思路，很难从根本上回答如何提升EPR内在激励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