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视角下的技术与粮食安全

跨国资本凭借技术垄断影响东道国粮食安全的手段主要有三种：①以科学的名义，开展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占领生物育种的制高点，控制转基因种子的绝大部分专利，以便控制某些重点粮食品种，如大豆、水稻、玉米等；②借助某些国际组织的庇护，以援助为名，强迫别国的农民采用他们拥有专利权的转基因农作物种子；③利用WTO专利保护制度，强制征收转基因种子的专利使用费。另外，即使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套独特的“技术保护系统”，让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农民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向它们“买种”耕作（Acquaye＆Traxler，2005；Vandana，2006；William，2007；Nizamuddin，2009）。

具体到外资流入如何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加工、销售等产业链下游环节。近年来，除去流通、加工环节，外国资本还把触角伸向了中国化肥、种子的研发和生产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中国需要警惕的是，外国资本在不断扩张版图的同时，容易借助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市场控制力形成垄断性的力量，进而损害国内粮食、农产品产业链的发展。但这方面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李碧芳和肖辉，2010；张彩霞，2010；王鹏，2009；陈永昌，2008）。而在外国资本形成的各种垄断势力中，技术垄断是其高级形式的表现，因为一国如果在技术研发开展、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失去主动权，就意味着失去了产业发展的主动权（李平和谭巍，2009）。

种业作为粮食安全的“阀门”，外资在该领域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社会的广泛关注。赵刚和林源园（2009）的调研报告显示，自从2000年中国种业市场化以来，国际种业企业凭借比中国种业企业显著得多的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已先后集群式地进入了中国种业领域，同时加强了其在中国的研发能力辐射。他们指出，跨国种业公司的研发布局，不仅对中国的种质资源和种业安全构成了威胁，同时也严重挤压了国内种子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国应加快培育世界级跨国种业集团，以抵御跨国种业公司的垄断势力。除了中国种业的市场化，目前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是种子产业竞争的焦点。高焰辉等（2009）指出，生物技术既可以给我们带来高产优质的农产品，也增大了技术所有者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缺少前瞻性意识，极有可能在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上受制于人。以转基因种子技术市场为例，跨国企业依靠其资金和研发优势可以获得转基因种子的技术垄断，成功实现技术溢出的内部化，并借助FDI把这种技术垄断优势延伸至东道国，保障了私有技术推广和技术扩散的巨额利润。但与此同时，东道国国内种子研发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日益被削弱，最终难与跨国企业相抗衡（邓家琼，2010）。

已有的理论研究表明，外国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技术许可、技术合作、国际技术贸易等方式进入东道国，为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就外资技术垄断影响粮食安全而言，传导路径主要有两种：通过研发活动和通过生产活动（图8.1）。

图8.1　外资技术影响东道国粮食安全的传导路径：研发与生产（World Bank，2009）

外国资本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首先通过成立独资或合资科研公司，以及与国内科研院所合作等途径，直接作用于农业的研发活动，尤其是涉足产业链上游的育种环节，逐渐打破以往外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及销售环节的模式，连同在资金、品牌以及营销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巩固自身的技术垄断地位，例如，垄断核心技术或者行业标准，对东道国的粮食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外资技术能够给东道国带来在农业产量、生产效率、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例如优化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或者挤压本土品种、减少当地就业，这都会间接作用于农业的生产活动，从而对东道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广泛的影响（World Bank，2008）。

结合国际通用的定义和中国的国情，粮食安全的主要构成要素可概括为：可得性及时充足、购买力足够有效、供给稳定有序、质量安全可靠（FAO，1998）。据此，本节将从可得性、购买力、供给度和安全性四个维度，分析当前大量的外资凭借技术优势扎堆进入东道国农业，将如何影响东道国国内的粮食安全。

（一）外资技术垄断与东道国粮食的可得性

一国粮食安全最首要的含义在于国内能够获得粮食，即保证粮食的可得性及时充足。外资技术通过参与农业的研发和生产活动，可直接在东道国嫁接国际先进的农业新科技、新品种以及粮食供应链管理经验，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内农业研发能力的提升，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产量；另一方面也可通过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间接带动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从总体上促进国内粮食产量的增加（World Bank，2008）。这些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国内农业生产者潜在可获得的粮食总量。但是，关于中国“定价权旁落”、“种子受制于人”等的新闻报道不计其数，让许多人不得不质疑外资技术所带来的正向溢出效应。如果外资技术并没有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反而催生了技术垄断现象，那么外资增加国内可获得粮食量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Nizamuddin，2009）。

实际上，拥有世界一流技术的跨国公司为了严格控制技术扩散，防范技术优势被东道国所获得，会直接在价值链顶端的研究与开发领域采取母国中心化的运作模式。这样的跨国公司虽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与本土企业合资合作，设立研发中心，但是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技术始终被分配在母国的研究开发中心进行更新和创新。在母国的总部把研发的技术和产品推向全球，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和合作企业主要负责技术当地化，也就是核心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改进。在这样的世界先进技术公司，母公司具有专门的R＆D部门，管理和控制总部的核心技术与各国分支机构的技术保护（郑玲和杜非非，2008）。内资企业接触不到核心技术，自然会影响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一些合资种子研发公司为例，虽然名义上是合作研发，中方占有控股地位，但实际上种子研发技术根本没有进入合资企业，中方对粮食品种没有控制权，也就不能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大部分国内企业只享有利润分配权，合资企业的生产和市场都受制于外资企业，国内农民及时充足地获得所需粮食品种的难度大大增加（邵长勇和唐欣，2010）。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其在全球利益的最大化，会对公司的价值链进行整合，对其研发生产所需材料进行选择。他们在进行研发过程中往往会做出进口原材料而放弃东道国自产原材料的选择，这将造成国内上游产品销售受限。依据市场供求规律，面对需求的不断减少，上游产业只有不断缩减生产规模，最终将造成东道国原材料相关产业的消失，上游产品完全依靠国外进口（杨巍，2009）。而高进口集中程度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粮食禁运、自然灾害、重大决策失误和在世界市场上无粮可买或世界市场粮价大幅度提高等风险。当这类风险发生时，东道国难以通过灵活的转移进口而合理地规避和化解。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即便外资的流入和技术的引进能潜在地提高东道国农业的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甚至增强东道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东道国国内粮食可得性增加，因为关键还要看东道国本土农业研发能力的发展状况。

（二）外资技术垄断与东道国粮食的供给度

外国资本的流入通常会带来更先进的农业技术，除促进东道国农作物产量的增加外，还可通过增加对适合当地生长的品种研发投入，或者直接从国外引进等方式，向东道国提供丰富的新品种资源，必要时还能向当地农民传播使用新品种的知识，这有助于弥补东道国部分品种其产量与品质稳定性较差的不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东道国的粮食供给稳定有序（World Bank，2008）。但是，一些跨国公司也会滥用其在农业研发领域的绝对技术优势，对涉及东道国粮食供应稳定的品种更替、供应机制和气候土壤乃至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施加影响。

一般而言，外国资本与东道国政府的宏观粮食供应政策目标并不总是完全一致，有时甚至相互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会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手段，干扰或阻挠东道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们对其政治力量的运用，目的无非是保护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Nizamuddin，2009）。一些农业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销售农产品时固定产品价格，并限量供应，当地农户即使加价也只能拿到部分产品，显然不利于供给的稳定有序（Acquaye＆Traxler，2005）。

另外，一些新品种的大范围使用和大面积栽种，不仅使得土地因为单一的作物种植而失去往复使用的肥力，更使得东道国的本土品种濒于绝迹，减少了作物的多样性（严恒元，2009）。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凭借在转基因食品领域的绝对技术优势，已经开始在世界粮种市场日益赢得支配地位。而一旦美国的转基因粮种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推广，东道国本土培育的粮种很可能会被迅速排挤出市场，进而为美国从源头上控制世界粮食供应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引起国内不少专家的担忧。

此外，这种大规模集成化农业有可能导致杀虫剂和化肥的滥用，其是否能像过去小规模多样性的农业种植那样最大限度地保持水土和保护环境，为粮食供给的稳定有序提供基本的保证，也值得商榷（曹荣湘，2008）。外国资本在扩大农业生产、改善生产效率、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往往缺乏土地和环境保护的动机和义务，不利于东道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东道国政策控制或引导不到位，外国资本对土地和环境的破坏性利用将给东道国粮食的供给稳定性造成根本性危害。

（三）外资技术垄断与东道国粮食的购买力

让国内的民众拥有足够有效的购买力以满足其对粮食的基本需求是保障一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一些跨国资本滥用垄断优势，随意压低粮食收购价格，严重伤害了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削弱了其再投资能力。就全球范围而言，小规模农业生产者仍然是粮食生产的主要力量，农业仍然是世界上绝大多数贫穷人口的食物和收入来源，因而是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曹荣湘，2008）。跨国种子公司对种子实行垄断性经营，使他们拥有了强大的定价权，并且垄断程度越高，企业的自主定价权越大，甚至能够采取强行加价、限产提价等手段，故意抬高销售价格以谋取暴利。

另外，外国资本投资农业一旦形成技术垄断，还可能带来一种恶性循环，即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农民收入和农村就业量却在减少，甚至导致传统农业的破产。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虽然通过外资能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但来自发达国家的这些农业技术多以劳动节约型为主，其目的是减小因劳动禀赋不足所引起的人力成本过高的不利影响，而这会对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农业劳动力产生替代作用（Sarbajit，2005）。另外，在技术垄断优势建立后，外国资本的进入方式更青睐于跨国并购，而不是新建投资，在中国这两种进入方式对国内农业就业的影响正好相反（王剑，2005）。新建投资直接表现为在中国开办新农企，这无疑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为了加强其在日益集中的市场中的优势地位而采取的一种商业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将减少中国农业的就业机会。

（四）外资技术垄断与东道国粮食的安全性

外资对东道国农业技术领域的溢出效应包括带来更高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促使东道国进一步强化贯穿于种植、养殖、生产、加工、贸易等环节的食品质量安全的认证工作力度，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及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以便与国际质量标准体系接轨。但另一方面，通过外资引进的基因改造技术对人类健康构成的风险目前还难以预料，基因改造品种往往不能保证食品安全。为此，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就曾多次警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需加强研究基因改造品种的安全性，立即限制甚至停止任何基因改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审批和种植。欧盟自1998年至2003年一度禁止任何新的转基因食品上市，即便后来因美国的抗议而放宽了管制，也要求必须对转基因成分超过0.9%的产品予以标明。但与此同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正在成为跨国公司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地和倾销地（Vandana，2006）。

需要说明的是，已有不少文献对外资技术垄断通过作用于农业生产活动影响粮食安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因而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农业研发领域，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通过分析外国资本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日益在粮食产业链上游环节——农业研发领域所呈现出的技术垄断倾向，探讨其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农业研发能力所带来的影响，这对如何在引进外国资本的同时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前文已较为详细地分析外资技术垄断与研发活动的耦合传导影响粮食安全的内在机理，接下来本章将结合更多的实证手段细化这一研究内容。首先，借助负二项分布模型检验外国资本能否在中国的农业研发领域形成技术垄断；接着，我们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企业研发能力动态仿真系统，模拟粮食安全受外资技术垄断影响的演变结果；然后，结合洋种子“先玉335”与中国玉米种子市场的案例，具体探讨当前中国种子市场的现状与问题；最后，给出相应的结论及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