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府支出

我国目前政府支出情况和上面所说西方国家政府支出情况有着重大区别。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还处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政府部门是社会资源的配置主体，政府的职能覆盖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所有领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决定。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政府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政策调控，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监督检查，弥补市场的不足。财政支出的供给范围是以政府实现其职能为依据的，其本质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西方国家中财政支出中的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都体现了这一依据和本质。但由于我国目前处在体制转型中，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还未真正从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财政支出预算的供给范围还未有效统一规范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范围上来，因此，财政供给范围依然过大，包揽过多，特别是向竞争性生产建设领域延伸过多过细的格局，远远超过了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本来，各地应当举办什么建设项目，生产什么，发展什么产业等，都应当由市场解决，让企业作主，可是在我国，各地政府都还是当本地经济发展的主宰，不仅规划审批，而且招商引资，资金筹措施，项目兴建等都亲手操办，越俎代庖。各地政府官员都要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竞相开展经济竞赛。然而，各地财力毕竟有限，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许多地方政府要把大量资金财力用于兴办工程项目，势必对那些社会公共服务事业难以顾及，形成政府职能和财政支出的越位和缺位。不该支出的地方大力支出，该支出的地方无力支出。即资源配置上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这两大不同职能之间的两难选择。由于前者是容易测量、可见度高、见成效快的政府行为，包括城市建设和维护，道路修建等，可通过GDP指标衡量，可通过有形道路建设等被感知，容易与地方经济发展政绩挂钩，因此，必然更被重视和偏爱，而“服务民生”则是难以度量和考核且收益周期长，更多是老百姓口碑评价的政府行为，如教育、医疗、社保、治安等公共服务，因此，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和偏爱。何况地方政府开支中为维持自身机构的有效运转（行政办公费用、公务员工资等）所必需的费用又要首先得到保证。大量事实表明，我国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政方针下，地方政府尤其县级政府对基本建设、社会治安等比较重视，而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服务方面，由于成效、成本等原因，地方政府的自主投入往往不够，总希望上级政府加大投入。

2012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许多地方政府收入遇到更多困难。为此，许多税务机构开足马力向企业开刀，除了“三乱”收费外，还逼许多企业缴“过头”税即过度收税，竭泽而漁式的收税，使许多企业实在难以生存下去。难怪媒体说，现在民营企业生存难题已经从贷款难转变为税费重了。就是说，尽管贷款依旧难，但税费重已成为更大的威胁了。

总的说来，我国政府在支出方面存在的三大问题必须改革和改变。一是财政支出功能的越位错位问题，即上面所说的，从财政支出功能看，现在我国政府的功能离市场经济国家的“服务型政府”功能还有很大距离，应该管的事没有好好管，不该管的事却在那里拼命乱管乱干；二是政府支出的透明公开问题。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因此，政府的开支应当向人民公开。现在中央政府要求政府各部门把“三公”消费的数据公开，这是建设廉洁、节俭政府，遏制权力腐败和社会不正之风的有益尝试，因为评价一个政府是否廉洁、节俭，“三公”消费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一个政府公务出国太频繁势必是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太离谱势必是公车私用，公务接待太惊人势必是公款吃喝，就绝非“廉洁”、“节俭”政府。为了打造“阳光政府”，我国专门制定并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些政府部门就是不愿公开、不敢公开、不屑公开。这显然就违背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也无法接受人民督促。现在中央政府已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还要制定专门条例加以实施，但要真正做到，恐怕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三是如何规范和约束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尤其是财政支出行为，以保障财政资金的安全运用和合理配置。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支预算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务院财政部，财政部集预算编制权、执行权以及国库资金拨付权集中于一身，似乎政府收支预算是政府内部的事务，这等于是让花钱的人自己监督自己的行为。然而，众所周知，政府花的钱不是政府官员自己的钱，而是人民的钱，纳税人的钱。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是纳税人委托政府代自己花钱办事的关系，因此，政府支出的预算编制权、执行权和资金拨付权应当归于人民选出的代表，即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但多年来我国政府财政预算权不在人大手里，而在政府自己手里，即使每年在人大上政府作一次预决算报告，也基本都流于形式。正因如此，这些年来纳税人的钱被贪污、挪用、浪费、错用等情况屡见不鲜。为此，许多财政专家建议，应当建立一个遏制公共资金滥用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国库单一账户，让政府收入直达这个单一账户，让政府的支出在政府采购时直达供货商和收货商，而不能像目前这样的财政部自己开设财政专户，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目前各地各级地方政府在商业银行开设的财政账户多达18万—20万个，纳税人的钱每天在这些账户上进进出出，难以监督。如果建立一个国库单一账号，并且其经理权归于中国人民银行，也许会使政府收支行为更加合法化和合理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