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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制度供求因素

时间:2022-06-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可以认为,宪法秩序与相关的制度安排的变化清除了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制度障碍,极大地促进了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这一制度安排的供给和需求。因此,正是由于体育赛事的逐渐增多给上海市政府带来的一些压力,将有力地推动政府对赛事运作市场化这一制度的供给。西方发达国家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经验为体育赛事运作的市场化提供了借鉴。

二、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制度供求因素

(一)宪法秩序与现存制度安排的变化为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提供了制度保证

宪法秩序的变化,一方面深刻地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利益,因而也就深刻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另一方面,改变了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这是决定制度变化供给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宪法秩序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如通过对政体或基本经济制度的明确规定来界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形式。1993年3月29日全国人大对原宪法第十五条进行了修改,增加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地删去了“实行计划经济”的提法。这一修改,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1999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引导居民增加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旅游消费,拓宽服务型领域”。这是建国以来,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在阐述经济发展问题中提及体育。尽管只有“体育健身”区区四个字,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政府确认体育的产业地位。1999年7月由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和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联合在京举办了“体育产业与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由国务院三个职能部门联合研讨体育产业发展大计,这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它标志着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以上这些标志着体育已经走向市场,市场机制已经在体育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宪法秩序的改变引起了现存制度安排的变化,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应的职能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支持体育赛事走向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1993年5月24日原国家体委在《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开拓体育竞赛市场,加强竞赛管理。按照‘谁举办、谁出钱、谁受益’的原则,拓宽竞赛管道,扩大商业性、娱乐性、表演性比赛。建立和完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申办制度和全国单项竞赛招标制度,逐步实行竞赛许可证制度。”2002年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中提出:“要积极探索政府管理、社会办赛、市场运作的机制。”“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创造有利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环境。”可以认为,宪法秩序与相关的制度安排的变化清除了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制度障碍,极大地促进了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这一制度安排的供给和需求。

(二)体育赛事的逐渐增多迫使政府进行制度创新

在以政府作用为主的赛事运作模式下,体育赛事的逐渐增多对政府来讲至少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政府的财政压力会不断增大;第二,政府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公共资源。而这些因素将迫使政府对赛事的运作模式进行制度创新,推动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进程。例如,上海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一直是我国体育赛事举办的集中地之一,“九五”期间上海市共承办了100多项国际比赛(每年约20项)以及200多项全国比赛(每年约40项),特别是在200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亚洲一流的体育中心城市”的目标,以及后来上海市政府将“积极申办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体育赛事”作为实现亚洲一流体育中心城市的主要战略方针之后,一批国际知名的体育赛事纷纷入驻上海,上海网球大师杯赛、F1大奖赛中国站、NBA季前赛、国际田径大奖赛、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龙舟锦标赛、国际市民马拉松比赛、国际职业台球排名赛中国公开赛、国际射击锦标赛、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等等。一言以蔽之,近些年体育赛事,尤其是国际顶级赛事,在上海可以称得上是好戏连台。但是,这给上海市政府同样也带来了较大的财政负担,如仅仅是F1大奖赛中国站的比赛,政府就耗费了近30亿元人民币的巨资(其中上海国际赛车场一期工程的建设费用就达26.45亿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在赛事举办期间,政府还要通过行政手段动用很多公共资源(如公安、交通、海关等等)对赛事进行组织和协调,耗费了上海市政府很多精力。因此,正是由于体育赛事的逐渐增多给上海市政府带来的一些压力,将有力地推动政府对赛事运作市场化这一制度的供给。

(三)国外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经验为制度创新提供了知识积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法律,社会服务等专业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V·W·拉坦断言:“我们拥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化就会干得越好。”总而言之,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积累也影响制度变化的创新可能性。西方发达国家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经验为体育赛事运作的市场化提供了借鉴。美国和英国体育赛事的市场化运作就是很好的典型。在美国和英国,政府已经基本上不再运作赛事,体育赛事的运作主体一般都是企业,而且他们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即使政府对其有所支持,也都是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如美国NBA火箭队的主场丰田体育中心,休斯敦政府在经过反复论证之后决定出资2 300万美金用于该体育中心的建设,建成以后政府每年要从体育中心的经营收入中进行分成。目前,休斯敦政府仅从NBA火箭队和冰球联盟的球队获得的赛场租金收入每年就高达几百万美金。再如英国,政府主要是通过体育彩票基金的方式对其认可的赛事的主办方进行支持,这既是一种政府购买,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每一赛事运作后,政府都要对这一赛事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如果评估的结果显示,该赛事对举办城市的经济影响不大,那么政府将考虑对以后相同类型的体育赛事资助额减少或不进行资助,如果赛事主办方最后运作盈利的话,那么政府也将获得相应的分成。所有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经验,为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减少了制度创新的失误成本,增加了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

(四)决策者特殊利益使制度供给复杂化

上层决策者的利益是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的上层决策者,包括各阶层的政治秩序领导人的成本和效益必须加以明确考虑。因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常常涉及一个强制因素(或利用这个因素的可能性),所以领导人是处在一种战略地位上的,他们能够影响制度安排的供给,并保障种种创新合乎他们的利益。尽管各大城市的体育赛事增多之后所引起的政府财政负担使政府有动力推动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但是一些因素也部分抵消了这种动力。例如,(1)赛事运作市场化之后,政府对赛事将不会再进行直接干预,相关政府官员要放权给市场,这样就使得这些政府官员失去了利用权力寻租的可能,因此,当政府既是赛事运作市场化这一制度创新的推动者,也是其制度创新的对象时,相关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和既得利益的考虑将有可能绕开或延缓赛事运作市场化这一制度创新的进程。(2)赛事运作市场化之后,政府官员利用成功举办体育赛事为由为其谋求政绩的可能性减少了,他们将不再可能从赛事的成功举办中捞到好处,因此,这些官员就有可能成为政府延缓赛事运作市场化这一制度创新进程的原因之一。总之,政府对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制度供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种种因素使政府在这一制度创新中处于一种复杂的境地。

(五)市场对体育赛事的强烈需求减少了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经济障碍

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制度变化需求一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对体育赛事的强烈需求。体育赛事的市场需求主体主要包括企业和个人,其中,企业是指运作赛事的企业以及为了提升自身品牌而赞助体育赛事的商品生产企业,个人是指想观看体育赛事的观众。就上海而言,一方面由于运作赛事的企业通过举办体育赛事的盈利能力逐渐增强、商品生产企业提升自身品牌价值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经济的发展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逐渐增加,未来市场对体育赛事的需求将越趋强烈,这就减少了体育赛事运作市场化的经济障碍,加大了对这一制度变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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