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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发展状况

时间:2022-06-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对外贸易规模在日本的控制下,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与出口贸易相比,台湾自日本的进口贸易则规模狭小,致使台湾对日贸易出现了巨额的顺差,各年顺差额见表5-10。台日贸易成为典型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台湾在这一贸易关系中处于被掠夺的不平等地位。国民党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再次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发展。

(一)对外贸易规模

在日本的控制下,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1896年台湾的对外贸易额仅2 002.7万元,到1905年增长到4 873.4万元,增幅达1.43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台湾对外贸易急速增长,到1915年贸易总额高达1 290 3.2万元,十年间增长了1.64倍。到1936年贸易总额增长到6 801 8万元,比1896年增长了近33倍。

(一)进出口商品结构

为将台湾作为其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和制成品的销售市场,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与日本之间实行垂直分工的政策。台湾输出农矿原料性产品及粗加工品,输入工业制成品。具体商品完全根据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决定。在这一政策下,台湾主要出口商品为粗糖和大米,1930年两项合计占出口总额的30%,此外还有食盐、樟脑、棉花、煤炭、黄麻、苎麻、亚麻、茶、花生、香蕉、凤梨、番薯、小麦及木材等;进口商品主要有:化肥、纺织品、烟草、酒、铁制品等日用品。

(二)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

为将台湾经济纳入为日本利益服务的轨道,从1899年开始,日本殖民当局即对台湾的关税税则进行调整,逐步降低直至取消台湾对日本的出口关税,同时逐步提高台湾对大陆的出口税,致使台湾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高度集中于日本(见表5-9)。1897年,两地贸易在台湾的贸易总额中占18.7%,到20世纪初上升到70%~80%,1937年更高达90.3%。其中对日出口贸易增长更为迅猛,1897年台湾对日出口额仅210.5万元,占台湾出口贸易总额的14.17%;1937年台湾对日出口规模扩大到41 025.9万元,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升至93.2%。到1939年台湾对日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激增至50 974.4万元,两年间增长了近1亿元。以致时人惊呼“此数字于其他殖民地历史上,绝无超越者。”与出口贸易相比,台湾自日本的进口贸易则规模狭小,致使台湾对日贸易出现了巨额的顺差,各年顺差额见表5-10。[39]

表5-10 台湾对日贸易出超额统计

台湾对日的巨额贸易出超并非是台湾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主要是日本的人为控制造成的,是日本对台湾经济的掠夺。不但如此,台湾对日的贸易盈余并未转化为当地的国民收入,而是被日本政府截留,成为台湾人民对日本的无偿贡赋。台日贸易成为典型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贸易,台湾在这一贸易关系中处于被掠夺的不平等地位。

与此同时,台湾与祖国大陆、台湾与西方国家的传统贸易关系遭到破坏,日本占领前,祖国大陆是台湾物资输出和输入的主要市场,到1897年台湾对大陆的输出额尚占台湾出口贸易总额的63%,到1939年台湾与大陆的贸易额仅有6 996.1万元,不到台日贸易的1/7。

表5-11 台湾对祖国大陆、日本贸易额及其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台湾开明书店,1980年版,第634~635页。

综上所述,在日本的全面控制下,台湾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附庸。台湾的对外贸易即是与日本的贸易,台湾大量的农矿原料被其掠夺,成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原料供给地。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部分国土沦陷,近代经济进程被中断,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被严重削弱,无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有限的对外贸易均被纳入到战时轨道,因而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不仅规模萎缩,而且贸易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均为战争需要而左右。

【注释】

[1]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5年,中国关内沦陷区遭受的损失达10.8亿美元;东北地区所受损失达20亿美元;台湾损失3000万美元;总计31亿美元。资料来源: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203页。

[2]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89页。

[4]转引自陆仰渊等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617页。

[5]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财政部档案》“贸易委员会概况”。

[6]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行政院档案》二,3102。

[7]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8]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

[9]刘冰:《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动员计划大纲》,载于《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10]姜铎:“略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经济的作用”,载于《江海学刊》1988年第1期。

[11]郑会欣:“试析战时对外贸易统制实施的阶段及其特点”,载于《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对苏易货偿债相关史料”,载于《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

[13]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缉,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40~841页。

[14]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

[1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128页。

[16]高阳:《陈光甫外传》,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289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财政部档案。

[18]转引自吴太昌:“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载于《平准学刊》第五缉,下册,第676页。

[19]吴太昌:“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载于《平准学刊》第五缉,下册,第681页。

[20]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21]徐万民:“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载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2]19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开始兴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棉纺织业获得初步发展。国民党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再次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到战前的1936年,中国进口棉制品数量已经很少了,在进口总额中只占1.5%,同时已有棉制品的出口贸易了。

[23]根据《中美租借法案》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8.4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大部分为军火,商品物资为4 650万美元,占同期进口总额的40%以上。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24]齐春风:“抗战时期日本队国统区毒品走私活动述评”,载于《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25]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1页。

[26]杨树人:《十年来之国际贸易》,载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36—1945》中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29页。

[27]杨树人:《十年来之国际贸易》,载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36—1945》中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第2~46页;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0~550页。

[28]“国策会社”在其生产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产品输日份额。

[29]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685页。

[30]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268页。

[31]1932年6月,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抛出《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中表明“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构,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力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的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转引自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32]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61页。

[33]“满铁”成立于1906年,1932年以前主要负责东北地区的铁路经营。“满业”成立于1937年,是以军火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垄断组织。资本主要来自三菱、三井及住友等日本大财阀。

[34]徐绍清:“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贸易政策的变化”,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35]琼斯:《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9~199页。

[36][日]伪满驻大阪总领事馆:《满洲国贸易要揽》1942年版,第41页。转引自徐绍清:“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贸易政策的变化”,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5期。

[37]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256页。

[38]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254页。

[39][日]《台湾统治概要》第454~455页,转引自赵铁锁:“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经济掠夺”,载于《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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