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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颠覆者芬恩·基德兰德

时间:2022-06-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芬恩·基德兰德,出生于挪威斯塔万格附近,1968年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73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1943年12月1日—),出生于挪威斯塔万格附近,1968年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73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并任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里兰储备银行的副研究员。基德兰德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劳动经济学。他是挪威著名经济学家。2004年因在“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中的杰出成就,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术创新及主要贡献

1.商业周期与经济政策的新理论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的运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着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凸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源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

排除了货币因素作为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的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经济经历着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变为产出的能力,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样,宏观经济的持续波动可以是由连续的单方向的技术冲击造成的,也可以是由一次性重大冲击带来的。这里,技术冲击是广义的。许多事件并不是技术性的,但也像技术冲击一样影响着生产函数,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等。

3.经济波动的传播机制

为什么对经济的冲击有长期效应?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该论点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人们关心自己的整个工作成果,但并不太关心什么时候工作。假设他们在两年的时期内,计划以现行的工资,工作4000小时。如果两年中工资是相等的,他们每年会工作2000小时。如果一年的工资比另一年高2%,他们可能情愿在一年中工作2200小时,放弃休假并加班加点工作,而在另一年只工作1800小时。通过这种在两年间的替代方式,他们的工作总量不变,但能赚得更多的总收入。要注意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多得到什么东西。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尽管他们对暂时性工资变动的反应是巨大的。

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地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重要论著

《置备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与普雷斯科特合著,1982);

《跨时偏好与劳动力供给》(1988);

《国际实际经济周期》(1992);

《贸易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动态关系:J曲线》(1994);

《作为规则的金本位》(1995);

《计算试验:一个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与普雷斯科特合著,1996);

《内生货币供给与经济周期》(1999);

《货币总量与产出》(2000);

《家庭生产与建筑时机的结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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