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家庭。哈耶克分别在1921年和1923年于维也纳大学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学的博士学位，同时也对学习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极大兴趣。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侵吞后，哈耶克不愿意再返回母国。他在1938年成为了英国公民，并终身使用这一国籍。他是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他被广泛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对于法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哈耶克在1962年前往德国担任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的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为止。哈耶克于1992年在德国的弗莱堡去世，享年93岁。哈耶克在1974年和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
学术创新及主要贡献
1.货币政策
哈耶克早年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和计算单位，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行没有影响，但要保持货币的这种性质，就必须使货币流通总量不变。他以此来反对调节通货以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造成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投资过度，货币供给不足，但只要听其自然，经济萧条引起的物价下跌就会改变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从而扭转货币供给不足的状况，经济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复苏。他由此断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弊无利的。
哈耶克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稳定的论点无非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传统庸俗经济学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论调，早已被经济危机的事实粉碎。但他对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评，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调节政策的矛盾。
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他认为经济效率来自利己的动力，有效的决策来自充分的市场信息。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利己的动力受到限制，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不能像自由市场的分散决策那样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哈耶克还认为社会主义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一种制度，计划经济导致政治上的极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甚至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理论家主张的“收入均等化”“福利国家”之类的社会改良主义措施，认为这种措施不仅损害效率，而且最终仍会导致政治的极权化。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界把他的理论称为“保守的”、“右翼的”理论。
1931年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因素是促使生产结构失调的决定性原因。以没有闲置的生产资源为前提，在经济扩张阶段，资本市场上对于投资资金的需求将超过储蓄，生产者将会利用银行膨胀的信用，扩大资本物的生产，从而导致部分先用于制造消费品的土地和劳动要素转用于资本物的生产。但是，当银行扩大的信贷经过生产者转手变成人们的货币收入后，按哈耶克的假定，人们将把他们的消费恢复到正常比例，从而引起消费品价格上涨，导致生产要素又转用于生产消费品。一旦信用扩张被迫停止，危机就会爆发。这时或表现为高涨阶段利用银行信用正在进行的投资（新建厂房设备等），由于资本缺乏而萎缩或中止；或者表现为已生产出来的机器原材料等，由于其他资本家缺乏资本而销路不好，价格猛跌。哈耶克认为危机引起的物价下跌会自动改变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一旦资本供给恢复和增加，经济也就自然地走向复苏，无须国家干预。这也就产生了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
2.商业周期
哈耶克对于资本、货币和商业周期的著作被广泛视为是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更早时的《货币与信用原理》（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一书里已解释了货币和银行业务的理论，将边际效益的货币价值原则套用到新的产业波动理论上。哈耶克以这本书为基础进一步地解释商业周期，这个理论在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在他的《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和《资本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两本书中，他解释商业周期的起源是政府中央银行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刻意压低利率导致资本被错误分配而造成的。
“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被许多理性预期理论的支持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批评。哈耶克在1939年的《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Interest and Investment）一书中将他的理论与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如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等人作出区隔。首先，他避免以货币理论作为商业周期的全盘解释，并提出一个基于利润而非利息上的特殊解释方式。哈耶克明确指出大多数正确的商业周期解释方式都是注重于现实上，而非数据上的波动。他也注意到这种特殊的商业周期解释方式无法与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完全吻合。
3.经济计算问题
哈耶克是20世纪学术界对于集体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哈耶克相信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即使是那些在理论上根基于自愿合作的集体主义形式亦然），最终都只能以中央集权的机构加以维持。在他的著名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其他作品里，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一个中央制定的经济计划，而这种计划经济最终将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被赋予了强大经济控制权力的政府也必然会拥有控制个人社会生活的权力。
根基于早期米塞斯和其他人的著作，哈耶克认为：在中央计划经济里，某个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必须决定资源的分配，但这些计划者永远都不会获取足够的资讯以正确地分配资源。这种问题又被称为经济计算问题。哈耶克认为有效的资源交换和使用只有可能经由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加以维持。而在1945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书中，哈耶克主张价格机制可以用于交流和协调个人的知识，使社会的成员能够达成多样化，借由自发性的自我组织原则来解决复杂的难题。他创造了“交易经济学”一词被称呼“自我组织的自愿合作制度”。
以哈耶克的观点来看，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介入其他领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而这正是凯恩斯学派极力避免的。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着控制经济的自由。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控制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控制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哈耶克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试着以政策来控制个人的自由（如凯恩斯和罗斯福主张的新政），相同的极权主义后果也可能发生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
4.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
虽然哈耶克最知名的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但在哈耶克的职业生涯后期，他也在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做出许多贡献，大多是从他认为人类知识有限的理论上衍生而来，以及在他理论中自发性秩序社会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他主张在一个以市场秩序为轴心组织的社会之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保护必要的市场和个人运作安全，这便是从他对于人类知识有限的道德哲学理论衍生出来的。在他的科学哲学理论中，哈耶克大力批评所谓的“科学万能主义”错误地将科学研究方式强加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上，导致在实践上产生相反的结果。通常这牵涉到在哲学上强行要求明确验证，并错误地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可以简单地用二维的线形图表进行。哈耶克指出大多数科学都牵涉到复杂的多线形和多变量，而经济学和非设计秩序的复杂性则犹如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一般，强加一般的科学研究方式只会造成错误的结果《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1952）。在《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一书中，他发展出一套“赫比学习法”（Hebbian learning）的学习和记忆方式，而哈耶克在1920年便已经构思出这个概念，甚至还早在他学习经济学之前。哈耶克延伸的“赫比突触”（Hebbian synapse）则对全球的人脑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并且持续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界发挥的影响力直至今日。
重要论著
《货币理论和贸易循环》（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29）；
《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
《货币理论文集》（1931）；
《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工作》（1935）；
《货币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性》（1937）；
《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Interest and Investment：and Other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s）（1939）；
《资本纯理论》（1940）；
《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
《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1949）；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哈利特·泰勒》（1951）；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952）；
《感觉的秩序》（1952）；
《资本主义和历史家》（1954）；
《自由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
《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Economics）（1967）；
《法雷堡研究》（1969）；
《法、立法与自由，第1卷，规则和秩序》（1973）；
《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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