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底前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变动的述评

总起来看，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体制的调整和变革，其中比较大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公有制为基础，个体、私营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变为公有制占国民经济95%以上比重的基本单一的格局(在城镇，全民所有制占绝大多数;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占绝大多数)。在此基础上，基本照搬了斯大林的“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央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二次是在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迅猛发展的形势的推动下，经济体制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在所有制方面的“穷过渡”。在农村，大搞“并社”、“升级”，追求“一大二公”;在城镇，对残存的私有制进行“扫荡”，甚至强行把集体所有制转为国有企业。二是为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加快经济的“大跃进”，195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决定》，主要是对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权限重新作了规定，减少了国家计划部门管理的工业产品和统配物资的品种与数量，并扩大了企业的计划管理权限。这样做，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但地方为加快自己的发展，在中央计划部门制订的高指标的基础上，再搞高指标，层层加码，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同时，下放过多过急，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被打断，又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三次是在1961—1965年。为克服“大跃进”和计划管理过度分散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紧张和混乱局面，1961年1月，中央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重点是在经济工作上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大规模缩减工业基本建设，加强综合平衡;在经济体制方面，上收了下放过多的权力，继续加强集中管理。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全面总结了过去几年工作的成绩与缺点错误，指出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3年，又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1963—1965年为过渡阶段，1966年再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重大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供应得到改善，五年经济调整取得明显效果。期间(1963年下半年)，虽然“左”的急躁思想又曾有所抬头，但未造成大的反复和损失。

第四次是在1969—1970年。随着调整任务完成和经济形势好转，中央集中过多的体制弊端重又显露，这种情况同“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相结合，要求权力下放的呼声又高涨起来，加上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要求“集中力量加快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调的经济协作区”，于是重新大规模地下放中央直属企业，扩大地方的权限，结果又造成削弱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打乱原有的经济协作关系，使国民经济蒙受严重浪费和损失的后果。

这几次重大变动具有共同的特点:

一是在坚持和巩固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权限为主线。改革完全不是在建立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上做文章，而是在放权收权上下工夫，时而下放、时而上收经济管理的权限，都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和革除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端，因而总是在“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里循环，徒然劳民伤财，贻误发展。

二是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高指标、高速度。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适当下放行政权力和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是必要的。但中国一直遵循赶超战略，劳动力虽然相对便宜而资金短缺且相对昂贵，又优先投到需要大量资金的重工业建设中去，以实现高指标、高速度，这就必然使国民经济处于紧张状态和因而不得不采取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和实行一系列扭曲政策(如压低与冻结价格、保持工农业产品价格大的剪刀差、限制甚至取消市场竞争、剥夺企业的自主权等)。而当这种体制及其政策的弊端显露无法维持高指标、高速度时，就不得不“一死就放”，以下放来转移矛盾和继续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可以说，无论下放或上收，都是为了实现高指标、高速度。“唯意志论”和“主观随意性”的成分大，从经济效果看就是在发展——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的循环圈里周而复始。

三是同阶级斗争、政治动荡密切相联系。一旦认为“阶级斗争尖锐化”了或者一遇到政治上有大的动荡，就对经济体制采取大的变动。彭德怀写信向党的领导反映个人的意见(而且是正确的意见)，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马上从反“左”转为“反右倾”，在经济体制上大搞“收权”、“升级”。中苏两党分歧扩大、争论激化，就认为中共党内也出现修正主义，在经济体制上就马上大批“三自一包”。“文化大革命”时期“全面内战”、“横扫一切”，政局动荡不安，在经济体制上也就时收时放。政治大局不稳定，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稳妥、有效地进行。

四是“左”倾错误思想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而且越来越强化。在政治上，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经济上，主要是“过渡”、“升级”，排斥市场、“消灭私有制”和高指标、高速度，实现“赶超”。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改革”，不是“市场取向”而是“计划取向”，是为了改善、强化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不可能取得好的结果。改革要顺利进行、要获得成功，必须克服“左”倾错误思想，摒弃旧的僵化的观念，端正改革的方向。

以上四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2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只是变动、调整)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为此，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