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升级路径优化

通过提高要素流入质量，在存在效应路径上助推了更高水平的产业升级，中国未来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政策上更要向促进二次效应引起的产业升级路径上转型。溢出效应、规模效应和财富效应通常都缺乏一定的自发性，需要政策支持以发挥更大效应，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路径优化需要在产业政策上进一步完善，通过政策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路径更多地转向第二阶段。

1．制定有利于提高要素收益的产业政策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看，强国的发展尤其是由弱变强的国家的发展历程，无不体现着由追求规模、总量到追求效率、收益的过程。比如二战后的日本经济，1950年日本的GDP仅为109亿美元，1970年增加到了2 000亿美元，增加了将近2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其发展也是由注重总量开始的，1946年日本经济学家有泽广巳发表《拯救日本经济破产的办法》，提出建立一种“倾斜的生产方式”，优先发展以煤炭为中心的重点产业。此后日本政府竭力动员煤炭行业进行劳动竞赛，制定增加产量的目标等，大力发展重点产业，提高总产量。1961年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旨在发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该计划实行期间，日本超过了联邦德国的经济规模。而从1960—1979年，日本的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了美国和OECD同期的水平。而这种快速提升与其前期的总量积累是分不开的。随着世界经济总量水平的上升，产业升级也从注重规模向更加注重收益转变。诸如微笑曲线强调向高附加值的两端移动，价值链分析提出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升级，增加值贸易的核算方法更加体现了对贸易收益的衡量等都反映了在经济分析中对收益的重视。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也逐渐从总量的提高转向对收益的重视。

2．完善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

技术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其作用在不断增强。资本与技术同时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二者之间通常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中，由于技术相对落后，技术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没有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样明显，因此将技术纳入经济中的研究也并不多。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将技术内生化，资本的溢出效应、劳动的学习效应等都可能带来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产出增长率。技术因素对经济作用的加强使其成为一种相对资本独立的生产要素，资本与技术的联系也更加深入，资本进入生产过程不仅仅是为了支付工资、购买设备等，也是为了获取新技术或者培育新技术。货币资本通常在企业家的支配下对各生产要素进行组合，这个组合过程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技术水平，获取更高的资本收益率。资本与技术不是简单的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资本培育新技术，而新技术又带来更多资本的相互促进关系，其中资本通常又有触发作用。所以，产业升级过程中也出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升级过程。

因此，产业升级路径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深化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通过给予研发型、创新型企业税收优惠，并提供融资便利给予融资成本上的优惠，降低研发型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发展成本，激励更多的投资流向研发型、创新型企业。同时，加大高新技术人才尤其是稀缺的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引进。政府可以通过制度上改进，给予科技创新型人才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优惠等。另外，加大政府对科研项目的投入和规范，提高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形成从企业到人才到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推动产学研的一体化发展，最终使得要素流入后企业与国外要素、企业的对接更顺畅，提高溢出效应水平，并通过进一步激发生产规模的扩大，增强规模效应。

3．培育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产业升级的基础是要素结构的升级，引进外部高级生产要素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吸收等提高本国的要素生产效率，实现自主式发展。国家竞争力体现在产业竞争力上，并最终由生产要素质量所决定。因此，自主式发展就是通过本国自主创新后提高要素质量优化要素结构，进而形成新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沿着产业升级路径的第二阶段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形成起支柱作用的优势产业。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削弱，面临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要加大培育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进一步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上，也积极推进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农业、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形成制造业与多种产业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的局面，促进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