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与产业升级

生产要素无疑在经济中具有基础作用，但凡经济活动都需要相应的生产要素，无论是初级要素还是高级要素，不存在没有要素构成的经济行为。要素作用的普遍性当然也体现在产业升级上，其中要素禀赋或综合要素结构对产业升级起到最基础的作用。其最高可以追溯到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某一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它的劳动生产率上，一国应该发展在某种禀赋上具有绝对优势的产业。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含有这样的以相对成本为优势的产业发展思想，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则详细地分析了基于相对要素丰裕度的比较优势，即该国发展有要素优势的产业。在这里可以认为，要素禀赋是指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形，而综合要素结构是指存在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形。林毅夫（2012）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系统阐述了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应该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基础之上，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他将比较优势提高到国家发展上，提出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能否继续3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高增长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政策。苏东水（2010）指出一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一方面难以改变，另一方面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该国的产业结构的形式和变化有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或多或少地具有资源开发型的特性。

要素作为生产过程中产品的最直接构成，要素禀赋状况对于产业升级有预先的指导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指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化，创新的作用要通过与生产要素的结合显现出来。另外，生产要素从劳动和土地的两要素发展到今天的八要素甚至更多，说明研究都发现了要素禀赋的变化过程。与要素禀赋变化相适应，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产业，比如生物产业、信息产业、互联网金融、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往往代表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由于支撑工业化生活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在日渐枯竭，以这些要素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将运转乏力，基于互联网发展的特点与现状，他提出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可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着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到来。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但是抛开其中的争议，不难看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提出也建立在要素禀赋变化的基础上。如果化石能源能够源源不断地供给，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一新型要素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将不会出现或者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产业升级就是当国家的资本相对劳动与其他要素较为丰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就会发挥比较优势。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应该动态地看待要素禀赋，要素禀赋可能不是产业升级最关键的因素。高鸿业（1982）指出依赖现有要素禀赋进行生产安排的技术落后国家只能生产技术要求简陋的产品，从而使自己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洪银兴（1997）提出比较优势陷阱，他认为单纯依靠要素禀赋来确定贸易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作为出口导向的国家将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赵坚（2008）在批评了林毅夫“自生能力”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已经具有了自主研发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要转换成竞争优势必须提高企业能力（即企业的组织能力），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以构建企业能力为导向。事实上，他不是完全反对依靠要素禀赋进行生产，而是不同意静止地看待要素禀赋。正如高鸿业教授所言：“比较成本学说是假设现有的各种条件不变的学说，而经济发展是改变现有的条件来使国民经济朝着有利方向转变的行动。”

因此，要素禀赋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要动态、综合地去认识。要素禀赋的基础作用突出表现在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但是，需要注意：首先，要素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新技术可能被研发出来，劳动力、自然资源等都可能减少或者增多等；其次，要素禀赋发挥出竞争优势必须进行有效组合才能真正地推动产业升级。要素禀赋对产业升级的基础作用是要素流动下存在效应的基础，正是要素流动导致了要素流入国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进而促进了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