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然性

后危机时代的许多国家的新支柱产业缺失，选择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本质上理解，这次金融危机属于世界产业周期的危机。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乃至科技革命，一些新兴产业应运而生，特别是具有广泛影响和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得以萌生和发展。例如，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二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00年美国的高科技泡沫破裂后，标志着IT产业作为推动美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时代的结束，此后缺乏新的支柱产业跟进导致产业空洞的形成，在高科技时期形成巨额剩余的资本开始流向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形成了支撑经济增长的畸形支柱产业——虚拟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由于缺乏实体支柱产业所产生的危机，因此后危机时代，不但需要重建金融新秩序，更重要的是要再造实体产业动力。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具备经济的未来支柱性、产业的辐射带动性、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政策的导向性等特有属性，使得后危机时期的新支柱产业可以且必须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尽快走出衰退，构筑新经济增长点，美国、欧盟、日本等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一揽子措施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如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将转向以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的发展模式，力图在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中寻找出路，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来重塑本国的竞争优势。这些政策措施被称为“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的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反映了美国认识到不能依赖于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立足国内来看，第一，现有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状况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200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耗达31亿吨标准煤，是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7.5%。而同期我国的GDP只有4.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8.7%^[8]，这种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发展的方式是难以为继的。第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压力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接近15亿，人均耕地面积要在目前1.38亩的水平上减少10%以上，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不断增大。加速发展的老龄化社会使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减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减退。第三国际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上，而我国则是这种贸易战的主要受害者。因此，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必然。因此，要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培育发展物质资源消耗少、环境友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后金融危机时代前后，中国的支柱产业制造业出现了弱化的趋势。而且，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对中国以加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造成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如2009年底，美国出台了“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的政府文件，其中涉及六大产业，绝大多数都跟我国的“七大产业”有相似性;欧洲出台了面向2020年的制造业框架;日本也出台了相似的政策。因此，调整我国的产业政策规划势在必行。为此，我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方面加强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步伐，另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寻求新的支柱产业，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使我国的经济和产业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