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技术创新过程

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即技术决定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即制度决定论。

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截至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它已到达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可是，尽管中国早期在科学、技术和制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却并没有再往前迈进了。因而，当17世纪后西方的技术进步加快之后，中国却远远落后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一直被光荣的历史回忆和现实落后的屈辱所困扰。李约瑟博士将这样一个矛盾归纳为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第二，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领先于外部世界?

如何破解“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的答案是:中国是“官僚体制”，此一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非常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就开始落后了。

林毅夫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或许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一些关系。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实际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林毅夫具体地强调了，既不是儒家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刘海峰在1995年第8期《探索与争鸣》中撰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堪与物质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人最喜欢提及古代的四大发明，但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发明最为佩服的要算科举制度。18世纪下半叶，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英国殖民官僚贪污腐败，劣迹累累，英国政府决意敦风厉俗。有谋士进谏学习中国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制度，英国政府遂派团考察。当英国人看到中国的官吏通过考试达到有序任用、照章升擢，不禁肃然起敬。英国人讨得科举制度这一“文明利器”回国后，开始创立自己的一套日后闻名天下的Civil Service(文官体制)，在英国本土及日不落帝国属地广泛推行。

最后，为解开“李约瑟之谜”，林毅夫提出了一个假说: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工匠和农夫的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生敏锐的天才在观察自然时自发作出的。到了近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是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说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当然，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在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模式中，一个社会中人口愈多，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农夫就愈多，社会拥有的天才人物就愈多，因而社会的科学技术就愈先进。所以说，中国在前现代由于人口众多，故在这些方面占有比较优势。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这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靠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于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上述解释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李约瑟之谜”。现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么是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以往人们总把产业革命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因。诺思经过大量的考证后指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不过是一种新现象，即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能说明问题的迹象。经济增长的起源可以远远追溯到前几个世纪所有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程，该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工业革命肯定不能离开技术革命，没有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产业化并不是同一回事，一些古代科技比较发达的文明古国(如中国等)并没有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这就不能用技术之类的因素来解释了。诺思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在人口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

前面我们提到，有人认为，18世纪末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存在了。但是这个判断可能忽略了最主要的条件，那就是中国当时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地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是一个国(官)营主导型经济社会，在中国奴隶社会一直是国有土地制，秦汉以后至明清年间的封建时代，土地国有制也是主导的形式。与此相应，官营手工业在奴隶、封建时代也主宰着当时的工商业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近代商品经济在外来影响下开始发展，但主导的也是官办或官商合办、官督民办形式，也就是官僚资本。西方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代斯巴达也盛行过奴隶制国有经济，但雅典国家则较早出现了非国有的民间经济，德拉古成文法和梭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维持私有财产制度。到马其顿国王统治希腊各城邦时期，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成为基本律令。

工业革命是与有效的产权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革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现象的表现形式。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增长首先发生在荷兰和英国呢?在诺思看来，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的出现。产权不是万能的，但是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到1700年，英格兰制度框架为增长提供了宜人的环境:产业管制衰减和行会权力下降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和经济活动的创新;合股公司、存款银行、保险公司降低了资本市场交易成本，鼓励了资本流动;更重要的是，议会的最高权威和纳入共同法中的财产权利，把政治权力赋予那些渴望开拓新机会的人，并且为保护和鼓励生产性活动的立法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18世纪末的英国?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英国还率先建立了鼓励创新和技术发明的专利制度。1624年诞生的《独占法》是英国的第一部专利法。决定新技术和纯科学知识的发展速度的因素是什么?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但步伐缓慢，时有间断。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于发展新技术的激励仅仅是偶然的。通常地，创新可以被别人无代价地模仿，而发明创造者得不到任何报酬。人类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还远远不及对实物产权保护的程度。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应该使技术发明创新者的私人收益率不断地接近社会收益率。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专利制度、版权、商标制度的不断完善等，这些都是建立有效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条件。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固然重要，但是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更重要。如诺思所说，就像我们在现代世界所见，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提高私人收益率才会出现。总之，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对“李约瑟之谜”作一“补充”回答:在前现代时期，如林毅夫所说，技术发明是人口的函数，人口越多，能工巧匠也就相应增加，而且这个时候的发明大多数是自发的、零星的、非盈利的。这时候除了父传子、师傅传徒弟这种“保密”措施以外(这种“保密”可算做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萌芽)，人类还没有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进入现代时期后，技术发明和科学发展的进程发生了几大变化:一是发明方式的变化，即由经验型转向了试验型，实际上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试验室制度是技术史上的一个重大制度变迁);二是发明与市场、盈利、风险、成本等因素联结在一起了，它还与产业化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理论界有关于知识的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不排他的”(norivalry)，但就其产权而言可以是“部分排他的”(partially excludable)，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使知识具有某种产权的可排他性，这是问题的关键。完全竞争的私人企业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是不会激励在学习和获取知识上的投资的。第二个假设是知识的“溢出效应”，虽然专利权保护发明人的利润，但不能防止其他科研人员利用同一项知识去完成下一项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使用是非排他的，于是产生了知识的社会效益。发明创新已成为一种职业。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有较完善的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制度，使发明者的私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英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以前已建立了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有效的所有权体系。中国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关键就在于没有建立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产权体系(包括私有产权、专利制度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资料来源:卢现祥主编:《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