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

首先是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低利率和低汇率政策的实行降低了工业经济的资本形成门槛,低能源、原材料价格和低货币工资政策的实行压低了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可以提高已建成企业的利润率和积累率。这为经济发展初期的工业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宏观政策环境。但这还不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发展工业的充分条件。如果企业为私人所有和经营,它就仍然保持着对利润分配的使用权和投资方向的选择权,企业积累方向未必能符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期望。

事实上,以利润为经营动机的私人企业,总是倾向于把资源投向能够产生最大收益的生产部门。例如,一方面由于市场稀缺程度高从而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轻工业技术结构也更加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当政府以重工业为中心时,受到压抑的轻工业部门往往具有更高的赢利水平。不言而喻,为了取得剩余的支配权、把握积累方向,使之用于符合国家意图的发展目标上,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私人企业改造成国有制企业,使后者占据工业所有制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指令性生产计划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

国家通过对国营企业下达一系列指令性指标,实行直接计划管理。在工业企业归国家所有的条件下,企业经理人员和职工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国家的目标取向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扩大积累,为重工业发展目标服务。而企业经理人员和职工则倾向于增加工资和福利。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便会以扩大成本开支范围、低报产量等方式减少上缴利润,并将这些所得用于增加工资和福利的用途。其结果将是国有资产和利润被企业和个人侵蚀。由于信息结构的不对等,国家对此进行监督的成本十分高昂。而在宏观政策扭曲了价格、企业盈亏也不能真实反映其经营水平,以及消灭了私有经济并以计划的方式配置资源的条件下,企业经营好坏不能通过市场竞争间接表现出来。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企业拥有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国有企业剩余被侵蚀的现象就无法避免。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就被全面剥夺了。因此,生产资料由国家计划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和调拨,财务上则统收统支。企业的利润和折旧基金全部上缴,纳入国家预算。企业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基金、新产品试制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等,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企业生产的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部门按定额拨付,季节性、临时性的定额外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企业用工和工资分配完全由国家计划安排。

1958年推行经济建设的“大跃进”,提出要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强调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工业发展高指标。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张,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在一年里增加了85%。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消费基金不足的情况下,农业的增产速度又不能满足需要,这就要求用加大征购比重的办法扩大粮食征购数量。这一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只提高2.5%,而征购量却增加了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