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这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66.1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比重为70%,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0%,而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①与此同时,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满于中国大陆的政权更替,实行了一系列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中国的措施,使其缺乏良好的外部经济联系,并且要随时作好战争的准备。这种状况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地意识到,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尽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关系国家和政权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从当时的发展阶段和认识水平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同义语。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工业也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就业。②在这样的经济中如何进行资本积累,借助于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加速工业化,是必须作出的选择。当时,中国领导人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发展目标,带动整个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的建设方针,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从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瓦尔特·霍夫曼对一些国家的工业结构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相关的。③他以消费资料工业（即轻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即重工业）的比值作为划分工业化阶段的指标（即后人所称“霍夫曼系数”）,发现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重工业的比重就越高。或许中国领导人在选择重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部门时并不一定知道“霍夫曼定律”,但分析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无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重工业意味着现代化大工业,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政治独立并走上自主的民族经济建设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企图跨越经济发展阶段,直接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大多也以发展重工业或实行进口替代为基本发展途径,经济发展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成为提高重工业比重的竞赛。要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取胜,迅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采取赶超的战略。
第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美国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中国大陆的安全,因而中国出兵参战。在卷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大陆又处于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对峙状态。这种政治、军事态势要求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提高国防实力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战争动员能力。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制裁的措施,切断了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和贸易。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使中国迫切需要迅速建立比较完备、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而重工业则是其中的关键。
第三,工业化积累方式的约束。囿于当时关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如何通过自身的积累,实现迅速的经济起飞的认识和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认为,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到人口总数80%—90%,且大多数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的二元经济中,以轻工业或消费品工业为优先发展部门,会遇到市场狭小、需求不足,从而无从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问题。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导人和专家,似乎从前苏联的建设经验或中国的现实中悟出了重工业具有自我服务、自我循环的产业特征,因而发展重工业可以克服当时农民占人口绝对优势比重,极度的贫困使他们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有效需求这一条件的约束,从而超阶段地实行工业化建设。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进一步分析。
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逻辑和过程,与前苏联历史上的类似时期极为相像。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和体制模式,是完全照搬或承袭自前苏联模式。④然而,这种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具有与前苏联相似的过程和结果,正是由于中国曾面临与前苏联类似的条件或选择空间。我们在后面将要论证:一旦经济发展的目标选定,沿着这一逻辑起点,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特征,便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经济体制。不过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背景,回顾一下前苏联在20年代的一场工业化问题论战,以及类似的战略选择过程,是有益的。
1921年至1924年根据列宁的思想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是,当时苏联的现代工业比重仍然很小,原始、落后的农业经济和贫困的农民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如何解决工业增长市场需求的不足,以及国民经济应该运用何种机制来调节等问题,在苏联政治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争论双方,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协调发展派”和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⑤
布哈林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可能危及无产阶级专政。他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开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发展农业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超工业化派”看到的是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与国营工业部门规模微小,难以靠自身积累满足资本形成需求的矛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其自己的调节范围,并且原始积累规律和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价值规律。因此,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他们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
同时,“超工业化派”的经济学家还在理论上论证了一个小农经济比重极大的国家,工业增长如何取得市场的问题。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菲尔德曼依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思想,构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发展靠冶金、机械及辅助工业（所谓重工业的综合体）的封闭循环推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⑥
这场讨论从1924年开始,持续到1927年,以“超工业化派”经济学家纷纷被清洗出党而告终。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加速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重新提起,并且充分体现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当前的消费,成为这项计划的特征。例如,在计划中,规定要把净投资额提高到占国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资于重工业。⑦这样,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次得以实践,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也由此形成。
在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以国民经济计划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之前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广泛的讨论。⑧经过1950—1952年经济恢复以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次集中反映在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是从1951年开始,计划执行期是1953—1957年。“一五”计划经过边制定边执行的过程,不断进行修正,于1955年上半年才编制完成,并分别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予以公布。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重要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并以此为中心,进行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
在“一五”计划中,重工业获得了中心的战略位置。要求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业。“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核心和骨干是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建设项目全部是重工业,是一些填补工业的空白、健全工业体系的新兴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72.9%。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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