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之间建立工作机制的信息稿

在本节，我们将利用业已建立起来的“双轨制”理论模型来探讨“大爆炸”和渐进式改革路径的比较优势。通过把不同的改革起点置入该模型，我们还可以模拟改革的不同初始起点对不同改革路径优势的影响力，从而对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提供一种评判的基础。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把本书第6章发展起来的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数学化、线性化。同时考虑下列两个重要条件：（1）改革后的国有部门仍受到计划产量和计划价格的控制，但在完成计划以后，企业可以在“计划外”自由决定生产、自主定价以满足剩余的市场需求；（2）在计划外，国有部门的市场行为受到其竞争边界（即作为价格接受者的“边界企业”）响应的制约。然后模型将进一步扩展以考虑中国和前苏联的具体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运用模型模拟不同的改革路径的产出效应。模拟中所考虑的不同改革方案的主要区别指标有：第一，计划产出随时间不断削减的速率；第二，国有部门受到补贴的程度。最后，模拟还将进一步考虑不同的改革起点，特别是，利用模拟来显示改革开始时竞争边界的初始规模的大小对过渡经济中工业生产的影响的大小。这个研究最初已由我和哈勒根博士作了初步的工作（哈勒根和张军，1996）。

现在我们把第6章发展的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主导部门—边界竞争”模型数学化。在本章附录中我们详细地演示了该模型的一般形式，在这里出于简单性我们仅考虑采用线性模型，图7.1就是这个线性模型的图解。在这个图上，市场需求函数可写成：

P=A-（Qp+Qo+Qf）

其中：Qp为计划产出，

Qo为国有部门提供的计划外产出，

Qf为竞争性边界厂商提供的产出，

P为市场价格或计划外市场价格。

显然，国有部门的总产出为Qs=Qp+Qo，计划价格为Pp。在整个模型中，我们假定Pp＜po，这与价格双轨制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在这些条件下，主导部门的市场行为与计划价格Pp没有关系，因此，为表述方便，在模型中我们忽略Pp。另外，由于主导部门的市场行为与计划内生产部分无关，因此，为表述上的方便，在模型中我们也删除计划内生产Qp，这样，主导部门在计划外市场上的市场需求函数就可变成：

P=Z-（Qo+Qf）

其中：Z=A-Qp

对于一个处于竞争性边界的非国有部门来说，其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分别为：

MC=d+qf

其中：qf=Qf/Nf（Qf为边际总供给，Nf为竞争性边界厂商数目）。所以，在主导部门模型中，边界企业的供给函数为：

P=d+qf=d+Qf/Nf

一方面，边界企业的供给曲线只存在于扣除了计划产出以后的那部分剩余市场上，另一方面，主导部门完成计划后，则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和它所知道的边界企业的信息决定其“计划外”产出的水平。于是，在模型中，国有部门的市场（即计划外）需求等于计划外市场总需求减去竞争性边界的供给。在图7.1中，主导部门的需求曲线是用XX′表示的。用代数表示，这个剩余需求的函数推导如下：

图7.1　国有部门计划外生产的线性图解

Qo=（Z-P）-Qf

=（Z-P）-Nf·qf

=（Z-P）-Nf（P-d）

=Z+Nf·d-（1+Nf）·P

在X点：在X′点：P=d，Qo=Z-d（X′在AA′上），Qf=0

因此，

XX′的函数为：

与这个剩余需求相对应的边际收益为：

MRo=X-2［（X-d）/（Z-d）］·Qo

根据模型的线性假设，我们假定主导部门的边际成本为常数，即：

MCo=Pp=C

主导部门（国有部门）根据利润极大化原则（MR=MC）来决定计划外产出（Qo），其结果为：

在此产出水平上，使利润极大化的价格为：

作为价格接受者，边界部门的供给函数是：

在本模型中，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供给完全取决于计划外市场上主导部门的产出价格P*。只要这个价格高于D点，就会引起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即SF（p）≥0，当P*≥d时）。

为了使模拟的结果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现在开始进一步在模型中考虑并融入不同的改革策略和不同的初始条件。具体地说，我们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指标：

1.在改革过程的初期是否对国有部门继续补贴。我们知道，对于激进改革方式，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将被大幅度削减乃至停止。与此相反，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过程中，对传统国有部门的各种补贴一直在继续。表7.2给出了中国在1978年到1992年的财政收入与企业亏损补贴的演进情况以及对企业亏损的补贴占企业上缴利税的百分比。另据其他资料反映，政府在改革以后对能源、原材料和基础产品（如电力、石油、煤炭等）的生产补贴一直未减少。1990年，国家为煤炭和石油生产企业提供的亏损补贴达105.2亿元，其中对煤炭行业补贴54.65亿元，对石油生产行业补贴50.55亿元（樊纲，李杨和周振华，1994，第142页）。

表7.2　中国的财政收入与企业亏损补贴（1981—1992）（单位：10亿元）

资料来源：作者个人记录和个人计算。

除了政府财政的直接补贴以外，正如我们在第6章提到的那样，在改革过程中，由于价格双轨制，中国的国有工业部门还可以从其他国有企业那里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计划价格获得部分非劳动投入品。最后一点是，国有企业中的劳动力也可以视为“准固定成本”，因为对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支付往往采取提供住房以及其他一些非工资性的福利形式。综合起来考虑，经济改革的这些特征意味着国有部门的生产的边际成本要小于边界部门的边际成本。在模型中，为了模拟，我们用c＜d来表示这一特点。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中国国有部门的边际成本较小这一事实并不表明中国国有企业有更强的赢利能力，原因是一些费用诸如职工住房、教育、医疗保健等都构成国有部门的固定成本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了。

2.计划产出随时间的变化率。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反复强调的，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以计划价格按约完成中央计划指标之后，可以按市场价格生产“计划外”产出。中国的改革者遵循了下列一条改革计划体制的路径：计划产出占国有部门总产出的份额随着时间推进而加速递减。虽然我们无法找到在企业层次上直接反映计划生产指标逐年减少的数据资料，但是表7.3作为一个宏观总量指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计划控制逐步减弱的趋势。与此相反，前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改革经历是迅速的市场化以及即刻消除中央计划的控制（张军，1995）。所以，在我们的模拟中，对于中国来说，Qp的时间路径是一条逐步的、平缓中的下降曲线，而在苏联案例中，它却是一条骤然下降的曲线。

表7.3　重要原材料的国家计划分配比重的递减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91）。

3.竞争性边界的初始规模。人们经常认为，在前苏联，工业的生产比在中国更加集中在国有部门。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之初，工业产出中的78%由国有工业部门供给，而前苏联的工业产出几乎全然由国有企业提供。因此，在改革之初，中国在计划外就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非国有部门，它们为这个经济中的市场部分提供产品。虽然这部分非国有部门并非私人所有，但它却是市场化了的部门（Nee，1992）。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这个部门能更自由地对市场作出回应。我们在第6章的最后曾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集体部门在早期，尤其是1978—1985年间的发展十分迅速，只是在1985年以后，私营和个体经济才有了显著的成长。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是，在1978年，中国就存在着一个以集体（乡、镇）企业为形式的较大规模的竞争性边界。而私人部门在改革初期的反应迟缓，直至近年才有所加快。出于模拟的考虑，在模型中，我们假定在时段t处于竞争性边界中的企业个数为：

Nt=Nt-1+f（Pt-1-d）

其中：N1=N0，

N0=改革之初边界企业的数目。

在这个定义里，新进入竞争性边界的企业数是市场价格与边界企业的边际成本之差的函数。没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和在苏联“进入”竞争性边界有什么不同，两者主要的区别仅在于，在改革的始点上处于竞争性边界的企业数目（N0）是不同的。

图7.2给出了一个用来说明模拟过渡路径的12种（3×2×2）情形的指南。三种不同的情形是按照国有部门是处于成本优势还是劣势（c＜d，c=d，c＞d）而划分的。然后再根据计划产出是急速降至为0（Qp=0）还是逐步减少（Qp）而再分为两种情形。继而再根据边界企业的初始个数（N0=0，N0＞0）又分为两种情形。这里我们集中分析两种情形，它们最典型地分别代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经历（情形10）和苏联的改革经历（情形3）。在模拟中，我们假定改革始自时段4，而如果处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总产出将是85。图7.3—7.8描述了情形10所代表的中国改革的模拟情形；图7.9—7.10描述了情形3所代表的苏联改革的模拟情形。

图7.2　模拟指南

情形3（c＞d，Qp=0，N0=0）：这个情形可称之为前苏联式改革。在改革的初期，由于计划产出陡降为0，总产出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相当于一个短期运行的垄断者在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为取得更高的垄断利润而导致的产出下降。当然，假如进入竞争性边界的企业数目增加迅速，总产出最终会随时间的足够推移而不断增加。而且，竞争性边界的市场份额也会比中国的情况要增长得快。由于主导部门不享受补贴，其产出水平会比中国情况来得低，尽管在比较严格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无限推移，竞争性边界的增长会使总产出最终接近于85。

也许有必要问一下，用国有部门的主导部门模型所作的模拟对于我们理解改革战略和改革起点对经济过渡的影响有没有增添新的思路？概括地说，我们的研究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模型根据竞争性边界的不同初始规模（N0=1，N0=3，N0=5）对中国案例（情形10）进行了三次模拟。有意思的是，竞争性边界的初始规模对产出变化路径的影响是两方面的：首先，大的竞争性边界的存在会增加初期的产出水平；其次，初始的竞争性边界越大，产出水平随时间增长的速度越慢。事实上，在初始边界规模较大时，总产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在解释改革后中国的产出增长时，初始条件（即经济的结构）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只要存在着进入竞争性边界的强烈反应，改革的起点（N0）对改革结果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这个结论与诺顿的一个评述倒是不谋而合，诺顿指出，中国案例表明，在此过程中重要的是进入——进入创造了竞争，刺激了市场发展，导致国家控制的放松和垄断程度的下降（Naughton，1994a）。只要快速进入的反应足够强烈，由改革之初竞争性边界的规模过小造成的劣势会被新进入者的积极反应所抵消。而对于中国改革，我们倒是可以说，改革之初大量集体（边界）企业的存在反而降低了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这证明了我们曾经多处提到的一个观察。

第二，计划产出的急速下降势必导致改革初期总产出的减少。即使存在着初始的竞争边界，这种总产出的减少也只能被部分地抵消。我们对于计划产出的陡然减少对总产出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作的模拟结果非常出色。^[13]

第三，一个重要的政策变量是国有企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享受补贴。在模拟中我们发现，国有企业享受补贴的程度的微小变化会较大地影响产出的变化。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虽然使得它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制定较低的价格，但这同时也减慢了非国有部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速度。

总而言之，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采取了逐渐降低计划产出，继续保持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让市场化了的集体部门作为竞争性边界在改革中出现并扮演角色，改革初期中国的工业产出避免了像苏联工业产出那样的大滑坡。中国改革政策的负面影响是，所有的这些措施都会降低新生厂商的“进入”速度。^[14]关于表6.2中的有关不同所有制的产值份额变化，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中国个体（和私营）经济所以反应相对迟缓，是由于潜在的进入者在一个并不明朗的环境中，其计算会变得相对保守。一旦个体经济相信政府的市场改革是长期的、持久的承诺时，他们便作出了敏捷的反应（参见表6.2中1990—1992年份的数据）。另一种解释是，中国的改革方案本身客观上就抵制“进入”，如前所述的这些措施都抑制着“进入”。因此，动态地看在关于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很有趣的悖论：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在“进入”趋于迟缓的环境下最可能是正确的政策反应，而“进入”在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下最可能趋于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