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社会事务管理机构有哪些

伴随经济体制变革的是政治体制变革。政府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是转变职能，这不是一般的机构或职能的增减与调整，而是实现政府形态的转型，以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提高政府发展经济和治理社会的能力。改革开放后，政府从强调政府权力对经济与社会的全面渗透的“全能型”，转变为强调政府是经济建设的主体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者的“经济建设型”，并且又进一步转变为强调政府是市场规则与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强调政府是公共服务的规划者、组织者和引导者的“公共服务型”。

在现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分权和合作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政府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部分职能和责任转移给中介组织，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就是其分权给市场与社会的过程，中介组织正是在这种分权中发展起来的，分权与合作的前提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对公共事务的职能分工和责任分担。这种潮流隐含的内在机理是，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主体、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与多元主体协调合作，使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更好地进行公共管理和服务。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都明确要发挥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这意味着政府想把自己过去长期集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更多地向中介组织转移释放，使一直比较薄弱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得到补充和加强。随着社会自主意识的觉醒和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建设效率政府、降低行政成本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逐步扩大社会自主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无限权力、承担无限责任的政府体制既失去维持的必要，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制约，因而建设“有限政府”的呼声持续高涨。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政府稳妥地从某些领域退出?这些领域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如何处置?

计划体制下政府职能无限扩张的态势导致了政府管理效力的衰减、社会自我管理功能的萎缩、企业经营活力的窒息、腐败现象的蔓延等。“政府失灵”的种种表现说明，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由政府包揽一切社会事务十分困难。由中介组织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具有运作成本低、专业性强等优势，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载体。中介组织的监督、公证等职能的行使，可以对政府行为起到约束作用，是制约政府权力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它也接受政府委托，对整个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监督，规范市场运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它还可超脱于政府和企业之外，对政府和企业公布的经济信息进行独立核算和验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发展和相互适应，中介组织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衍进关系:政府职能和权力的释放，为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和政治动力，同时又为自己的职能转变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中介组织的发展则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化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