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与西奥多·...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

(1915～ 1991年)美国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

普林斯顿大学

刘易斯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刘易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引起了广泛的科学辩论,由此形成了对刘易斯原来的前提的一系列发展和补充,该模型亦被运用于实际以验证其应用性。引人注目的是,刘易斯的简单模型分析不只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有助于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统计发展模式做多方面的透视。

——瑞典皇家科学院

由于“在发展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和进口交换比例模型”,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与另一名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生平简介

威廉·阿瑟·刘易斯于1915年1月23日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现为圣卢西亚共和国)一个黑人移民的家庭。

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1937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4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这是刘易斯学术生涯的第一时期,主要研究一般经济学问题,涉及工业组织及一般经济学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为他以后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由于刘易斯是黑人,受到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他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关心与同情贫穷国家的人民。在政治上他倾向于对英国殖民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费边社和工党。刘易斯从来就不是一个推崇自由放任政策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计划原理》是为费边社撰写,以解决混合经济的问题的。这种态度影响了他一生的研究与工作。

1943年,刘易斯曾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英国殖民地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对英国殖民地的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这正是他经济发展研究的开始。1948 年,刘易斯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到曼彻斯特大学以后,他的研究就集中于经济发展问题。他的工作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际工作。

在理论方面,刘易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1954年发表于《曼彻斯特学报》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文章提出了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两个著名模式,这两个模式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论,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1955年他出版了《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对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至今仍被认为是“第一部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经济发展问题的巨著”。刘易斯还写了许多总结各国经济发展中经验与教训的著作与论文。

在实践方面,他担任了很多种职务,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比较重要的有:1951年任联合国总部不发达国家专家小组成员;1957～ 1959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1959～ 1960年任联合国特别基金的代理人;1959～ 1963年任西印度大学第一副校长;1970～ 1973年任加勒比地区开发银行第一总裁。由于这些贡献,刘易斯在1963年被英国女王晋封为勋爵。

1963年,刘易斯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从1968年起他在该校公共和国际事务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担任詹姆斯·麦迪逊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并兼任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联合国皮尔逊委员会成员。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国际经济关系,重点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际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

1986年,刘易斯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住在巴巴多斯岛上,住所就在西印度大学的科维·希尔校园附近。在这里他继续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并为各国提供发展指导。

1991年,刘易斯在他的住所去世。

二、学术贡献

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他对20世纪初经济大恐慌的探索和对经济发展问题的钻研。

1.关于20世纪初经济大恐慌的探索

美国人自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多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的经济学者会称之为结构性失业,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刘易斯在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既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刘易斯认为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

奇怪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刘易斯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

(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成长速度超过需求成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因此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税以及增加货币供应,而他们也的确是如此执行的。但此举也可能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两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

(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以上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刘易斯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2.对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的研究

在刘易斯看来,对20世纪初经济大恐慌探索,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而刘易斯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当时他所探讨的核心命题。1925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造成农村破产、银行倒闭,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实,这也是刘易斯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因为刘易斯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之苦,使稳定经济情势的措施备加困难。

刘易斯对贸易条件的后续研究源自一项观察,那就是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即工业生产每增长1%,会伴随着初级产品的贸易增长0.87%。此一关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并后推到1973 年,但1873年以前则不适用。在研究的过程中,刘易斯编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统计资料,包括全球工业生产指数、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的全球贸易、热带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价格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贸易条件的短期决定因素,必须是供给与需求。每个人都可以为不同类的商品设计供需模型,并计算其短期弹性。但根据刘易斯在下面将提及的模式,热带农作物的贸易条件,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是取决于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变化的影响。供给弹性无限大,是由于在整个热带农作物产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长时间内(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销农产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扩增或缩减数量。由于粮食生产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据这一分析,得到一项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农民最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不要将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外销农产品。此一论争仍然是目前相当热门的议题。

现在,再回到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只要研究经济大恐慌,就一定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单一事件,还是连续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对这个问题,刘易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继续研究,一直持续到1978年出版《1890～ 1913年的成长与波动》(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90- 1913)这本书。耗费这样长时间的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暂时脱离大学的研究环境,还有是刘易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集与准备资料,其中包括刘易斯之前提及的各项指数。

3.对经济发展问题的钻研

(1)帝国主义的反对者

刘易斯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衍生自他个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念。他还记得7岁那年,父亲曾带他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的聚会。因此,他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的小册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叙述了20世纪20、30年代工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30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的报导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所汇编而成的。

他在伦敦遇见在全球各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同志,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刘易斯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年,他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他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从这个过程中,刘易斯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员对于哪些是该做的事,彼此之间的歧见有多大。

1946年,伦敦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了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刘易斯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他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他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刘易斯打断了他,并且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10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这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刘易斯对时间的预估稍嫌太早,这位学生的国家,经过17年而非10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他都相当正确,该名学生后来真的成为了部长。

这段故事可以用来阐释刘易斯著作中的一个重点。刘易斯个人一直深信不疑,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给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刘易斯本身却没有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他对历史的过程有兴趣,偶然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刘易斯前往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治实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度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地,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刘易斯算是立场中庸。1955年,他出版了《经济增长理论》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面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该书对社会面做了完整的铺陈。

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所谓的两部门模型,也是经过对长期所得分配的观察与深入研究所获致的成果。根据他曾读过的约翰及色芭拉·汉蒙德的研究报告,产业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资水准。假如这项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释何以国民所得的组成中,利润所占的比例会提高,这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所预期的利润比例为固定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实际工资的恒常不变,刘易斯认为与另一项难解之谜有关。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斯里兰卡已经开发了100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这对已受相当程度文明洗礼的斯里兰卡,又是怎么回事?

(2)弹性无限大的劳动供给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既有知识上的局限。所有刘易斯曾学习过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劳动的供给弹性均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资,将会提升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工资上扬。然而,如果设定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限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个模型下,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都市劳工是没有份的,因此成长只会带来利润的增长。在大宗物资市场方面,由于热带农作物的供给无限,因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业界的买方所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

两部门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它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但必须特别小心,先确认此一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再实际加以应用。在研究像是移民问题时,这些模型特别有用。移民问题在战后成为备受瞩目的课题,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已开发或是开发中,都面临着人口大量移动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移动以及从贫穷国家移向富有的国家。例如,墨西哥人迁往美国,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国移民,都可用此模型来研究其所造成的影响。人口爆炸、技术性失业、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就业市场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劳动供给过剩,不可能达成充分就业。这些缺乏技术的劳工,其工资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当然,我们无意也不需要设定绝对的弹性无限大。

现在,这个模型的影响与冲击已经大幅减低。由于大学生已经不再被灌输劳动供给弹性必然为零的模型,所以弹性有可能几近无限大的说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书籍与专文探讨此问题,但最初的热潮已消退了。

(3)心系发展中国家

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可以分为悲观及乐观两派。各派也不是见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认为,对外贸易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贸易将摧毁原有的手工业,同时又引发对进口财货的需求。另有些人则担心多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财务援助,一些最贫困的经济体将无法起飞,然而这些援助的额度却经常不足。

在1957～ 1973年之间,刘易斯曾有九年的时间离开研究工作,任职于行政部门,包括:纽约联合国总部、加纳总理恩克鲁马的经济顾问、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加勒比海开发银行总裁。这些工作的磨炼(相较于早先赴印度与加纳的观察访问),让刘易斯学得诸多行政管理的经验,但在经济发展理论相关事情上则收获有限。当时刘易斯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质的组织,希望它们的高标准不但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机构起而效法。其间偶尔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有一次,刘易斯在巴巴多斯的一个酒会上碰到一位年轻的会计师,刘易斯问他为何没有来应征。他说:“我本来想申请,可是一位朋友对我说,千万别到那家银行,因为你会忙坏的。”刘易斯说:“我从来没有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回答说:“你是没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认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为榜样了。”

三、社会影响

威廉·阿瑟·刘易斯不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在实际工作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一生中,他担任了各种职务,走访了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为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1950年后,刘易斯曾访问第三世界许多地方,这和刘易斯在1947年与葛莱迪斯·杰克博斯(Gladys Jacobs)结婚有关。她来自邻近的格林纳达(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长大。由于她全心全意照顾两个孩子和刘易斯,因此刘易斯可以到各地访问而无后顾之忧。

刘易斯出国访问,有时是担任咨询顾问,有时是参加会议,有时则是前往任教。而咨询顾问的角色逐渐消失。以20世纪60年代为例,如果一位学者在某一学问上专攻十数年之久,同时对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也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在造访一个国家并应邀提供各种意见时,他大概一定会说:“甲国正在实施这项计划,而乙国则正在尝试另一种做法。”不过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都已经雇用了为数不少的专业经济学者,他们在经济分析技术及政策方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

就刘易斯个人的经验来说,四处拜访中的所见所闻,让刘易斯获益良多。例如,刘易斯一直未加入争取高等教育经费不设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为埃及与印度的经验,让刘易斯对所谓的吸纳容量(absorptive capacity)感到怀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责任感。在刘易斯担任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期间,刘易斯就从不向财政部长多要一分他认为不该要的经费。正因为如此,刘易斯在教育方面的专题报告或论文,都是从人力资源预算(manpower budgeting)的方法来切入,而不用当时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已没落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加纳,刘易斯首次目睹过多移民涌入城市产生的后果,于是开始动笔撰写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的著作。

在牙买加,刘易斯初次观察到目前通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的现象,也撰写了相关的报告。该国的某一项产业只雇用极少数的人员,却为该国赚进大量的外汇,也支付员工极高的工资。由此造成其他产业的工资随着上扬,超过业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终于导致失业的问题。

在印度,刘易斯碰到了贫瘠地带的问题,数以亿计的人民所赖以为生的土地,根本无法生产足以维持高生活水准的产出。至于刘易斯有关发展规划的著作,是以刘易斯为加勒比海以及西非诸国研拟经济发展计划的实际经验为基础的。

刘易斯在许多国家中学到了政治问题在许多层面的困难之处。其中最简单的层面要算管理的问题,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规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如何将贪污舞弊之事减到最少,如果这个问题和任人唯亲相结合,情况就更严重,可能会导致指派不称职的管理人员。最后,刘易斯注意到的是,这些国家大多不是由同质的人民所组成,在宗教、语言、部族或种族上有歧异。刘易斯所写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 in West Africa)一书,既点出了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若干对策。该书出版之际,曾经遭受严厉的抨击,不过,现在该书的分析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四、代表著作

威廉·阿瑟·刘易斯一生出版了12本专著,撰写了10余篇政府发展报告和70余篇论文。尽管对他的许多观点,经济学家颇多争论,但他作为发展经济学开拓者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代表性著作有:

1. Overhead Costs; Some Essays in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49.

2. Economic Survey,1919- 1939,Harper and Row,1949.

3.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A Study Prepared For The Fabian Society,London:Allen and Unwin,1952.

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R.D. Irwing,1955.

5.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Essentials of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6.

6. Reflections on Nigeria’s Economic Growth,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67.

7. Som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Published for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by the Ghana Pub. Corp,1969.

8. Tropical Development, 1880- 1913:Studies in Economic Progress,London: Allen and Unwin,1970.

9. Labour in The West Indies:The Birth of A Worker’s Movement,London:New Beacon Books,1977.

10.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11. 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70- 1913,Boston: G. Allen and Unwin, 1978.

12. Selected Economic Writings of W. Arthur Lewi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3.

13. Raci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1.增长与波动,梁小民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3.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

(1902～1998年)美国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芝加哥大学

西奥多·舒尔茨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

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所做的首创性研究”,1979年美国经济家西奥多·舒尔茨与另一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生平简介

西奥多·舒尔茨1902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农场。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目睹了农民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生活的艰辛,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农产品价格跌幅超过一半,银行破产,农户难以为继。”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衰退使他对经济活动产生兴趣,并引导他进入经济学的殿堂。

舒尔茨22岁从他家乡的布鲁克林农业学校毕业以后考入本州州立学院。三年后领到了一张科学学士的文凭。此后,他又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于1928年和1930年分别获得科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或许是因为受到广阔草场和良田沃土环境的影响,或许是受到陪伴他度过孩提时代田园风光的熏陶,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成为美国农业经济学领域的一位重要人物。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舒尔茨集中精力研究美国的农业政策。舒尔茨研究农业政策的成果,集中表现在他从1943～ 1953年间陆续发表的四本著作之中。这四本书是:《重新调整农业政策》(1943)、《不稳定经济条件下的农业》(1945)、《农业生产和福利》(1949)和《农业的经济组织》(1953)。后来他又把注意力转到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上。

作为一名学者,舒尔茨在研究中始终与现实保持接近。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走到田间,与农民交谈,观察农民怎样解决问题。他在界定经济发展因素时表现出一个经济学家非凡的能力和智慧。在长期的研究中,他表现出探索问题的突出才能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舒尔茨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农业危机的研究论文。随后他将研究延伸至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他最光辉的著作是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

舒尔茨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他没有孤立地去研究农业经济,而是将农业经济作为经济体的一部分。舒尔茨关注的是农业发展的滞后、贫穷与工业的高生产率、高收入水平之间的反差。

他是第一个系统分析教育投资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的学者。舒尔茨基于非均衡方法对农业的发展潜力展开分析。他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美国,而且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舒尔茨曾在不同场合抨击一些发展中国家歧视农业的工业化政策。舒尔茨对第三世界国家健康因素、人口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进行了论述。

他的学生盖尔·约翰逊曾这样评价他:“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的杰出创新者,他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一个成功的学术管理者,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舒尔茨感兴趣的第二大问题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他通过自己的著述,向人们解释应当如何理解经济增长,怎样才能促使经济增长。舒尔茨还注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发展问题,提出了如何提高低收入国家食品生产和增加农业收入的一些措施。对于舒尔茨来说,令人称道的还不止于科学上的贡献,他还是一位教育家。

舒尔茨长期专注于农业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对于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和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舒尔茨最初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纽约时报》在评论他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称他是农业经济学界的老前辈。他对农业经济学所做的第一个贡献是,使农业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摒弃了把农业问题局限在农业的范围内的传统。从研究农业经济中,自20世纪50年代起,舒尔茨就提出并倡导了人力资本论,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称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他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舒尔茨得出人力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的结论,这对整个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解开了战后日本、德国乃至西方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之谜。

舒尔茨是最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之一,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不一样,他在经济发展策略上强调的不是工业,而是农业。传统的农业对经济的发展是无法做出很大贡献的,但是现代农业则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凡是推行“重工轻农的国家无不遭到极大困难,而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都取得较大的成绩”。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舒尔茨在任艾奥瓦州立学院(现为艾奥瓦州立大学)经济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凭借其敏锐的学术直觉和学术管理能力,使默默无闻的爱荷华大学经济学系一跃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经济系之一。1943年后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46～ 1961年间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退休后他仍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的荣誉教授。1960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72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弗朗西斯·沃尔克奖,同年被美国经济学会授予该会最高荣誉勋章——沃克奖章。

舒尔茨于1998年2月26日逝世,他的睿智、思想和理论将仍然照亮发展中国家的前进道路。

二、学术贡献

西奥多·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在这三方面的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构成了舒尔茨经济思想的一个有机整体。

1.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的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重工轻农,他们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工业发展,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无所裨益,甚至还拖了工业的后腿。舒尔茨坚决反对轻视农业的观点,在他看来,农业绝不是那么消极无为,相反,它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舒尔茨同时也强调,对于经济增长,传统农业很难做出什么贡献,唯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像发射卫星的助推器,推动经济腾飞。因此,如何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也就很自然地成了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传统农业究竟“传统”在哪里呢?舒尔茨认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竭力阻碍技术进步,压制工业发展,农民变革屡受打击后,思想被禁锢得像能发酵的死面疙瘩,他们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对技术创新失去兴趣。他们世世代代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技术水平长期在原地踏步,生产已经形成定局,不可能进一步增加产量。这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其直接后果是生产率低,由此导致产出低,农民收入微薄,生产出来的东西,除了填饱肚子外,所剩无几。

但贫穷是否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低呢?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几乎是众口一词,他们认为,农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农民既没有经济头脑,又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因此,如果派专家深入到农村中去,把农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重新配置现有资源,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那么,效率可以大幅提高,产量也会随之增加,贫穷落后的农村就可以“乌鸡变彩凤”。舒尔茨的观点却与此针锋相对,他认为,即使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也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样才能少投入,多产出,生产要素在他们手里,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不可能再做哪怕是一丁点改进。所以,企图通过重新配置现有生产要素,来改变传统农业,只能是一厢情愿。

既然传统农业中资源配置合理,那它为什么停滞落后,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呢?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农民铺张浪费,没有节约的习惯,特别是婚丧喜事大操大办,逢年过节山吃海喝,另外,缺少精明、善投资的企业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储蓄少,投资低。舒尔茨认为,投资低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其根源不在于储蓄少或缺少企业家,而在于投资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们投资的积极性,结果传统农业就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机。

作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因素,新的生产要素有供给者,也有需求者。供给者开发新的生产要素,并提供给农民。由于气候、土地等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资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拿来就可以用,而是要经过研究和改造,才能使之适应于传统农业社会,能够担当起这一重任者,就是新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生产出新的生产要素。因此,舒尔茨认为,是这些新生产要素的供给者掌握着经济发展的“钥匙”。

舒尔茨将农业分成三种:一是传统农业,即传统生产要素的供应和需求实现了均衡,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收入流价格是高昂的。“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二是过渡农业,即在传统农业和在现代农业之间处于失衡状态的阶段。三是现代农业,即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的供应和需求没有实现均衡,收入流价格是低廉的。

舒尔茨进一步阐述了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其一是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技术条件不变;其二是农民没有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农民的储蓄为零,没有投资能力。在传统农业中,传统的生产资源配置处于均衡状态,新的生产要素长期不能被引入。

通过对危地马拉的帕拉加沙尔和印度的赛纳普尔的实地考察,舒尔茨得出了农民不引入新的生产要素的原因。农民并非对市场信息的刺激无动于衷,相反,农民是精明的“便士企业家”,在传统农业中,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舒尔茨把收入作为一种流量,收入流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其供求决定。说明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的中心经济问题就是要解释由什么决定这些收入流的价格。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和技术不变,即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线。同时,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与动机不变,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是一条水平线。这样,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不变,资本的收益率低下。这正是传统农业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原因。因为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流价格较高,所以投入传统农业的资本收益率也较低,导致对农业的投资很少,致使农民不能引入新的生产要素。

由此,舒尔茨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思路:

首先,必须采取市场方式。如果政府采用行政命令方式对农业加以改造,指挥农业活动,会影响农民进行精明的市场配置的积极性。农民是生产要素配置的中心,只有采用市场方式,才能给予农民经济刺激,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基本生产单位只能是农户。舒尔茨认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具有真不可分性,只有农户才具有真不可分性,不以农户为生产单位,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

最后,需要向农业投资。改造传统农业需要投入新生产要素和新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对新生产要素的购买力低,所以新生产要素的市场狭小,这时就需要政府的资助。农民对新生产要素的使用需要学习,学习得付出成本,政府也应该提供资助,承担成本,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2.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

舒尔茨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众多经济学家的发展观不同,他强调传统农业的改造,而不是单纯的工业化。

首先,舒尔茨认为应该发展农业、改造农业。在其他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农业常常是被轻视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一书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于分工,并且认为分工是制造业的特点,而农业恰恰难以分工,所以农业难以改造。其后的经济学家都甚少重视农业问题,而强调工商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盛极一时。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将传统的农业国改造成现代化的工业国的理论,但他们往往是轻视农业压制农业的。这种重工抑农的思想曾经体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策中。

其次,舒尔茨认为应该向农民投资。资本是现代化的要素,资本的来源和投向一直是发展的难题。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残酷的殖民掠夺和血腥压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后发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走这样的老路。对于很多后发国家而言,压榨农业发展工业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而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农业汲取资本投入工业化甚至发展到很极端的地步,比如苏联的工业化和我国曾经的政策。但舒尔茨明确提出要向农业投资,他的观念不是要从农业中汲取,而是要先向农业投入,扶植农业的发展。

最后,舒尔茨认为应该向农业供应新的生产要素。舒尔茨不把技术看成是独立的生产要素,而认为技术是隐藏在生产要素之中的。农业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农民,都是劳动力,但区别在于:传统农业的农民投入的人力资本很少,进行的是简单体力劳动;而现代农业的农民投入了很大的人力资本,进行的是复杂的脑力劳动。所谓技术,是以人力资本的形式,隐藏在农业劳动力之内。所以,对农业要投入技术和知识,对农民要进行教育和培训。

3.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

人们往往会把资本限于实物形态,甚至把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看成是“无资本的”,而舒尔茨开创了新的观念。舒尔茨长期研究美国农业问题,发现20世纪上半叶美国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土地、劳动力增加所致,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舒尔茨认为人所获得的能力是尚未得到解释的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写道:“总的来说,我们在做出这些估价时,过分重视了非人力资本。我相信,我们误入歧途的原因是我们脑子里没有全部资本这个概念,因而未能考虑到人力资本及其在现代经济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旦清楚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中所起的广泛作用,我便开始意识到传统的资本概念是不全面的。”舒尔茨因此提出了划时代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将人力资本定义为:所谓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力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表现在人的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

人力资本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这是舒尔茨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他多次借鉴历史事实,来论证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例如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伤痕累累,一片废墟,但它很快就摆脱了战争的阴影,重振往日雄风,这颇为出人意料。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学家看来,物质资本受到如此重创后,国民经济已经元气大伤,短期内很难恢复原状。他们没有估计到幸存下来的人力资本对经济恢复的巨大作用,因而对西欧经济前景过于悲观。相比之下,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潜力又估计过高,因为他们只考虑到物质资本的增加,而忽视了人力资本的匮缺,而后者又正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舒尔茨还指出,西欧早期工业化中,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确功劳不小,但这是因为当时资本极为缺乏,而且技术水平低下。在今天,此路已经不通。如果农民素质跟不上物质资本的要求,传统农业不可能旧貌换新颜。他做了一个设想:如果像印度这样的穷国,在一夜之间获得了美国那样先进雄厚的物质资本,那么仅靠现在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储备,印度农民能应用自如吗?显而易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有了金刚钻,没有手艺,照样揽不了瓷器活。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学校教育是最大的一块。当农业是依靠开辟新土地,拓宽市场而增长时,学校教育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当技术进步成为推动农业前进的主要力量时,学校教育就至关重要。如果不大力兴办教育,1870～ 1900年丹麦的农业就不可能出现飞跃,日本今天的高科技农业,也只能是海市蜃楼。按照成本收益分析,初等教育最为有利,因为成本最低,而学生完成初等教育后,就不再是睁眼瞎,他们能够读书看报,这可以大大降低普及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的成本。但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否则就会阻碍农业进步。

舒尔茨乐观地指出,农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已不容置疑。但是,政府必须向农业投资,这不仅要注意投向,还要对农民给予指导和鼓励。“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

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并对经济发展动力做出全新解释的是舒尔茨。他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力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的提高。同时,他发现工人工资大幅度增长中有一部分尚未得到解释。他将这一部分归功于人力投资的结果。于是,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人力资本学说,其中心论点就是,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

所谓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指的是劳动者投入到企业中的知识、技术、创新概念和管理方法的一种资源总称。它的最主要特点是人力资源天然属于个人,可以交易。而企业,就是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契约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人力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把劳动力看作一种被动的、只能为资本所雇佣的要素,而是提出了劳动同样是资本的看法。

其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有相互关系的,认为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的相对投资量,主要是由收益率决定的。收益率高说明投资量不足,需要追加投资;收益率低,说明投资量过多,需要相对减少投资量。当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两者间投资收益率相等时,就是两者之间的最佳投资比例。在两者还没有处于最佳状态时,就必须追加投资量不足的方面。当前相对于物力投资来说,人力资本投资量不足,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其二,人力资本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相互替代和补充作用。舒尔茨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自然资源和人的体力劳动,生产中必须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智力水平,增加脑力劳动者的成分,以此来代替原有的生产要素。因此,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会更多地代替其他生产要素。例如,在农业生产中,对农民的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应用,可以代替部分土地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增长。

其三,具体数量化计算。进一步加以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舒尔茨运用自己创造的“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测算了美国1929～ 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中,约有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做出的贡献。

教育促进经济增长是通过提高人们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的具体方式实现的。所谓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是指人们对于经济条件的变化、更新所作出的反映及其效率,即人们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重新考虑合理分配自己的各种资源,如财产、劳动、金钱及时间等。舒尔茨称这种“分配能力”为处理不均衡能力。这种能力的取得与提高,主要是由于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这种“分配能力”可以带来“分配效益”,从而促进个人或社会的经济增长,增加个人和社会的经济收入。

三、社会影响

令人称道的是,西奥多·舒尔茨不仅仅是杰出的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管理者和教育家。

1.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

舒尔茨是一位独行特立的经济学家。许多经济学家都以构建精致复杂高深的数学模型为荣。但舒尔茨并不是模型爱好者,他注重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即理论联系现实,深入生活,反对象牙塔里的数字游戏和书斋清谈,不搞黑板经济学、火箭经济学。他指出许多模型往往是建立在不现实的前提或假设之上的,而由于假设的不现实,必然导致结论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他漫长的研究生涯里,他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著作等身,不断提出创见,从不随波逐流,敢于力排众议。事实证明了他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2.卓越的管理者和教育家

舒尔茨在任艾奥瓦州立学院(现为艾奥瓦州立大学)经济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凭借其敏锐的学术直觉和学术管理能力,使默默无闻的艾奥瓦大学经济学系一跃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经济系之一。他还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1980 年,舒尔茨到中国访问,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北京大学经济系指派林毅夫担任他的翻译工作,舒尔茨对林毅夫印象很深刻。回国后,舒尔茨给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林毅夫本人写信,盛情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1982 年,林毅夫应邀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已经退休10年,早已不再带博士生,但他破例将林毅夫招为关门弟子。4年后,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林毅夫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完成,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林毅夫后来为国际学术界广为称道的学术见解也正是萌芽于这一时期。在舒尔茨长期的执教生涯中,他不知像这样培养了多少人才,不知为学生付出了多少心血。

四、代表著作

西奥多·舒尔茨一生著作等身,他的代表性著作有:

1. Redirecting Farm Policy,New York:Macmillan,1943.

2. Agriculture in An Unstable Economy,New York: McGrawƽHill,1945.

3. Production and Welfare of Agriculture,London: Macmillanv,1949.

4.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McGrawƽHill, 1953.

5.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6.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7. Economic crises in world agriculture,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

8. Economic Growth and Agriculture,NY: McGrawƽHill Book Company, 1968.

9.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of Research,Simon and Schuster,1971.

10. Investment in Education:EquityƽEfficiency Quandary,University of Chigaco Press,1972.

11. Human Resources (Human Capital:Policy Issu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2.

12. New Economic Approaches to Fertil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13. Economics of the family:Marriage Children and Human Capital,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

14. Investing in People: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Qual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15. 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Blackwell Publishers,1993.

16. Origins of Increasing Returns,Blackwell Publishers,1993.

已在中国出版的著作有:

1.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2.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刘群艺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