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模式和提升

3.创业：亚洲模式和提升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开始由以美国为主导向多极化发展，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亚洲的经济腾飞。近年来，这种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在企业创业领域。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崛起，使亚洲的经济重心从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发达经济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庞大的市场基础、快速完善的基础设施、飞速成长壮大并极富创业精神的中产阶层、在IT技术（信息技术）和全球化趋势引领下的信息扩散以及亚洲各国政府积极的政策引导，都为有志创业的人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

3.1　亚洲企业创业概况

亚洲企业的创业根据国家资源禀赋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世界经济论坛（WEF）^[7]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根据人均GDP以及初级产品占出口份额的情况，将全球的经济体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要素驱动型、效率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其中，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主要以自给型农业和资源型企业占主导，它非常依赖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如亚洲一些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和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而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则是指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和对规模经济的日益依赖，出现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如中国大陆、印度、马来西亚等。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则是以知识密集型企业为主导，并且服务业所占比重明显增大，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

总体而言，创业活动在要素驱动型的经济体中更加普遍，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创业活动在效率驱动型经济体中逐步减少，但当人均GDP增加到一定幅度，达到创新驱动型时，创业活动又重新开始变得活跃起来^[8]。

此外，创业活动的动机和创业过程也会受到一国文化特征的影响，例如儒家文化传统对于东亚各国，与伊斯兰教义对于中东各国的影响，都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蒂蒙斯（Timmons）^[9]认为，创业动机是各种环境因素和创业者个人特征结合的产物，管理资源、市场条件、商业文化和政府支持等因素都会影响创业动机和行为，进而影响到一国创业企业的绩效。所以，创业必须考虑创业者周围的社会文化背景。霍夫斯蒂德（Geer Hofstede）^[10]提出，按照权利距离、阳刚／阴柔气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短期导向等五个维度可以对文化差异进行描述。对亚洲各国在上述五项指标的得分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亚洲各国均体现出较强的集体主义特征和权利距离，但在阳刚气质、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向方面则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11]。

以资源基础理论^[12]和文化理论^[13]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亚洲地区的创业活动根据其所在经济体的资源禀赋条件和文化特征进行梳理，并汇总为五个类别（参见表 5-4）。

由于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上的相似性，亚洲的资源驱动国家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地区并且在文化特征上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这些国家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等。效率驱动的国家在长期导向指标上显现出了差异，中国具有较强的长期导向性，而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在内的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在长期导向性上则表现较弱。在创新驱动的国家中，日本是比较特殊的，其体现出极强的男性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而包括中国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则在上述指标上相对比较接近。以下，我们将针对五个类别国家的企业创业分别进行分析。

表5-4　亚洲主要国家按照资源禀赋和文化特征分类表

数据来源：主要来自于对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3rd Ed.）一书不同章节数据的整合。

3.1.1　日本企业的创业

日本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活动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与其大型财团主导的经济结构相适应。普通国民一般以考进名牌大学、进入著名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奋斗目标。根据日本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在1998年做过的一项调查，日本社会的创业年龄均值基本稳定在40—41岁。尽管创业意识产生较早，约60%创业者在30岁以前就开始具有创业的冲动，但只有少部分人会付诸行动，绝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在工作单位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术诀窍后，或各方面条件更加成熟后开始真正创业。那些没能够进入大型企业财团，只能在中小企业谋职的员工，创业的概率会更高。

上述现象主要归因于日本的传统文化强调合作、层级、信任、统一决策等，这种文化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等级关系，导致人们规避风险和失败，倾向于寻求在大公司和政府机构中工作而不是去自主创业。日本人认为，在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工作安全感和声望更高。而且，很多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佣制，薪水随着年龄而不是能力的增长而提高，这也不利于激发日本人的创业动机。同时，日本的中小企业不像大型企业那样具有详细的专业化分工，从而更容易使得员工接触到不同的工作，培养各种创业所需要的技能。

从时间序列来看，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其创业率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准，但随着日本总体经济发展的停滞，创业率近三十年来始终保持在6%以下的较低水平，且倒闭率却有逐年上升的趋势^[14]。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以创业为特征的中小企业发展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国的经济活力。日本创业比率最高的前五个行业依次是电信服务业、软件研发行业、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旧商品零售业和日常生活服务业。由于在日本具有较高的创业进入门槛，尽管希望从事创业的人群有年轻化的趋势，但真正从事创业并能站得住脚的创业者依然以年龄较大的中年男性为主。

3.1.2　亚洲新经济体企业的创业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2012年世界营商报告》，亚洲新经济体在“易于营商”排行榜上均名列前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分别名列全球第一和第二，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分别排名第八和第二十位。这份报告还对初始创业的难易程度，通过注册公司的法定过程、注册公司的平均耗时、注册公司的平均费用和最低注册资本金四个变量进行了度量。在该分指标上，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分列全球第四、五、十六和二十四位。据此可以认为，亚洲新经济体在创业投资环境方面是全球领先的。

纵观这四个经济体，尽管都面临着环境和资源条件的严重制约，也相对缺少原创性的技术资源，本地市场容量也都比较有限，但由于在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人文、法律、金融等环境，对于中小型创业企业而言，后者所具有的优势显然成为创业活动发达的助推器。

3.1.3　中国企业的创业

当代中国的企业创业始于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除了极少量的个体工商户，其余全是国有企业。后来，随着政策的开放，逐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三资企业、私营／民营企业。其中，又以民营企业尤其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中小型企业占比最高。

家族企业一直是我国民营企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大多数中小型民营公司是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创业的早期，家族企业由于重要的岗位都由家族成员占据，所以内部交易成本低，这种以血缘为中心的企业目标协同，彼此忠诚，使得管理层以企业整体利益为重，凝聚力极强，相互之间十分信任，使得企业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都不完善、不健全，信用体系薄弱，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信任就显得更加重要。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家长制”的管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创业者个人能力的局限、职业经理人队伍的缺失、缺乏规范的管理制度因应企业发展的需求、个人决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等。除了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创业企业外，近十年来，以高学历、留学归国人员自主创业的高科技企业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截至2011年末，中国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已经达到3　617个。

按照全球创业观察（GEM）^[15]的统计，2010年中国的早期创业活动指数（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TEA）在59个GEM成员国中位列第15位，属于较高水平。同时，中国创业企业的主要驱动力正由生存型（necessity-based entrepreneurship）为主导向机会型（opportunity-based entrepreneurship）为主导转变，这反映了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机会。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早期创业者以年轻、学历低的人群为主，甚至大部分创业者仅接受过初等教育。教育背景的缺乏和创业技能的不足导致中国的创业企业总体水平较低。同时，融资渠道的欠缺使得大多数创业者的原始资金都是来自于自身或亲朋好友之间的拆借，只有极少数的创业团队有可能得到政府或天使投资的青睐，几乎没有企业能够从银行得到创业相关的贷款。近年来，针对创业投资缺位的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甚至参与投资设立各类创投基金，并对那些有创业愿望但没有创业能力的劳动者提供创业培训，免除初创企业设立时的部分费用并提供一定时限的税收减免政策。

3.1.4　南亚与东南亚企业的创业

无论是在市场规模、增长速度还是在制度环境、地理位置上，印度都是与中国极为相似的“崛起的巨人”。然而，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同，印度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软件生产大国。在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迈向世界“软件与外包中心”的过程中，创业行为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那些拥有高学历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印度创业的主流人群。以印度国家创业网（NEN）和塔塔集团（一家成立于140多年前的跨国集团）联合举办了一场“印度最热门创业家”比赛，该比赛总共吸引了500多家公司。其中，有超过3／4的被提名人并非出身企业家庭，2／3的人则拥有硕士学位。他们代表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愿意放弃大企业的工作而自己创业，这一现象在印度被称作“中产阶级的抱负革命”。

尽管金融危机导致大量企业失去活力，并由此带来了失业率的大幅攀升。而经验表明，失业率的上升将带来生存型创业的提高。然而，这类创业活动由于生产效率低、收入低、与市场的有限接触以及缺乏足够的资金扶持，导致创业企业竞争力十分低下。

纵观南亚与东南亚各国的创业活动，尽管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上各国存在一定差异，但却面临着共同的挑战。首先，在社会结构上，这些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教育基础的薄弱使得创业人群既缺乏资金又缺乏能力。其次，融资体系的缺位导致创业初期资金的匮乏。第三，繁琐的官僚化的公司注册流程以及羸弱的基础设施同样为创业设立了很高的门槛。这些都是南亚和东南亚各国政府正在面临并积极思考解决的创业环境难题。

3.1.5　阿拉伯国家企业的创业

中东是世界上石油储藏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使这些国家资金充足，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居民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周边国家。然而，中东地区的企业创业行为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困扰。

首先，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中东国家过分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其他产业发展严重不均衡。

其次，中东地区常年以来发生的多次战争如巴以冲突、两伊战争、四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极大地伤害了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造成营商环境的恶化。

第三，虽然伊斯兰文化和全球化理念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中东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曾一度脱节。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其平均关税值超过20%。此外，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高，无论是在有形资本还是人力资本上，其竞争力都落后于新兴经济体。

为此，促进经济多样化发展、推动中小企业创业已经成为中东地区国家普遍意识到的迫切任务。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环境问题的突出，中东国家更加重视调整产业结构，走经济多样化的道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分别采取了发展新能源、开发天然气、发展服务业、增加海外投资等举措来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

阿联酋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中东其他国家的前列。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2010年发布的《阿联酋年度创业报告》，其“起始创业率”连续三年实现大幅度增长，并于2009年度位列20个富裕国家的第二名，超过了美国、以色列和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3.2　亚洲企业的创业新路径

亚洲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成长的发动机。而在这个过程中，创业以及创业家的成长尤为引人瞩目。迄今，在全球顶级富豪榜中，来自亚洲的新兴富豪已经超过10%，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印度和中国。土生土长的印度创业家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已经成为全球排名第三的富翁，而这一纪录很有可能被同样来自亚洲且雄心勃勃的其他创业家所代替。

尽管亚洲各国的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大相径庭，且都不尽完善，但在亚洲各国却都充满着强烈的创业冲动和创业热情。例如，中国创业团队的活力和惊人的执行力；印度创业团队由于具有先天的语言优势，更多地涉足硅谷和全球IT创业项目的竞争。更加让人惊讶的是，在一些以往被忽视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如越南、泰国、卡塔尔等，那里的年轻人也正体现出中印曾经并且正在体现的创业活力。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传统的亚洲企业创业者一般依赖于三个条件去获得创业的机会，即创业者个人先前的知识／经验、结构化或关系化的社会资本以及创业者本人的社交能力^[16]。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创业人群的年轻化和亚洲各国对于创业环境的不断优化，创业过程对商业智慧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由此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创业模式。

3.2.1　创新性地满足客户需求

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趋势。从关注产品到关注客户体验和问题的解决，成为满足客户需求的重要转变。通过思考如何准确地发现客户需求，并用创新性的模式去满足这些需求，促成了一批卓越的企业。以中国的携程和如家等为例，他们通过把技术和服务进行充分的融合，针对准确的目标市场，满足客户对产品和服务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而成功地在纳斯达克上市，并成为全球投资者追捧的对象。同样，在制造业，市场越来越同质化，如果不能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企业就会被拖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国的“研华控股”虽然规模不大，员工仅有2000多名，但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这样的资源能够保证24小时都可以及时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通过对目标客户需求的准确识别，进行价值链的重构，然后通过高效和创新性的手段满足客户需求成为亚洲企业创业时寻找隙缝市场、规避大规模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

3.2.2　建立开放动态的外部合作网络

由于创业企业本身存在资源和能力的局限性，因此，在独立运行时就很难控制其经济风险和获得持续收益。通过建立外部开放动态的合作网络，可以使企业专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网络组织成员的知识技术外溢和企业联合行动也会使整个网络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参与合作的其他网络成员在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也都可以获得专门性的合作租金，这是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17]。更重要的是，网络内部企业之间由于长期的协作关系，已经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网络文化和信任机制，最终达到降低因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另外，由于信息的快速传递，创业企业的学习能力成为竞争成功的关键。知识的共享、交换也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创新能创造共享租金，形成创业企业的竞争优势。为此，向合作网络中的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学习，也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积累研发资金，并提高新产品的引进速度，从而提高竞争优势，这对中小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资源。更广泛地来看，在价值创造网络中，如果每个合作企业都将业务聚焦于价值创造网络中的某一个具体环节，通过专用性投资而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进而参与更多的价值网络，就能够凭借有限的资源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大进而收获更多的合作租金。例如香港的利丰公司就通过打造卓越的运营能力，形成高度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参与到了全球众多的价值创造网络中。

3.2.3　建立天生国际化的创业型企业

天生国际化^[18]是指从企业创立初期就利用多国资源、向多国销售产品并积极寻求明显竞争优势的企业组织。天生国际化的企业通常以技术为先导，从成立之初就从国际市场的销售中寻求相当部分收入。当然，也有专家学者称之为“全球的国际企业”或“国际新创企业”等。天生国际化企业采取一种“前摄”化的战略，他们不一定拥有海外资产，不一定在海外直接投资，但是在企业成立之初就能把产品直接销售到海外，与其他跨国公司竞争，这是与传统国际化企业完全不同的地方。

天生国际化创业企业的形成与亚洲的经济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由于经济一体化，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的需求趋向同质，弥补了国内市场狭窄、需求量小的缺点，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其次，信息技术和物流行业的发展，带来了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沟通和运输的成本不断降低，为中小企业快速走向国际市场铺平了道路。此外，中小企业由于具有快速反应和适应性强等优势，能够满足顾客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3.3　对于亚洲创业的政策建议

企业的成长是创业的本质，也是衡量创业成功或绩效的重要指标。创业企业所拥有的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都会影响创业的成功，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功因素是创业者根据环境变化采取有针对性的战略行为和决策。为了提升创业家能力、完善创业投资环境，亚洲各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完善创业环境，通过政策引导加大对创业活动的支持^[19]

通过建立孵化器和创业投资中心，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创业辅导，构建中小企业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相关政策对创业型企业进行适当程度的倾斜，例如中国推出的《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200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03）等政策法规，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并通过政府采购扩大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型产品的市场需求，规定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中，国产设备采购比例一般不得低于总价值的60%。

通过政府主导的技能培训，提高创业者创业技能

为了提高创业型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欧美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对于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服务。例如德国除有严格的职业培训制度外，还对企业雇佣高校工程技术类毕业生给予一定时期的工资补贴，从而确保中小企业雇员的高素质以及创新能力。亚洲各国政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人力资源服务水平：一是加强政府在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宏观调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转变就业观念，采用多种手段鼓励高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专才开展创业；三是建立各类人才培训基地，帮助创业家成长。

为创业型企业提供融资平台，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创业企业的融资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通过设立专门的政府管理部门和政策性银行，为创业企业融资提供组织保障；同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为融资提供法律保证；此外，利用财税杠杆，为创业企业融资提供资金资助以及建立信贷担保机制。对于亚洲各国而言，通过鼓励包括联保、金融租赁、知识产权担保等一系列信贷创新，拓宽创业企业融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业期间的风险投入，在信贷贴息、税收等方面给予适当减免都是可行的办法。

加强对创业型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和鼓励

创业型企业由于少资金、缺人才、信息获取困难，他们在创新方面是十分薄弱的，因而特别需要社会化的技术服务体系。目前，各国普遍采用简单的研发补贴方式对创业型企业的研发行为进行鼓励。然而，从实践来看，政府层面提供的研发补贴金额少、覆盖面窄、使用效率低。其实，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公共支持平台、推动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积极推动发展产业集群、推动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等方法改善创业型企业的创新能力。

简化企业注册流程，降低企业成立成本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发现亚洲除新加坡、香港等地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创业企业的注册和成立上都有改进的空间。例如简化注册成本、将大部分注册流程放在互联网上、降低注册资金门槛、缩短开办公司申请时限，都是各国政府可以立即着手改进的。

推动创业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

推动创业企业国际化有利于扩大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搭建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平台、集中组织国际展会、积极组织中小企业参与国际采购等方式鼓励创业型企业参与到国际化的竞争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