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破解之道及其社会指向

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破解之道及其社会指向———以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为着眼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林　玮

内容提要：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切实有效地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必须改变城乡文化二元结构。在公共文化建设的行政手段难以发挥根本性的资源配置作用时，产业化是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在于“出入城市”，即乡村文化的市场引入和乡村文化的产品外推，使城市居民走“出”城市，乡村文化走“入”城市。产业化是现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必须注意以文化引导资本运行，必须以为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奠定乡村组织基础为根本指向。

关键词：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文化产业；乡村文化产业；公民社会

随着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物质生活条件正在缩小，尤其在党中央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对策之后，城市与乡村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活物资供应、综合服务信息化等方面得到更大程度的弥合。但与此同时，居民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却在逐渐拉大，2009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比值达到3．33∶1。正是在这一社会发展语境中，国家“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等任务与命题。然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非仅以物质条件的变迁就能够化解，其关键却在凌驾于生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表征。自“启蒙”成为社会思潮以来，乡村再造运动的呼声不绝于耳，可躬耕应和者却始终寥寥。本文尝试从文化与产业之间的关联入手，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产业实践中的对流和交换，作为破解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一条可行途径加以阐释。

一、城乡文化的分野：为什么是产业？

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差异，由来久矣。爆发于现代中国城市、以青年大学生为主要力量的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在城市中迅速衰弱；残留在乡间原野上的余脉，一度成为“寻根文学”所着力捕捉的对象⁽¹⁾。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得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分野，很快被演变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立。两者的异质性被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极力拉大，形成了难以弥合的鸿沟，包括但不限于所谓“数字鸿沟”。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分野成为横亘在“农民”与“居民”之间的身份障碍，长久以来无从化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将“文化”作为事业对待，纳入国家发展的通盘、细致的计划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简单运用，一方面给城市文化的基础性建设带来了便捷，另一方面则削弱了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化的资源。这一结构性因素，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建立之后，才得到根本性扭转。经过历史上多次被城市文化“启蒙”和反哺城市文化的“折腾”之后，中国乡村文化形成了“薄文化”的性格特征，即包容性不强，拒斥性明显，很难与城市文化水乳交融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必须有外在于文化的推动力作为刺激。这里所言之“外在”，不是行政手段的强加。我们见多了荒芜在田间野草中的社会福利健身体育器械；匆匆而过的大学生“文化三下乡”和蒙尘厚厚的书架与阅报栏———赵本山小品《说事》中用图书糊墙或充做手纸的现象，在中国农村并非偶见。这既可以说明单纯行政方式的文化推广和带有启蒙性质的文化普及在乡村中没有扎根的土壤，也可以说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隔”之明显、深厚且难以突破。

需作说明的是，这种前现代的乡村社会文化中并非没有尊重知识的因子，有的地区至今存留“珍惜字纸”的传统。然而，这种文化价值观却是农人在摆脱靠天吃饭之命运驱使的心态作用下产生的，它虽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却并非自然创生于乡村文化土壤，因此，也很难构成一种“厚文化”。同时，乡村文化中典型的传统形态，也可能为城市文化所激活而具有现代意义。如晚近以来兴盛的宗族文化（谱牒、祠堂、乡礼等），就多是外来影响的产物，是城市文化“寻根”的结果。以活跃的世界朱氏联合会为例，它以著名企业家为核心，联合一批宗亲、学者，开展超出宗族范围的学术研究、文化重建、经贸交流等活动，进而将其具体化、实践化为“文化”。它不仅资助地方宗亲修建陵园、修编族谱，朱杰人教授以“朱子家礼”为文本依据所进行的婚礼实践，更开风气之先，引人瞩目⁽²⁾。然而，这却是外在于当前中国乡村文化根基的建设，而非应乡村文化内在需求的呼唤而产生。在此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本文所言的“文化”基本是在丹尼尔·贝尔的意义上使用的，其略大于阿诺德意义上的狭隘文化，又略小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形态⁽³⁾。同时，它也不包含某些无法用于现代产业化实践的、私人化色彩强烈的乡村“小传统”。

与历史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需经历漫长岁月不同，破解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任务迫在眉睫。在现代社会中，推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由分野走向融合的外在力量，来源于现代资本的运作。资本在文化中的运作，即文化的产业化（简称“文化产业”）。资本的自发流动性，可以盘活乡村文化资源，避免文化遗产的消逝或博物馆化，带动文化在城市与乡村的流通、竞合与互生。资本介入的“鲶鱼效应”，保证了城市与乡村文化两个源头的活水，让文化遗产在存活中创新的同时，促进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分解，在此经济基础之上，实现文化的融合。这是一个有机的互动的文化引导资本，资本给力文化的良性社会循环。

一句话，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破解，无法通过行政力量的干预来有效实现，而依靠文化自身的交融又不现实，故唯有凭借资本强大的引导性力量，在立目标、有计划、分步骤的前提下，逐渐实现城乡文化的对流和现代城乡社会一体化⁽⁴⁾。

二、出入城市：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成为文化接受的主要形式，乡村经济基础的薄弱造成其文化市场的贫瘠。根据河南省调查，42%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用于文化消费的份额不到5%，15%的农村居民不愿花钱于文化消费⁽⁵⁾；山东省部分地区34．8%的农户家庭每月文化消费少于5元，21．7%的家庭约为10元⁽⁶⁾。这说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的当下途径不是培育乡村文化消费市场，而是努力进军、开辟城市文化消费市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文化吸引资本下乡”的产业生态，在文化产业成为农民增收重要渠道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的兴盛。而不经产业化的乡村文化本身，“是自发的、融汇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并不具有独立的文化产品特性和文化消费价值，因而也就不足以满足乡村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⁷⁾也就是说，从长远来看，培育乡村文化市场的前提也在于乡村文化的产业化。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着眼点在于城市文化消费市场，这就要求乡村有意识地挖掘、培养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文化资源，将市场“引进来”和产品“走出去”作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以两者的相互结合来实现资本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1．乡村文化产业的市场引进模式

乡村文化资源多具分散性、原生性和可复制能力差等特点，在偏移原有生活空间之后较难形成市场影响，必须通过营销传播手段吸引市场流入，才有可能实现产业化。如乡村文化的民俗旅游项目，它有赖于游客进入乡村文化生活语境中，而后发挥感染效果，产生文化消费，实现文化产业化。这一点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产业开发中尤为明显。

以文化节庆业为例。不少民族地区独有的节庆文化因经济凋敝和缺乏现代性生活体验而难以为继，村民在传统节庆中无从感受“以有别于过日常生活的方式去和这个世界共同体验一种和谐，并浑然沉醉其中”的“节日庆典的意义”⁽⁸⁾；更缺乏巴赫金所言之节日中“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⁹⁾的美学意义。而事实上，乡村节庆的异文化色彩，对城市居民却具有治疗“城市病”，“有别于过日常生活”的独特魅力。因此，通过产业化的营销传播，将乡村节庆作为可供资本运作和赢利的文化资源予以开发，吸收城市文化因子来保有乡村文化结构，吸引城市居民来乡村进行体验式文化消费，无疑就成为破解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一条可行途径。贵州黔东南州凯里市诸多村镇都有苗族传统“芦笙会”，但不少村子连年停办。2010年“中国凯里甘囊香国际芦笙节”的成功就很好地说明了城市文化如何与乡村文化在文化消费的产业化进程中实现对流与交换。与此相反的是，城乡文化自发交流的结果，就有可能出现凯里市开怀村、凯翁村等地将“芦笙会”变成卡拉OK大赛、篮球比赛等“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同样，乡村文化中大量物质文化资源及其连带的文化价值形态也必须通过市场引进的模式进行开发，才能焕发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吸引、辐射、影响作用。乡村文化中诸如乡贤祠、名人故居和墓冢、传统民居建筑等人文景观，乡礼、宗亲、家训等社会价值，田园农业、民俗活动、传统工艺等社会生态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必须通过吸引城市居民的“入场”来实现向城市文化的扩展。乡村文化语境的“在场性”，即身临其境的生活效果是乡村文化发挥柔性吸引力（即软实力）的最佳形态。它比高堂讲章的文化传承、传播形式要有力、有效得多。

必须指出的是，乡村文化产业引入市场路径的关节点是乡村文化相对城市文化而言的“异质性”元素，城市居民来乡村进行文化消费的目的在于非日常的体验⁽¹⁰⁾。因此，因地制宜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甚至以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式直接构造富有乡村气息的文化产业形态（如北京涞沥水艺术家村落），在可经营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建设产业园区，是乡村文化产业引入市场模式的现实途径与可能性前景。

2．乡村文化产业的“走出去”

乡村文化通过市场影响城市文化，不仅可以“异质”吸引城市居民进入乡村，也可以适度淡化异质性色彩来进入城市。这是乡村文化主动寻求突破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又一路径。云南省腾冲县中和乡大村成立“文化产业合作社”，下设石材产业分社、刺绣产业分社、农家乐产业分社、演艺协会等。演艺协会由“乐民”功能转而产业化，在进城学习现代舞之后，“有些公司开张就请我们去跳《好日子》、《好运来》，很受欢迎”。⁽¹¹⁾

在乡村文化中主动融入城市文化色彩，进入城市文化市场，满足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是乡村文化中可移动性强、文化传播能力强的诸如民俗工艺业、演艺业、休闲餐饮业等发展的主要途径。“一村一业”、“一户一品”的发展模式已经在不少地区得到实践和开展，云南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的白族铜银器制作、周城村的白族扎染艺术、剑川狮河村的木雕加工、德宏州瑞丽市珠宝玉石加工等等，都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行业⁽¹²⁾。而这些乡村文化产品已经带有迎合城市受众消费需求的意味，不复为原生态的乡村形态。这也可以认为是城市文化影响乡村文化的表现：城市文化将其内涵外化为消费需求，通过市场手段来形塑乡村文化产品。以福建安溪乌龙茶为例，产自茶村的原生态茶叶中融入了现代包装手段，各种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健康”、“防辐射”、“降脂”等功能赫然在上。这将茶叶从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乡村文化状态中抽离出来，置于新的城市文化生态中，使其带有审美、养生和时尚的生活元素，更为自然经济化的乡村文化提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途径，乡村茶农独立经商的品牌意识已经十分明显。而号称“中国竹子之乡”的福建建瓯乡村以充满乡土气息的竹制品来满足城市居民的审美化了的日常生活需求。竹雕、竹编、竹炭工艺，竹制家具、文具、日用品等，都带有城市文化气息。在生产、销售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城市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乡村生活系统之中，推动着乡村文化向现代化方向前进。

重要的是，乡村文化的物质载体（银器、木雕、茶叶等）在与城市文化的交流、碰撞过程中始终存在，而依附于其上的文化气息———有类于本雅明所言的“灵晕”———则有可能因机械化大生产和外来文化的杂糅出现变异、丧失。这一方面是文化层级演进所不可避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变化之中仍有坚固的物质形体存在。文化就是在种种交汇、传播、影响中走向创新的，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突破和化解的过程，也不例外。

除了城市居民走“出”城市和乡村文化走“入”城市两种发展路径之外，在“出入城市”之间———即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交融处，还有可能产生新的文化形态来实现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突破、农民收入渠道的拓展。晚近以来兴起的户外大型实景演出，即典型范例。张艺谋“印象系列”、横店影视城等借助乡村文化和人力资源、自然场景构建出吸引城市居民的文化景观。它不是纯粹的乡村文化（演出内容、部分物质条件）或城市文化（创意构思、现代化光电技术），而是一种产业化了的城乡融合的文化形态。这当然未必是突破城乡文化二元结构之后的典范，其连带问题也颇引人关注，但亦不失为一种在文化上富有探索精神、在产业实践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创新。此外，全国各地普遍涌现的“农家乐”，作为一种休闲产业，也具有融合城乡特色的表征，但在实践中却容易趋于大众化而模糊文化特质。因此，乡村文化的产业化要在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突破中有所贡献，就必须重视创意的参与，将“农家乐”等“大路货”从一般文化产业提升为文化创意产业。

三、资本—文化的二元互动及其社会指向

以产业化为手段来实现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突破，其结果不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交织、搅浑在一起的单元状态，而是从最前沿的时代文化到最原始的博物馆文化之间出现了渐变的文化形态光谱序列，是一种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状态。这一状态的根本特征是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公平，而这显然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因此，从根本上讲，乡村文化产业化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是合拍的。但问题在于，资本与文化有着天然的矛盾，资本的现实性与文化的超越性、资本的物质性与文化的精神性、资本的趋利性与文化的审美性之间都存在着难以跨越的“卡夫丁大峡谷”。因此，在理论上对资本与文化在乡村文化产业中应以何种关系进行互动的回答，就显得尤为重要。

资本具有本能的逐利性，它一旦认定某一对象能够带来足够的利润，就会自觉驱动市场主体（企业）去占领更大的市场，攫取更多的利润。在乡村文化产业中，资本的逐利性有可能给根基不坚固、缺乏现实生活土壤的乡村文化以毁灭性打击。避免其发生的方式在于巩固乡村文化基础，使其在经营功能之外具有更强的生活化、精神化色彩和社会效益。换言之，必须确立文化引导资本而非资本控制文化的路径。这一点在发展尚未形成规模的乡村文化产业中虽未现端倪，而当其发展至资本瓶颈期，投融资问题就会成为乡村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巩固乡村文化的基础首先在于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这一直是新农村建设的难题。如前所述，这一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强加的外来行政手段与乡村文化的本土环境之“隔”。因此，在乡村中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养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公益性文化事业支持经营性文化产业，当是基本思路。在“薄文化”的环境中，乡村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间要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在市场中保有乡村文化的特色，进而提升乡村文化的品格。乡村文化产业不会自然兴盛，需有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体系作为基础性支撑。云南大村文化产业的建立有赖于集体投资建立的“文化大院”和专职文化干事的信息化服务与引导；江苏张家港乐余镇的风筝成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和村级文化社区的建立不无关系。乡村文化产业兴盛之后，又可以提供新鲜思路、开办培训班等多种方式反哺文化事业。其次，乡村文化产业中文化引导资本思路的彻底落实还在于开辟、培育乡村的自我文化消费市场，通过提高村民收入及其在文化消费中的份额树立起稳固的乡村文化模式。自云南曲靖“文化户”发展模式兴盛之后，全国各民族地区的推广经验表明，通过“文化户”走街串巷来引导、建立乡村文化产业市场，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只有稳定的乡村文化市场，才能培育出有力的乡村文化形态，从而抵抗资本的不良影响。

引入产业机制突破城乡文化二元结构，其目的并不仅在于经济利润，为农民增加收入渠道只是发展文化产业并使其良性循环的目标之一。乡村文化产业不能仅止于资本，因为逐利的文化是丧失品格的文化，纵容资本横行的产业是没有前途的产业。统筹城乡文化产业发展、突破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根本目的仍在于让改革开放的成果为更多人所享有，在于加强社会发展成效的普惠性，逐步实现城乡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体化。

我国有7亿人口生活在乡村，乡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现代国家的主要阵地。以公民社会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必须在城市与乡村两个层面都实现现代化转型。引入市场机制，打破自然经济形态，通过产业化引起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根本途径。移风易俗自文化始。乡村文化的产业化以两种方式来促进公民社会和乡村自治等理念在乡村中的影响。一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自然结社，为城乡全面建构公民社会奠定了组织基础。乡村文化产业化可以引导乡村民众认识到崇尚个人权益的现代企业精神，自主联合形成社群、法团。目前很多乡村文化产业已经品牌化，维权意识十分强烈，各种乡村文化联合体、乡村文化产业合作社也纷纷出现。这正是集权体制在乡村市场经济中的断裂地带，它可以是公民社会的萌芽⁽¹³⁾。二是在乡村文化产业的支持下，乡村自主公共文化事业的建立。这在理论上为乡村公民社会划出了文化的公共空间，它在村民自我经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同时培育了其公民意识。需作说明的是，在乡村生活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过程中，还必须重视文化NGO（NPO）组织的作用，其非营利色彩可以对产业化过程中的偏颇起到规范、约束和资源再分配的作用⁽¹⁴⁾。

文化产业化不仅是乡村经济的转型手段，也是乡村文化的启蒙手段。从产业形态看，文化的经营化最难被认同。一旦“连文化都可以产业化”的观念深入乡村，资本的趋利性、个人化色彩就将带领乡村社会走出“差序格局”，进入自由、平等的市场状态中。现代资本在乡村进行“寻利”，城市文化在乡村进行“寻根”，两者与固有的传统的乡村文化之对流、整合和交汇，所指向的都是公民社会目标。

The Way of Breaking the Dual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Culture and Its Social Orientation

—With Focus on the Developing Approaches of the Rural Culture Industry

Lin Wei

Abstract：Breaking the dual structure of the existing urban‐rural culture is a crucial probl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its culture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of our country．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the dual structure must be changed．When the administrative means of constructing public culture don’t have the fundamental function to attrib‐ute the resources any more，industrialization then becomes the basic ap‐proach to develop rural culture，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ruction goal of the“two‐oriented society”．Under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two‐oriented society”，the way that rural culture is to develop lies in“interaction with the urban area”，namely market importing and the exporting of rural culture products，so that urban citizens could go out of the city and rural culture could go into the city，thus having the ur‐ ban‐rural culture industry planned as a whole i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a friendly environment．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ulture industry，capital operation must be guided by culture and to establish a rur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ivil society and“two‐oriented socie‐ty”must be taken as the basic orientation．

Key words：urban‐rural culture dual structure；rural culture industry；two‐oriented society；civil society

【注释】

(1)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7—285页。

(2)参见［美］田浩：《儒家文化如何创新》，《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2日。

(3)贝尔说：“我在书中使用‘文化’一词，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涵盖一切‘生活方式’的宽大定义，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对精妙形式和高雅艺术的狭窄限定。”见［美］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4)梁漱溟反思其乡村建设失败的原因为“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可引为当前突破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前车之鉴。梁漱溟：《我的两大难处》，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3页。

(5)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5‐11／08／content＿5531159．htm．

(6)杨胜生、李永志：《收入不低，文化消费不高》，《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24日。

(7)管宁：《导入产业意识激活乡村文化———关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视角》，《东岳论丛》2009年第10期。

(8)皮珀：《闲暇文化的基础》，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9)《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0)必须说明的是，此处的“异质性”不是落后、保守、神秘的代名词；分析城乡文化二元结构，无法平移殖民与后殖民理论，或者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乡村文化对城市的吸引，即乡村文化资源中可以产业化的往往是阳光、积极的，如泼水节等，而非私密化、神秘化的，如走婚等。这与早年我国学界对张艺谋等人影片国际效果的批判不同，其原因在于乡村文化产业的内核是“切身体验”，它与以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产业所造成的间接的“阅读体验”是迥异的。

(11)胡洪江、陈星星：《云南大村：一个偏远山村的文化热情》，《人民日报》2010年11月30日。

(12)范建华：《乡村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之路》，《中国文化产业》2010年第12期。

(13)参见王颖：《城市社会学》，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5—198页。

(14)关于NGO组织构建乡村公民社会的努力，可参见李英强：《乡村公民社会与精神重建》，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3644，201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