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为上上计”

第二章　历史的选择：“和合为上上计”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三只老鼠到缸里偷油吃，但是缸深油浅，怎么办呢？三只老鼠商议后决定，采取一只含着另一只尾巴的办法，轮流吊到最下面喝油。最先下去的一只老鼠想：油只有那么一点儿，如果轮流吃，自己肯定吃不了多少，何不趁自己最先喝时痛快地喝个饱。中间的一只老鼠想：下面的油不多，如果等第一只喝饱了将没有自己的了，自己将白辛苦一场，不如丢掉下面的老鼠，自己也跳到缸里喝油去。最上面的一只老鼠想：油就那么一点，等它们两个都吃饱喝足，肯定会喝光，干脆放了他们自己去喝个痛快。于是两只老鼠都很快放了含着的尾巴，争先恐后地跳到了缸底抢着喝起油来。等油喝完后，由于缸太深，三只老鼠都没能从缸里再起来。这个小故事虽然是属虚构，但却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竞争与合作相反相成，合作才能共赢。如果互相拆台、各自为战，到头来吃亏的是大家，对谁都没有好处。

面对扑面而来的“金融海啸”，种种单独的挽救行动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尤其是由经济大国引发的危机，可怕的“金融海啸”横扫着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过去的种种基于竞争的弱肉强食、以邻为壑、尔虞我诈的手段几乎都没有用了。什么样的利益都代替不了维持金融市场命运的最大利益，个人和集团的私利让位于国家利益。于是乎，冤家开始握手言和，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成为盟友，昔日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为了合力抗击“金融海啸”而开始有了真正的合作。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合力发展，合作制胜——中国式管理的和合理念及其和合方式方法，在世界舞台上闪现出了真理的光辉。在和平、合作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大趋势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淡化竞争、提倡合作成为新的战略选择，中国式的和合管理模式及其管理艺术越来越得到更广泛的响应，相对于传统的种种越来越不灵光的管理手段，“和合为上上计”。

第一节　竞争，走到了今天

据说：从前，有个实力不是很强的国家，国王派人驯养了很多匹良马。敌对的邻国一直伺机要攻打它，终因了解到它有很多好马可以作战而退却了。于是国王便想：“先前我养着这些良马是为了防范敌国，如今敌兵都退散了，养着这些马还有什么用呢？不如让这些马去帮助人们劳作，这样既不损伤马，又对百姓有益，何乐而不为呢？”国王很快就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就这样，本来要做战马的良马大都被人们牵走拉磨去了。后来，邻国又一次兴兵前来进犯，国王立即下令招回这些良马来参加战斗。可是这些马常年用于拉磨，早已没有了奔跑的能力，只会围着磨盘转圈圈了。所以，号令一下，这些马不是往前奔跑，而是就地慢慢地转圈，无论士兵怎样狠命地鞭打它们，依然不能令它们向前驰骋。结果邻国毫不费力便拿下了这个国家。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而事物在每个阶段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状况是不同的，因此，要用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正确处理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不同的问题。

面对“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曾经是商场上拼得血头血脸的竞争对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合作行动，在市场经济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是写满竞争的史册中，合作正在谱写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篇章。历史雄辩地告诉世人：竞争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合作有时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当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合作的需求越来越超过传统的竞争。再也不能无休止地争斗下去了，要学会合作，要从现阶段市场经济正在由竞争型向合作型转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把握合作与竞争的组合艺术。要求得今天的利润和赢得未来的发展，就必须了解中国式管理的精华“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必须认识和把握“和合为上上计”的内涵。

一、竞争的悖论

竞争是市场经济天生的范畴。无论是15世纪末，最早的英国工厂主们和农场主们相互勾结，用血和火的手段在农民的土地上树起围栏来养羊，还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后引致了西方殖民者的蜂拥而至，进行对印第安土著人的疯狂掠夺，或者是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资本将雇佣工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并无比贪婪地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或者是20世纪前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军火生意大发战争财，甚或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美国侵略朝鲜、侵略越南的战争，乃至海湾战争，包括今天的“金融海啸”形成的“百年不遇的危机”，都始终贯串着竞争主线，都是在利益

驱动下竞争战略的体现。

不可否认，竞争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大鱼吃小鱼”式的残酷竞争充

满了弱肉强食的血腥味，不过，竞争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

荣，为了竞争的需要和赢利的考虑，企业竞相改进技术和管理，各种为了降低

成本的技术发明和管理措施相继问世，都成为效益和效率的推动力。

但是，竞争走到了今天，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人

们面前，也越来越为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界所警醒，那就是：钱越来越难挣

了！传统的竞争战略及其竞争手段似乎越来越不灵验了，你越是拼命地竞争而

无所不用其极，但往往赢利的空间就越是小。这一现象和趋势，正如黄昊宇博士在其学术专著《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2005年问世并风靡一时的“蓝海战略”，揭示了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悖论：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产业中，竞争白热化，而需求却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萎缩，企业取得获利性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似乎可以称之为“竞争的悖论”——当竞争走到市场经济的一个临界点，就会与其原有的功用——竞争创造财富（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发生背离，坚持竞争战略之道反而越来越造成了赢利的减少。对于这一“竞争悖论”的解释之一是，对于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导致的人的利己心的片面的和僵化的认识——没有全面理解斯密理论在提出“经济人”假设的同时还提倡“道德情操”和“伦理关怀”。以致，当自由主义经济学把波特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抬到市场经济发展理论的巅峰的时候，竞争走上了神坛而被顶礼膜拜和不容置疑。对于“竞争悖论”的解释之二是，西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主张的“无价值判断”的实证研究，用“休谟铡刀”铡断了对于复杂的经济社会的更全面、细致和真实的认识，以致忽视了经济哲学的功用和历史的辩证法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阶段性发展现实，以及经济学研究中规范性分析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而造成了一个根本缺陷——“经济学的贫困”。走出“竞争悖论”困境的根本办法是要有理念更新，要重视经济哲学的分析和历史的辩证法的功用，要坚持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有机统一。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不仅以其倡导的基于伦理考量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发展理论赢得了历史上第一个由亚洲人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也进一步开辟了走出“竞争悖论”困境的广阔通途。从此，西方“经济学的贫困”开始柳暗花明，战略联盟理论、虚拟企业组织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物流和价值链理论、合作理论和博弈理论、“双赢”及“共赢”理论、“竞争合作”及“合作竞争”理论，乃至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蓝海战略”相继问世，经济伦理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具有实际意义。所以，“蓝海战略”祈求于通过“彻底甩脱竞争”和要素“整合”，去开创“蓝海”这样一个“无人争抢的市场空间”，从而实现其所谓的“价值创新”，或者是“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利益相关者理论，则是基于伦理道德的考量，从“和谐共存”、统筹兼顾与企业存在各种利害关系的团体和个人的利益需要出发，追求双赢或共赢目标的实现。伴随着21世纪和知识经济的来临，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挖掘和传统管理的历史扬弃中创新发展的中国式的和合管理，提倡遵循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准则，通过“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路径选择来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这些新的思考，都为企业持续发展的讨论开辟了新的视野。^[1]

这一论述也同时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与时俱进，市场经济已经走过了漫长的竞争征程，随着和平、合作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合作已经越来越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前台和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此，是应该从合作范畴以及从合作与竞争合理组合的艺术运用来重新认识“竞争悖论”的时候了，以便进行市场经济新的发展阶段中的更有效的运作，进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革命性创新发展。

竞争，这个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范畴，尽管在今天的“金融海啸”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灾难中已经进一步引起了人们更理性的反思，使人们重新认识传统的竞争范畴在市场经济新时期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开始质疑传统的竞争思维和竞争手段的时代适应性，但是仍然还有许多人津津乐道于竞争战略及其种种战胜对手的竞争策略。因为，不管是“经济人”假设的利己心规定的煽动，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波特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的推波助澜而使竞争爬上了垄断的巅峰，毕竟竞争已经伴随着市场经济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风雨历程，毕竟是竞争曾经创造了市场经济的辉煌，毕竟是竞争帮助许许多多的企业走向了成功，所以，即使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创新发展，“社会人”假设、“道德人”假设等理论假设不断推出新的理念和理论思考，在大多数世人的心目中，竞争仍是不容置疑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今天人类共同应对“金融海啸”的“史无前例”的合作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也许是对于传统思维的路径依赖，也许是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竞争仍然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也许是思维定式的限制及其造成的局限性，哪怕是已经清楚地了解，是美国的全球竞争战略及其一贯的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等竞争手段种下了今天的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恶果，是华尔街的尔虞我诈、弄虚作假等竞争设计出台的次贷金融怪胎最终引发了可怕的“金融海啸”，市场经济面临毁灭性灾难的现实已经迫使昔日的冤家对头握手言和、联合应对，那些曾经把竞争范畴推向神坛的西方大国及其御用文人也不得不检讨过去的言行而有了史无前例的合作，甚至是纷纷乞求被他们弃如弊履、视为是社会主义专用的国有化做法。不过还是有许多人仍然念念不忘竞争战略及其种种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策略，扬言是一时借助于国有化来渡过难关，而后还必须重新回到自由竞争的道路上去——如果是长期生活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思维惯性，这种执著尚可以理解；如果是于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和借鉴，这种执著或许只能是一种固执，或许是一种对于“主流”权威的维护，或许是没有能够弄明白学习和借鉴需要“洋为中用”。

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金融风暴造成的全球性灾难，为什么不能够引起更多的理性思考——去认真考虑一下与竞争对立统一的合作范畴，探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合作与竞争的辩证关系，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合作与竞争艺术应该如何正确地组合？

亦如我在拙著《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所分析的那样，钱为什么越来越难赚了？

就是因为，当产业和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产业的日趋饱和与进入门槛的提高使得资本的流动和产业转移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了；企业的规模发展到势均力敌的时候，谁想吃掉谁都不那么容易了，“大鱼吃小鱼”的前提条件改变了，“大鱼吃小鱼”的规律只能是日渐失效。

就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日趋成熟，市场规则越来越完善和透明，势均力敌的企业之间在规范的市场规则下，只能按照通行的市场规则办事，过去的为了竞争制胜曾经被有效使用过的种种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和方式方法越来越被限制和难以奏效。

就是因为，新的状况已经发生，老的做法尚未能有适应性的变革，所以，在“市场规则越来越完善和透明的时候，势均力敌的企业之间在规范的市场规则下，无论采取‘差异化’还是‘成本领先’战略，企业取得获利性增长的空间都越来越小”。这是一个被日渐证实的发展趋势。

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已经发生了阶段性变化，我们的认识出现了滞后，管理创新落后于时代的变化，穿新鞋走老路是越来越难以适应的。正如管理大师彼得斯所言：“过去的25年以来所倡导的管理系统、管理规划、管理机制以及管理结构都偏离了主流思想：获取可持续成长和公平。每一种管理方案或许都会在某一个时期内有效，或许看上去仿佛是对复杂的企业成长的恰当反映。但结果却是，在一阵用心良苦的喧嚣中，基础迷失，离卓越愈来愈远。我们都一味地关注技术、机制以及规划，而忽视了人——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人以及消费产品、接受服务的人。……什么才是管理成功的基础呢？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员工要以自己的组织为荣，并能够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2]

就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状况下，更为理性的“社会人”、“道德人”成为管理学研究的现实前提，在“社会人”、“道德人”更为理性的市场环境中，人们之间越来越需要并选择合作，希望把早已厌倦和痛恨的“大鱼吃小鱼”式的残酷竞争日益抛在一边，至少是更多地选择合作而辅之以竞争。因为双赢、共赢才更符合理性人的需要。于是，传统的竞争思维及其竞争方式方法能够发挥原有效用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市场经济由以竞争为主要特征向以合作为主要特征的转型，不仅是其自身发展规律所致，而且与时代的发展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我们的时代从21世纪开始迅速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过去的企业依靠竞争赢利和维持持续发展的方式方法越来越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而且，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积累和创新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多因素的整合过程，或者说，知识经济要求合作、依赖于合作。没有企业内部的合作努力，以及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大学和研究机构甚至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发展在很多情况下简直是不可能的。可见，没有合作，就没有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像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与效率的意义一样，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合作与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范畴，应该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对二者进行有机结合的考虑，绝不能有失偏颇。而且，合作对于持续和稳定发展在常态下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全球合作应对“金融海啸”的实践，可以进一步告诉我们合作的现实意义。

二、当竞争遇到了“金融海啸”

互联网新闻：2008年10月8日上午9点，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一层新闻厅，布兰切特面色凝重：“大家早上好，让我讲讲一个大家都较为关心的情况，正如你们所见，我们的经济正在滑坡。”布兰切特是IMF首席经济学家，他用这句话开始发布《世界经济眺望》。布兰切特同时表示：“目前的世界经济放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打击程度有明显不同，有些国家已经接近经济衰退的边缘。”病人已经危急，而医生们还在路上。与百年来全球金融危机诊治不同的是，这次参与会诊的还有新医生——新兴市场国家。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不管这场由华尔街精心设计的所谓新金融衍生品房地产次级贷款与格林斯潘执政期间的政策主张有多么大的关系，但是他这一次的判断还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考虑到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灾难性程度，许多人称之为“金融海啸”。

当竞争遇到了“金融海啸”，现实似乎开了一个历史性的玩笑，昨天还在市场上生命相搏的竞争对手们，今天却表情严肃地坐到了一起，认真地会商合作大计。也许可以这样说，当竞争遇到了“金融海啸”，合作第一次被列入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合作成为挽救竞争失败的救命法宝。

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引发了这场危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房地产次级按揭贷款这一金融衍生品——一个由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师们精心设计出来的一种普通的住房贷款产品——由美国的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因此又被称之为次级抵押贷款惹的祸。次级贷款金融创新本身不是坏事，但是由于其利用了人们的逐利心理和美国人长期养成的借贷消费习惯进行的套利性运作，以及自2001年“9·11”事件后美联储的连续三年降息及随后从2004年底又被迫走上加息历程的政策环境，还有各房贷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竞相参加争夺住房按揭贷款这块蛋糕的市场环境，更是推波助澜、助长了住房按揭贷款的风生水起。正如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七节中的注释中引用的一段话：“《季刊评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邓宁格：《工会与罢工》第36页）”。^[3]尽管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名言，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上述论断的客观、公正、科学和精彩，可以用来生动地说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充满着“原罪”和资本的贪婪。

客观地评价，金融创新是华尔街100多年来的活力源泉，但是创新过度，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华尔街曾有一句经典名言：只要有一种资产能够产生现金流，就可以将它证券化。这次证券化的资产是次级债，更准确地说是次级房贷。债券原本是风险极低的投资品种，但是当它和信用极低的低收入者挂钩，而且被对冲基金以高倍杠杆交易，风险便被无限放大；当它利用了人们的逐利心理并且和信用极低的低收入者挂钩，无序的竞争就会使风险无限放大而造成市场的流动性链条最终崩断。所以，金融危机的发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人们也应该认真探讨一下所谓金融创新成果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认真研究像次级房贷这样一些金融衍生品的合理性和适应性，因为并非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合理的和适应现实的，并非是所有的金融衍生品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都具有合理性和现实的适应性。

尽管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被人们讨论过无数次，但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的原因却被人们所忽视。比如现在回头审视次级债危机，其实很多人都不难看出其中蕴涵的巨大风险，这并不需要太高深的专业知识，但这场悲剧最终还是酿成，而且牵涉面如此之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次级债链条的上方，矗立着美国国际集团等保险巨头，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等西方所谓的“新国企”，在链条的下游，则有无数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投资机构和个人。风险和利益不对等，这样的结构注定了巨大的道德风险。在很多人看来，虽然次级债存在巨大风险，但这些风险最终会被保险巨头以及美国“新国企”消化，即使它们无法消化，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也会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所以，在巨大的利润诱惑面前，次级债链条上的各级投资者都会勇往直前。当危机真的爆发时，局面也如大多数人所料，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挺身而出，拯救了“两房”和AIG等众多机构。

现在回头看待次级债风波，其实都是在美国政府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引擎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华尔街的创新和贪婪，只不过是更微观层面上的故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美国经济几年前不大力发展房地产，还能以什么作为引擎？

回顾一下美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实过去的20年就是两轮泡沫的形成和破灭。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巅峰，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形成强烈冲击，“日本制造”几乎占领各个领域，美国经济则进入停滞。不过，后来日本经济在日元大幅升值和自身泡沫的冲击下停止增长，进入“失去的十年”，而美国利用日本衰退的机会，发挥自己的高科技优势，大力发展以IT产业为代表的所谓“新经济”，拉动了将近10年的发展，但最终，IT泡沫还是不可避免地破灭。2000年之后，美国在IT泡沫破灭和“9·11”事件的冲击下，经济再度低迷，这一次，美国选择了以房地产作为经济支柱，并再度支撑了经济将近10年的发展，但是最终形成的泡沫比当初IT泡沫还大，冲击也更为强烈。

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的两次衰退只是自己正常的商业周期吗？似乎并不尽然。用约瑟夫·熊彼特的话来说，这是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如果说第一个10年是受到日本的冲击，那么最近10年，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服务业在全球市场异军突起，迅速颠覆了过去几十年的全球经济格局。如果将两个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是一个超过20亿人的市场，20亿人口市场的崛起，几乎是过去全球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影响力远远超过当年日本崛起对美国及全球市场的影响。自“二战”之后，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无可争议的霸主，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使得全球资金和市场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去美国化”倾向，华尔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只是这种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中的必然现象。

美国历来是一个储蓄率极低、以信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换一个通俗说法就是举债度日；美国同时又是一个信奉竞争和逐利至上的社会，也可以说是以金钱为诱导、以竞争为杠杆运行。由美国华尔街精心设计的房地产市场次级按揭这一金融衍生品，由于其利用了人们的逐利心理和美国人长期养成的借贷消费习惯进行的套利性运作，以及美联储铸成的推波助澜的政策环境和各房贷机构，特别是投资银行的无序竞争形成的市场环境，使得房地产市场漩涡汹涌、危机暗伏。风险在贪婪、逐利和竞争中无限放大到了市场再也无法承受的地步。

如果深究一下“金融海啸”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应该说是给出了较好的解释。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运动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的社会化使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更加密切了。但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又把整个社会生产割裂开来了。企业内部生产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但是整个社会生产却处于一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每个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社会需要不需要，能不能卖出去，它们自己也无法知道，企业的生产是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盲目进行的，这种盲目的生产，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比例失调，并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另一种表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也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尽管，时至今日，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与马克思当时所分析的市场经济大不相同的新阶段，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规律依然存在，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运用马克思的研究论断比其他种种分析都更能说明问题。不过新生的市场条件使得经济危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已经不是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像本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首先爆发的是金融危机，继而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时候，才表现出生产过剩危机的本性。可以说，这是一种生产和消费双过剩的新型经济危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的。当然，也有新生成的原因：市场经济的趋利动机在造成了扩大生产的无限性的同时，也造成了贪图享受、套利经营和超前消费的虚假需求，在这种虚假需求与人的需求的有限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就会产生经济泡沫，而金融衍生品内在的变本加厉的嗜利性和不负责任的“创新”一旦超过了社会再生产所能够容纳的限度，金融本身的流动性就会产生障碍，继而击破经济泡沫，这种生产和消费双过剩的新型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在次贷危机中，美联储等政府机构扮演的只是拯救者的角色吗？显然不是。归根结底，正是这些政府机构为次级债创造了滋生的温床。回到大概10年前，IT泡沫破灭、“9·11”事件等重创，美国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最终选择了住房市场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美联储以连续降息为房地产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不仅制造了次贷危机的巨大泡沫，也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美国经济。美国是一个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不仅刺激了住房消费，而且伴随房价上涨，住房可以为购房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流，而这些现金流更在其他领域极大地刺激了消费。美国经济过去几年的繁荣，基础建立在房价的不断上涨上，而当房价不可避免回调时，隐藏的危机自然会猛烈爆发出来。正如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银行资本大部分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在放大商业信用的同时，一方面可以促进产业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不顾消费水平的限制而盲目扩大消费需求。实践证明，在这一过程中，虚拟资本的乘数效应和无限放大功能也同时可以造成巨大的经济泡沫。经济危机之所以往往会表现为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现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4]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一直被视为美国经济史上神话般的人物，现在看来，他最大的神话就是在享受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所有荣誉之后全身而退，而将后遗症留给了继任者伯南克。当竞争遇到了“金融海啸”，如互联网评论文章所言，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或许人们应该怀念一下几年前故去的海曼·明斯基（Hyman P.Minsky），他早在30年前就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系统天生具有不稳定性，但是并没有引起正统经济学派太多的注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们才开始越来越重视明斯基的学说，并归纳出了一个明斯基时刻，意思是说，在某个临界点上，投资者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偿付债务，投机性资产的损失促使放贷者收回贷款，从而导致资产价值崩溃。今天的华尔街危机，其实正是明斯基时刻的到来。以现金流作为依据，海曼·明斯基将市场上的金融行为主体分为三类，其中风险最大的主体是高杠杆的银行和高赤字的政府部门。海曼·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追逐利润的本性和金融资本家天生的短期行为导致了资本主义金融业的不稳定，它是无法根除的，只要存在商业周期，金融业的内在不稳定就必然演化为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将整体经济拉向大危机的深渊。在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内在危机会被经济增长所掩盖，但是一旦经济步入停滞甚至下降周期，矛盾便会迅速激化，高风险的金融主体就会以变卖资产来偿还债务，也就是后来的学者所总结的明斯基时刻。明斯基的学说提出之后，就像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遭遇一样，引来一片反对声，反对者最大的质疑在于，“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多次起起落落的商业周期，并没有出现明斯基预言的大危机。明斯基的解释是，那是因为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得到了强化，能在危机出现之前拯救金融机构。但明斯基认为，即便如此，最终也无法避免危机的到来，因为政府的财政赤字终究有限，其次，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来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其实是鼓励这些投机金融家们进一步冒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以今天华尔街发生的故事看，明斯基的预言无疑具有惊人的准确性。

对美国而言，IT泡沫破灭了，房地产泡沫破灭了，明天还能指望什么？是否还要继续演绎由“经济人”假设规定的利己心去重复贪婪、逐利和竞争的历史？是否还要继续重复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老路？是否还要继续华尔街一贯的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全球金融蚕食战略和策略？当竞争遇到了“金融海啸”，当“社会人”假设、“道德人”假设越来越被理论和实践所验证，合作对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意义越来越显现，是否应该认真反思一下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是否应该重新认识合作在市场经济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当竞争遇到了“金融海啸”，对于建立在传统竞争理念及其竞争战略之上的种种金融创新以及由此生成的金融衍生工具，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认真反思吗？还不应该认真研究研究怎样在实行合作与竞争的合理组合下去进行金融创新和设计金融衍生工具吗？还不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伦理道德因素对于道德风险防范的重要意义吗？这才是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

三、竞争的宿命

我在拙著《和合管理》和《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一再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其一产生开始，甚至到现在，一直是与竞争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所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是一个血与火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西方历史记载中有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采取种种非人手段，拼命地提高雇佣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为了商业赢利，可谓是用尽了各种可以想得到的竞争手段——损人利己，欺行霸市，阴谋诡计，尔虞我诈，甚至暴力相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充满着“原罪”和资本的贪婪，以至是一种如同物理学中所说的惯性力量，或者是现代经济学所说的是一种“路径依赖”，实际上归根到底还是资本骨子里都已经渗透的自私和贪婪，一直在坚持着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之道，不惜以牺牲道德、挑战法律、蔑视人性为代价，不断地继续重复着充满着血腥和肮脏的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生物圈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的生动写照。连德国神学家杜若罗（Ulrich Duchrow）也提醒我们，在世界层面造成的贫困化及环境破坏，不一定是由于个人的贪婪，可能是资本积累的新模式和解除管制造成的。^[5]

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经济运行机制理论，及其“经济人”假设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最大化价值原则和利己主义规定了利己心成为市场经济中人的根本行为，竞争自然地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20世纪后半叶，自由主义经济学推波助澜式地帮助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把竞争思想发展到了根本战略和企业主要获利能力的高度。一时间，似乎竞争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唯一规律，竞争就是一切，市场就是竞争，无论是企业战略的制定，还是企业战略的实施，都基于竞争思维之上，“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一直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手段。

但是，竞争并非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竞争与合作就是一种相互伴生的对立统一关系，从一有竞争开始就有了合作，竞争的同时，也有合作，即使是竞争被神化般地抬到了极致位置的时候，也不可能否认合作的存在。君不见，在那机关用尽的血淋淋的竞争过程中，不是也有着一些亲朋好友之间的某种合谋、默契、协议，合手于一些临时性的共同需要吗？甚至，有时候为了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即使是曾经的对手也有某种临时性的联合行动。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规则越来越完善和透明，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发展到了势均力敌的状态，竞争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不断加大了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期望的利润空间相对减少，就出现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竞争悖论”，或者如美国经济伦理学家鲍伊所说的“逐利悖论”。^[6]为了走出这种市场经济的悖论，西方的理论界和实业界，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努力和尝试。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在传统意义上，竞争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击败竞争对手。然而，在经历了那种残酷的具有排他性、对抗性竞争之后，许多伤痕累累的企业经营者不得不回过头来对竞争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他们已经认识到，与其在对抗性竞争中拼个你死我活，弄得两败俱伤，不如依据系统整体性原理，通过改善与竞争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盟，共同把市场做大。^[7]

越来越明显可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历史上，也逐渐有了充满合作意味的现象和理论，诸如：战略联盟理论、虚拟企业组织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物流和价值链理论……以至到了21世纪开始，“双赢”、“共赢”相继问世，公开标以合作字样的“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理论又羞答答地相继而来，更有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明确排斥竞争的“蓝海战略”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对立统一规律的论断，竞争与合作是相反相成和相互转化的，正确认识这一客观存在，是正确把握市场经济和创新管理的关键。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市场经济和其他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也必然有一个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特点的逐步深入和体现过程。竞争，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始而生成、生长，由“经济人”假设的利己心规定和人为地放大而直至垄断性的巅峰；另一方面，竞争又与合作相互伴生、对立统一地存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以及“社会人”、“道德人”等理论假设的提出和验证，矛盾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相互转化而向着新的发展阶段转化。我在拙著《和合管理》一书的研究中指出，市场经济的阶段性发展、市场经济的转型，就是竞争与合作这一矛盾统一体相互转化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由竞争型向合作型转化时期，是竞争与合作这一对矛盾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时的状态，所以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竞争与合作因素相互交织，竞争因素逐渐减弱，合作因素不断增强，当合作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市场经济就将进入以合作为主导的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竞争的宿命。

有学者提出，当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的市场经济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而言，在这种新市场经济时期，更讲究合作共赢，要把赢利的实现建立在以共赢为前提和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这听起来，似乎有着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蓝海战略”的声音，但是，同样没有说清楚这种新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实际上这种新的提法，和我所论证的市场经济新阶段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不过，相比较之下，我认为还是按照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分析更为科学，也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

著名管理学家成思危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西方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竞争的作用。在“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研究竞争战略，夺取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创立独家名牌，消灭竞争对手，占据垄断地位，压低进料价格，套住顾客用户等一系列手段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求生存，就非要与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有许多缺陷。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企业应当与供应商、用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应当寻求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并开拓市场，并分享利益。例如布兰登伯格（Adam M.Brfandenburger）和梅尔巴夫（Barry J.Malebuff）就将其新著命名为《竞争合作》（Co-operation），指出将竞争与合作相结合是一种革命性的设想；穆尔（James F.Moore）甚至写了一本《竞争的死亡》（The Death of Competition），提出了在工商生态系统时代中的领导与战略。^[8]

也许，有人会质疑本研究关于竞争宿命的推断，以及竞争与合作相互转化及其发展阶段的论述，也因此在评论应对“金融海啸”过程中出现的全球性合作中仍然念念不忘——坚持认为这仅仅只是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后还应该回到自由竞争的轨道上去，仿佛永远只有自由竞争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正道。要使对于合作意义的认识能够深入人心和成为市场经济和管理理论的主流，有一个现实逐步体现和验证的过程，同时也有一个认识转变和理念更新的过程。如果把竞争与合作都看做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制度安排，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任何一种制度变量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而被“锁定”，要走出这种“路径依赖”和摆脱被“锁定”的状态，取决于不同制度变量的效率比较以及人们对于现实所显示的对于不同制度变量效率比较的认识和把握。有名的“诺思悖论”认为：如果制度的作用就是降低人类合作过程中的成本，那么，应该只有低成本的、有效的制度才能存在，“在历史进程中，无效的制度会被扬弃，有效的制度会存活下来，因此，更为有效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是逐渐演进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对历史和当代世界最一般的考察，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无效率’的产权是常态而不是偶然”。对于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的矛盾性，诺思的解释之一是：制度的演进是路径依赖的，那就是，一种占优势制度的出现并稳定下来，或称为被“锁定”，不仅取决于它是否是有效率的，而且，十分敏感地依赖于开始进行制度竞争时的初始条件。^[9]因此，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初始条件决定了竞争成为一种主要的制度安排，由竞争创造的经济社会繁荣使之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又由于“经济人”假设的利己心规定，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继承中的偏见对于波特的竞争战略的渲染使之被“锁定”。不过，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竞争与合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断地发生着此消彼长的转化，当经济全球化向着一体化的地球村迈进，当和平、合作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当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冲击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合作的有效性、合作的效率越来越超过传统的竞争模式，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和新的实践，越来越促进了西方的战略联盟理论、虚拟企业组织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物流和价值链理论、合作理论和博弈理论、“双赢”和“共赢”理论、“竞争合作”和“合作竞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蓝海战略”理论不断健康发展，中国式的“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理论一定会在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开花、结果，不断显示出时代的生命力。

“并逐曰竞，对辩曰争”。不过，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所说，我们欢迎和需要的是“善意”的竞争，而非“恶意”的竞争。在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对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问题。有一个科学研究中的典型事例，可以给予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吉尔曼和沙利两个小组为发现下丘脑激素，历时了21年的竞争与合作。他们原先在一个小组工作，后来沙利另立门庭，与吉尔曼公开竞争。一个用猪的下丘脑，一个用羊的下丘脑，在你追我赶的几乎白热化的竞争中，相互吸取经验教训，克服千难万阻。比如，沙利首先从10万头猪的下丘脑中提取到3毫克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因子（TRF），但不纯。吉尔曼从中受到启发，从27万头羊的下丘脑中终于分离出一毫克纯的TRF。从此迎来了鲜花盛开的春天，其间当然还有许多困难曲折，但下丘脑激素的神秘之门已经打开。他们在荣获诺贝尔奖的讲演中说得好，他们的竞争不仅使他们共同攀上了分离脑激素的高峰，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发展了若干先进方法和技术。

现代科技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由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日趋明显，科学研究的规模和难度越来越大，合作也就自然地成了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大趋势。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都一再强调人类基因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和机构都不能垄断成果，而要加强合作、资源共享。基因测序的结果必须无条件地迅速输入公共信息库，供全世界科学家共享。美国哈佛大学培育成胚胎干细胞系，也明确宣布无偿供有关研究者共享。这些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如今，不仅合作已从吉尔曼和沙利那种隐性的合作发展为公开的合作，而且合作规模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事实证明，在合作势在必行、竞争依然存在的市场经济新时期，必须重新认识和正确把握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关系。没有竞争的合作是低效的，没有合作的竞争是有害的。

当然，即使是进入了合作型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新阶段，竞争也依然存在，因为，竞争与合作同样始终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源之一，竞争始终是与合作相互伴生的，有竞争就有合作，同样有合作也必然存在竞争，只不过是以谁为主和以谁为次的主次之分，关键是要弄清楚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才能选择和确定相适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进行合作与竞争的有机策略组合。

第二节　今天，更需要“和合”

为了合作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海啸”，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建筑博物馆举行。布什在开场白中表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就如何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确保此类危机今后不再发生开展讨论令人高兴。在当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的情况下，各国领导人重申了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原则。我们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场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他领导人在发言中也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监管、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和主张。会议发表了宣言。宣言指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之际，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决心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领导人一致认为，市场原则、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将催生活力、变革、创业精神，这些是确保经济发展、就业、减贫的基本因素。通过建立持续的伙伴关系，坚持合作和多边主义，我们将克服面临的挑战，恢复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

举世瞩目的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进一步表明：今天，更需要合作！

一、“龟兔赛跑”故事新编

龟兔赛跑的寓言大家都知道，但那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续写了一个新的龟兔赛跑的故事：

第一次比赛兔子输了，要求赛第二次。第二次龟兔赛跑，兔子吸取经验，不再睡觉了，一口气跑到终点。于是乌龟要求再赛第三次，并说前两次都是你指定路线，这次得由我指定路线。结果兔子又跑到前面，快到终点时，一条河把路挡住了，兔子过不去，乌龟却慢慢爬到了终点。兔子不服气，想赛第四次。乌龟说，咱们老竞争干吗？咱们合作吧。于是，陆地上兔子驮着乌龟跑，过河的时候乌龟驮着兔子游，两个人同时达到终点，实现了双赢的结果。

这个寓言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当你处在劣势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松懈，要等待对手犯错误，坚持到底；其二是要善于把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兔子它能跑只是潜在的优势，但第一次比赛它因为睡觉还是输了，就是因为没有将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其三是当你发现原来的策略不管用了，要及时调整策略。也许还可以有其他启示，但是第四次龟兔赛跑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实现双赢。这与今天的市场经济新时期的情况有许多的类似。

今天的现实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大趋势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新时期，一国独大、一方独霸的现象已经逐渐为相互对话、多边关系的共生共荣的新格局所取代。特别是当前的全球合作应对“金融海啸”的现实，进一步说明了“地球村”成员相互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是这样。就像美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家R.爱德华·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时代，对于公司的外部要求在增多，而公司应对的内部弹性却在降低。公司管理人员处于重压之下，饱受质疑和攻击。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公司内部各利益团体之间，以及公司与外部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日益突出，利益相关者考虑成为一种必然。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一个影响公司目标完成或受其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包括雇员、顾客、供应商、股东、银行、政府，以及能够帮助或损害公司的其他团体或个人。出于利益相关者考量，引发了一种全新的战略管理，即公司如何制定正确的发展方向——一种建立在利益相关者方法之上的新思维。管理者不再仅仅关注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而是通过利益相关者考虑的战略管理，使管理者更关注企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其他利益团体和谐共存的问题，更关注在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实现双赢或共赢的目标。^[10]或者是如“蓝海战略”所主张的通过“彻底甩脱竞争”开创一种没有竞争的“蓝海”，寄托于通过“把创新与效用、价格、成本整合一体”等努力来实现“为买方和企业自身创造价值飞跃”的所谓“价值创新”上。中国式的“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战略思维和路径选择也越来越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响应。

关于竞争与合作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许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伦理学教授卡尔·霍曼在其研究论文《经济伦理学：道德有助于自利吗？》中指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annes PaulⅡ）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京特·格拉斯（Guenter Grass）都认为，企业的“利润贪欲”是当今世界祸害的主要原因。他们也许并没有相互商量过，却在此使用了同一个词汇：“利润贪欲”。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观念，它以下述模式为基础：行为直接出于动机、态度、偏好和利益，伦理判断则被锁定在直接引导行为的动机上。……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们把握这种社会的范畴还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产生于零和思想的范畴不能理解市场经济的伦理内容：在合适的框架秩序中，对个人更好地位的追求，不以他人为代价，或者最多只是在表面上以他人为代价，而是会给这些他人、所有他人带来利益。……在这个完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根据罗宾逊模式，孤立主义是坚持不下去的。就像美国和我们大家通过“9·11”事件必须明白的那样，只有这样一种发展世界秩序的机会：这种秩序能够期待所有人的“自愿合作”，因为它有利于所有人。整合所有人不是靠共同的目标或价值，而是靠个人的利益或利益期待。现在已经是必须把我们关于道德的理论观念转换到利益期待上去的时候了。因为，在这个不同文化的世界中，只有利益期待这个唯一的“货币”能够作为理解的基础，并且在这一意义上具有普遍性。^[11]

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运动，就像世界上其他许多矛盾运动一样：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关于阴阳、刚柔、虚实等范畴，到自然界的沧海桑田、阴晴圆缺、花开花谢，以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好与坏、美与丑、建设与破坏……如辩证法所认为的那样，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运动是矛盾的表现形式，没有运动就没有发展，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斗争和转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由竞争走向合作就是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斗争和转化的必然表现。

如果说生物界的新龟兔赛跑故事是一种有意义的启示，那么，另外一个听起来似乎不太雅观的也是生物界的小故事，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新的印证：

据说，狼和狈是两种长相十分相似的野兽。同时，又是两种都喜欢偷吃猪、羊的野兽。它们唯一不同的是：狼的两条前腿长，两条后腿短；而狈却是两条前腿短，两条后腿长。这两种野兽，经常一起去偷猪、羊等家畜。有一回，一只狼和一只狈共同来到一个羊圈外，看到羊圈中的羊又多又肥，就想偷吃。但是羊圈的墙和门，都很高，狼和狈都不能爬进去。于是，它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先由狼骑到狈的脖子上，然后狈站起来，把狼抬高，再由狼越过羊圈把羊偷出来。商量过后，狈就蹲下身来，狼爬到狈的身上。然后，狈用前脚抓住羊圈的门，慢慢伸直身子。狈伸直身子后，狼将脚抓住羊圈的门，慢慢伸直身子，把两只长长的前脚伸进羊圈，把羊圈中的羊偷了出来。

这样偷羊的事，狼和狈经常合伙干。假如狼和狈不合作，就不能把羊偷走，养羊的农民也会少很多损失。然而，狼和狈却经常那样合作，而且走在一起的时候，显得非常亲密。

虽然，后来人们就根据这种现象总结了“狼狈为奸”这个成语，用来形容那些相互勾结干坏事的人。但是，其中蕴涵的道理却是十分深刻和丰富的。作为两个不同种类的动物，它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并且开始学会了合作的技巧，懂得了取长补短，相互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进行对本身的自我缺陷的弥补，这是对自身猎物的本领的提高和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真实态度。互联网文章的一段评论这样写道：不幸的是我们的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学到这种精神的实质，在我们的企业生活过程中却缺乏了这种“狼狈为奸”的精神。也许你认为你的企业不断进行创新，不断进步，而且与别的企业进行了长期的很好的合作，你们也取得了共赢，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已经学会了“狼狈为奸”，怎么说你们缺乏“狼狈为奸”的精神呢？是不是搞错了？要做到企业不断进步，仅仅靠自身的发展是不够的，指望着依靠自身的力量像狼一样后腿长长，或者像狈一样前腿长长，都是不太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的好多企业为什么只是埋头自己发展却到最后落得个破产的下场，原因就在于他们太过于关注自己的发展，不懂得与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狼和狈是我们很好的老师，它们并没有局限于自身的发展，而是选择了优势互补。这种互补是依靠自己不具备的外部力量来获得的，是通过两个不同种类的相互联系来形成的。我们国内的企业现在总是热衷于打价格战，这是典型的没有“狼狈为奸”精神的体现。麦当劳这只“狼”和肯德基这只“狈”从来就没有打过价格战，它们在悄无声息的合作中将中国的“羊”一只一只地叼走。

如果说合作共赢是“狼狈为奸”的一个方面，但是又不仅仅是这个方面。“狼狈”——“为奸”：合伙去坑害“羊”，固然是不好的，所以会受到人们的憎恨，所以才会用“狼狈为奸”这个成语来形容那些相互勾结干坏事的人。然而，“狼狈”——合伙：两个不同种类的动物，它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并且开始学会了合作的技巧，懂得了取长补短，相互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进行对本身的自我缺陷的弥补，最终都达到了预定的利益目标，对于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不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要重新认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要学会竞争与合作的有机组合艺术吗？所以，现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叫做“与狼共舞”。是的，时代不一样了，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真的应该学会“与狼共舞”了！

不管这种比喻是否贴切，能够真正认识竞争与合作的相互转化最为重要。所以，可以认为，“狼狈为奸”讲的不仅仅是关于国际关系和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共同发展和合作的问题，是要从自身出发让别人来找出自身的缺点来进行合作，而且更在于只有通过这种相互之间和睦合作，进行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赢。由此可见中国式的“和合”之道的普遍意义。

二、“囚犯困境”演义

1950年和1951年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并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

博弈论毕竟是数学，更确切地说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谈经论道自然少不了数学语言，外行人看来只是一大堆数学公式。好在博弈论关心的是日常经济生活问题，所以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一理论是从棋弈、扑克和战争等带有竞赛、对抗和决策性质的问题中借用的术语，听上去有点玄奥，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博弈论大师看经济社会问题犹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于游戏之中。所以，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在市场经济新时期由竞争走向合作的历史趋势，有一个表现纳什均衡的“囚犯困境”故事新编很有意思：

话说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地方检察官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三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十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十年刑，他只判三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五年刑。”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但是，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三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要坐十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十年牢。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五年，总比被判十年好吧。所以，两人合理的选择是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五年刑）都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五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共谋”（串供），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局中人（也称当事人、参与者）的最佳策略组合构成。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囚徒的两难选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个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他们两人都是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这样他们必然要服长的刑期。只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或者相互合谋（串供）时，才可以得到最短时间的监禁的结果。

“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经济学圣人在《国富论》中的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而从“纳什均衡”我们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纳什均衡”提出的悖论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因此，从“纳什均衡”中我们还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黄金定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其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

从“纳什均衡”的普遍意义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司空见惯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类似于“囚徒困境”这样的例子，如价格战、军备竞赛、污染等。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等的集合，策略（strategies）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博弈的最佳结果就是合作。

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教授在《冲突的战略》中进一步证明了“混合博弈”中合作的重要意义——“在完全冲突的战略（零和博弈）研究领域，博弈理论表现出了其独特的洞察力，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而为该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零和博弈’理论中，建议与干预、威胁与允诺都无法产生积极的结果。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主张，博弈双方之间的关系要么完全友好，要么极端不平衡。……因此，博弈双方在非敌即友的完全冲突场景中追求的‘理性战略’不可能实现双方的互谅或为一方利益而存在的互动。”

如我们以上分析所言，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所以是贯彻始终的，而且，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推动了市场经济的阶段性发展。由竞争走向合作，就是当前的市场经济新发展的必然表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的话说明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摄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伸），非骄暴也。义以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荀子的话进一步说明了人们的思想必须与时俱进。《易传》认为变化有三义：其一，变有通义，“变则通”。^[12]其二，变是转化，“柔变刚也”。^[13]其三，变是运动过程，“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14]这些，与唯物辩证法所认为的事物是运动的和发展变化的，事物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推动着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有着许多的相同和相似。

我在拙著《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指出，市场经济一直是与竞争联系在一起的。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划时代地揭开了“羊吃人”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市场经济不断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又一幅“大鱼吃小鱼”的血淋淋的竞争场面。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大自然的生物进化现象，不知何时也成为日渐被世人所接受的规律性解释，特别是波特的竞争理论，更加使这种解释成为了似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是，曾几何时，人们突然发现，“大鱼吃小鱼”式的竞争方式和方法越来越不灵了，不管你采取什么竞争手段，都无法再得到之前的那种理想的利润，而且赢利比率和赢利空间都在逐渐缩小。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波特的竞争战略为什么失去了往日的灵光？尽管，诸如战略联盟、团队建设、学习型组织、双赢、共赢、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理论思考和战略探索相继问世，然而，糟糕的是基于竞争思维的赢利比率和赢利空间不断逐渐缩小的怪圈似乎怎么也走不出去，似乎成为了管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的“百慕大三角区”！

当产业和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钱却越来越难赚了，企业取得获利性增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竞争悖论”或者“逐利悖论”的出现，也许是从斯密到波特所有营造竞争理论的大师们怎么也意想不到的，也是与所有的竭力把竞争战略和竞争手段抬上神坛的努力背道而驰的。

按照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中提出的“行业结构分析模型”，一个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及行业中的潜在赢利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行业结构中的五种竞争力量，即行业现有的竞争状况、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客户的议价能力、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和新进入者的威胁。一个行业中的从业者与这五种竞争力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个体对抗关系，也正是这种个体对抗关系，影响着一个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及行业的潜在赢利能力。这种企业之间单纯的竞争对抗关系曾经是许多企业制定竞争战略的基础（甚至被扩展至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然而，这种竞争规则正越来越暴露出与其预期相悖的负面效应。为什么竞争战略的有效性越来越小？为什么人们会转而祈求于合作？因为竞争思维及其竞争战略是竞争占主导地位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因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竞争与合作的矛盾关系已经由相互对立开始发生了相互转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企业与同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供应商以及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的发展和趋利避害的共同追求，使得其由过去那种单纯的竞争、对抗转变为既有竞争、对抗又有协同、合作。因为各种市场条件已经成熟，各种市场规则已经完善和透明，产业边界和企业规模的发展已经使得竞争越来越失去了昔日的意义，而把合作历史地推到了时代的舞台，或者说，市场经济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合作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需求而更有利于企业赢利和发展。各种基于融和关系的管理模式，诸如，供应方关系管理、顾客关系管理、战略联盟、利益相关者管理等，受到了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正如合作竞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乔尔·布利克和戴维·厄恩斯特在《协作型竞争》（1998）一书的开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多数全球性企业来说，完全损人利己的竞争时代已经结束。驱动一家公司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竞争，驱动供应商之间、经销商之间在业务方面不断竞争的传统力量，已经不能再确保赢家在竞争中获得最大的优势和利益。实际上，结果恰恰相反。在制药、喷气式飞机发动机、银行、计算机行业，经理们已经明白，长期势均力敌的争斗，结果只会使自己的财力枯竭，难以应付下一轮的竞争和创新。很多跨国公司日渐明白，为了竞争必须合作，以此取代损人利己的行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1995年就指出，工商业正在发生的最伟大的变革，不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企业关系的出现，而是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关系的加速度增加，企业间的合作经营成为最近20年来世界企业管理的四大发展趋势之一。1996年，美国剑桥战略咨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詹姆斯·穆尔就提出了企业竞争管理不是要打败竞争对手而是要建立与发展商业生态系统的新的管理思想。詹姆斯·穆尔认为，企业是市场环境系统中的一个参与者，欲实现企业目标，扩大市场占有率，开拓新市场，就必须与相关企业运用战略联盟形式以整合有限资源，才能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这种联盟形式包括生产企业、供应商、客户，还包括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科研机构、政府职能部门，以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共同分享利益、求得共同发展的新的市场体系。美国勒海大学亚科卡学院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1世纪工业企业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即以战略联盟为基础的灵捷生产，其目的是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的新形势。由于产品生产的周期不断缩短，顾客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企业很难仅靠自身力量生产经营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及服务来满足目标市场需要，而必须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整合每个企业的资源，共同开辟市场，达到双赢目的。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化、企业规模发展到势均力敌，竞争规则更加完善和透明，过去的“大鱼吃小鱼”式的竞争方式和方法越来越行不通，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成本领先”、“差异化”等竞争战略对企业的获利能力也越来越勉为其难，人们只能转而求其他，在总结和探索中逐渐认识到了合作对于企业在新的形势下的获利能力以及持续发展的意义。于是才有了所谓“战略联盟”、“学习型组织”的研究，继而又有了“双赢”、“共赢”的探讨，再经过了“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的努力，到了知识经济来临的时候，W.钱·金的“蓝海战略”——一种全新的管理思维模式应运而生。现在的合作伙伴和合作领域超越了传统的竞争意义，过去曾经是竞争对手，现在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在这一领域是竞争对手，在另一领域里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尽管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拼死打斗，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行为，而越来越多的是追求共生、共存、双赢和共赢的联盟或合作的竞技，昔日的竞争对手之间越来越倾向于一种通过一定程度的合作和资源共享来实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市场经济的格局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球村”的说法正在渐渐成为现实。

竞争走到了今天，企业独立经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企业可以单打独斗而保持市场优势，无论是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还是异军突起的高新科技企业，都必须依靠合作来整合资源以发展自己。即使是在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上，随着和平、合作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过去的那种大国称霸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联盟、共同体和利益集团，更多地以对话、谈判、合作代替了曾经的独裁、掠夺以及种种以邻为壑的伎俩。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是卓有贡献的，但他的个别论点在现实中已经逐渐失去了意义。奥尔森说：“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组织起来采取合作行动，尽管作为一个集团它们有理由这么做，然而小集团会采取这样的行动。”^[15]即使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战争，乃至到海湾战争的过程中，都不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联盟，而并非是奥尔森所说的那样——“大集团或潜在集团不会组织起来采取合作行动”，更不用说今天当竞争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危机”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合作。当前全球合作应对“金融海啸”的实践，越来越清楚地显示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今天，更需要“和合”。

三、“丛林法则”的真实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描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现象视为天然的“丛林法则”，然而，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已经证明了这是一种误解，最起码是一种片面的认识。

据《新民晚报》文：人类一直将自己视为万物之灵，似乎完全统治着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但现在据基因专家说，在研究了人体内几百种不同细菌的DNA后，我们发现我们也不完全是人，而是共生生物，通过与细菌的相互依赖才能够生存下来。据《文汇报》报道，曾在美国“基因组研究所”工作的分子生物学家史蒂文·吉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多少有些像细菌和人类细胞组成的混合体。有人估计，在人体内的细胞内，90%是细菌。”据这篇报道说，科学家认为，在成人体内有100万亿个细菌，属于1000个不同的种类，人类与这些细菌共同进化了几百万年，它们为人类提供了消化、合成维生素等重要功能。这篇报道让我深思，我感到我们以前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更多地理解为激烈的竞争，是你死我活的争夺生存资源的竞争，丛林的原则就是弱肉强食。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自然界并不只存在竞争，同人类社会一样，同样是既有激烈的竞争，又有相互依赖的合作，才构成和谐的共生现象。共生，就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共同生存，相互支持与合作，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我们人类与体内的100万亿个细菌，不就形成了这样配合默契的和谐关系吗？就是在丛林中，共生现象也随处可见。比如，野生动物的粪便，成为昆虫屎壳郎的食物。经过屎壳郎的消化分解，动物粪便又成为青草生长的养料，青草生长良好，又为食草动物提供了养料，食草动物又为食肉动物提供了养料。而最能被指责为弱肉强食的，莫过于食肉动物靠尖牙利爪吃掉没有抵抗能力的温顺的食草动物了，狮子吃羚羊，狼吃野兔，引发人类的无限同情心。其实，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之间的关系，如果从更深入更广阔的层次来考察，仍然是一种合作关系。正是食肉动物的追逐并吃掉老弱病残的食草动物，使食草动物种群更强壮更健康。如果没有了食肉动物，食草动物会因为没有天敌而吃了睡、睡了吃，从而变得肥肥胖胖懒洋洋，身体不再健壮，就容易染上瘟疫而种群全体病死，要么因过度繁殖吃光草原而饿死。所以，食肉动物同食草动物之间，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如果我们这样看待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在丛林里，同样是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合作是主要的方面，竞争是从属的次要的方面。如果丛林中的准则也是以合作为主，那么人类社会就更应该讲求合作了。经济全球化，就是人类最佳配置资源的有效合作方式，因利益冲突，产生了纠纷，诉诸谈判，协商、妥协，讨价还价，制定各种条约、合同，也是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只要不是恃强凌弱，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同样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相互促进的有益的合作关系。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一有冲突就以武力相威胁，我们将其称之为“丛林法则”，其实丛林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法则，狮子吃羚羊，就像羚羊吃草一样，只是为了自己不饿死，狮子并没有控制奴役羚羊的主观意图，所谓丛林法则其实是人类以“人”度“畜”的产物。自然界中，倒是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才有那么强烈的贪婪心、控制欲和剥削狂。动不动以武力相威胁，只是人类社会才有的恶性竞争。人类两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类的恶性竞争。后起的德日等强国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先前的强国英国与法国不同意，美国支持英法，德国想要独占整个欧洲，日本想要独占整个西南太平洋，由此引发两次大战。这两次大战是人类社会的浩劫，亿万生灵涂炭，这就是恶性竞争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赞成适度竞争，赞成合作，赞成相互依存的共生，反对恶性竞争，因为恶性竞争必然要造成人类的灾难。企业与企业之间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这样。

也许在学者看来这并非是一篇专业性的研究文章，但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哲理不是比一些所谓的专业性学术论文更能够发人深省吗？也许孙中山先生比一些所谓的专业性学术论文说得更有道理：“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合作为原则，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可见，合作是多么重要。大江南北流行一句话：众人划桨开大船。大家不会忘记1998年的那场特大洪灾吧！事实证明，这场特殊战役的胜利，只有全体抗洪官兵、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在我们民族的脊梁上筑起一道不倒的抗洪长城。大家更不会忘记2003年“非典”肆虐、2008年年初的冰雪灾害和2008年5月汶川的特大地震吧！正是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众志成城，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了“合作比竞争更能使文明进步”，更能够抵御和化解危机。由于竞争，使得人们之间关系冷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就像《红楼梦》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个睁着乌鸡眼，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当前由美国华尔街引发的“金融海啸”，不都是“竞争”惹的祸吗？

实际上经济学、管理学关于合作理论的研究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合作理论的研究认为，合力大于个力，合作共赢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正如笔者一再强调的那样，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竞争与合作就是一种相互伴生的对立统一关系，从一有竞争开始就有了合作，竞争的同时，也有合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合作与竞争是主体关系中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完全的、绝对纯粹的竞争或者合作是不存在的。由“经济人”假设对利己心的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竞争逐利行为的偏好，使得竞争思维及其竞争战略被绝对化甚至被神化，与竞争相对的合作则被认为仅仅是一种社会美德而不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范畴。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W.多伊奇早在1950年的相关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纯粹的合作是指只有在群体中其他成员也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时一个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纯粹的竞争只有在对方或群体中其他成员达不到他（们）的目标时一个人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前者如木工和瓦匠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达到完成建造房屋的目的，后者如玩扑克牌游戏、体育比赛、劳动竞赛等。不过，完全的、绝对纯粹的合作与竞争几乎不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常常同时并存，或至少有着某种联系。例如，扑克游戏中各方激烈竞争，但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各方均需认同并遵循扑克游戏的规则，没有这一层次上的合作就无法达到娱乐的共同目的。又如，在几乎完全是竞争性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双方在诸如不使用化学武器、如何对待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和双方战俘等方面也能发现存在某种程度的合作。心理学研究已表明，当相互作用的各方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达到该目标的共同途径时，就最可能出现合作的活动；当各自的标志或达到目标的途径彼此不能相容时就最可能发生竞争。多伊奇在1973年提出了一种解释产生竞争与合作不同关系的理论——目标手段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目标或手段与他人的行为目标或手段之间如果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会发生相互作用。当不同个人的目标手段之间存在的是积极的或肯定的依赖关系时，即只有与自己有关的他人实现了目标或采取某种手段时，自己的目标或手段才能得以实现，他们之间就是合作的关系。当不同个人的目标手段之间存在的是消极的或否定的依赖关系时，即只有与自己有关系的他人不能达到目标或采取其手段时，自己的目标或手段才有可能实现，他们之间就是竞争的关系。不同的活动主体对合作或竞争的选择，总是基于特定的背景和实际需要。多伊奇认为，在个体的社会相互作用中有合作的和竞争的两种基本的目标结构，它们支配着个体采取合作行为还是竞争。这种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竞争性理念是建立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上的，认为人类具有动物似的心理动机与欲望，由于人类天性中的竞争、猜忌和追求荣誉的本性，必然争夺利益［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如果说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为这种竞争性思维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基础，那么，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则是所谓的以“主流”自居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片面理解和有意无意地借助了波特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一步一步地把竞争理念推向了绝对化。

不过，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由于合作的客观存在为人类无限膨胀的私欲提供了遏制竞争的界限，所以纯粹理性“经济人”的“利益至上主义”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并没有导致肮脏、野蛮、残杀的所谓“霍布斯敌对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市场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规则日趋完善、透明和企业规模发展到势均力敌的状况下，竞争越来越走向了与预期利润背道而驰的方向，出现了“竞争悖论”。在经济与管理研究领域，如孔茨所言：西方管理学已经步入理论丛林之中，相互交杂不一。或如美国的管理学大师西蒙所指出的：美国的管理学已经走向了死胡同，只是一些不协调的一般性知识，缺少一个有意义的结构。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及其在实践中越来越难以开辟新的获利空间的表现，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反思，寻求竞争对手之间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进行优势互补性的整合，以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开拓市场与共同分享利益的思考和努力，成为新形势下的创新选择。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的轨道，和平、发展与合作终于取代了战争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合作已经是势在必行。更多的重视和强调类似于中国式管理的“和”、“合”思想的管理理论，像战略联盟、虚拟企业、价值链管理、双赢和共赢理论等出现，随之，又出现了所谓“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的理论。尽管，无论是“竞争合作”还是“合作竞争”的理论，在提到合作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竞争”二字，这也许是一种“路径依赖”，或者是思维惯性，或者是如辩证法的考量——由竞争到合作要有一个渐进的转化过程，而且竞争与合作本来就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才会发生作用主次的转移、转化。但这种理念变化，毕竟开始认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倡导合作。

如我在《和合管理》、《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所指出的，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竞争与合作是相反相成的关系，有竞争就有合作，竞争与合作向来是相互伴生的，只不过是在传统竞争思维及其竞争战略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竞争意识和对于竞争的宣传以及竞争手段的普遍使用掩盖了合作的光辉。只是当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到今天出现阶段性变化的时候，企业取得获利性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竞争白热化、需求和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萎缩的状况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竞争战略都仍然没有能够使之得到实质性改观的情况下，人们的眼光才又一次被合作的光辉所吸引。关于合作理论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开始，也就有了诸如战略联盟、团队建设以及双赢、共赢的理论创新。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所谓“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理论仍然不能解决现实中赚钱越来越难的问题，因为，竞争解释不了合作。为什么需要合作？为什么今天更需要合作？于是，西方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蓝海战略”，以及中国式的和合管理等，种种适时应世的管理创新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些被有些人看做是“不合时宜的”，甚或是“离经叛道”之说，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经济、新的市场经济特征需要的理论探讨，是基于市场经济新的环境条件和“社会人”、“道德人”抽象之上的研究成果，而并非是“不合时宜的”，甚或是“离经叛道”之说。

实际上，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主旋律奏响，全球经济一体化拉开序幕，从战略联盟、团队建设以及双赢、共赢的理论，“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理论，“利益相关者战略”、“蓝海战略”以及中国式的和合管理相继问世，“和合之计”就已经开始堂而皇之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第三节　“金融海啸”的另类收获

当历史的巨册翻到了2008年中期，“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金融海啸”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了保护共同的利益，为了国家的生存，一场史无前例的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合作的努力是艰难的，但是联合救市的实践过程已经开始给予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合作是应对危机的法宝

今天，更需要合作。合作已经成为今天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之举——是“金融海啸”带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收获！

“今天我们处于一场非常深刻的危机的焦点中。一年前的世界有多么不同，好像什么都没有问题，大家充满着乐观情绪。仅仅一年时间就出现180度的大转变。”2008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国天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增长的风险”讨论会上，主持人罗伊的一段开场白让会场气氛多了一分凝重。

自进入“黑色9月”以来，似乎所有的国际性会议都在商讨如何应对“金融海啸”肆虐中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甚至每个国家的所有会议的不同议题也都离不开金融危机的话题。因为，面对扑面而来的“金融海啸”掀起的飓风，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甚至每一个人都感到了阵阵刺骨的阴冷，在感受着“黑色瘟疫”威胁的压力和恐惧。当然，伟大的人类是任何外在的灾祸都吓不倒的，面对灾难的侵袭，必须勇敢抗争。

虽然，祸起萧墙——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长期以来以世界金融霸主自居的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创新和无度滥用惹的祸，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师们精心设计的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造成的金融危机，逐渐酿发成了一种“马太效应”，金融危机像“滚雪球”似的形成“金融飓风”，直至“金融海啸”。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动荡，各国央行纷纷施救，或者注资，或者收购。但是，这一切单打独斗在可怕的“金融海啸”面前似乎都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昔日的冤家对头们只好握手言和，寻求合作，坐到一起共同商讨应对之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2008年10月9日说，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陷入“全球性衰退的关口”，各国必须加强合作才能渡过难关。卡恩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各国必须采取一致行动，“如果应对及时、有力并相互合作”，才可以克服目前的危机。他还要求欧洲国家共同行动，因为“光靠国内政策不能解决目前的这场危机”。继而，10月10日西方七国集团在华盛顿集会，慎重研究如何进一步联合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紧接着，10月11日，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响应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巴西和美国财长保尔森的呼吁，也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商讨同样的问题。10月15日，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秋季峰会上，一致同意欧元区十五国峰会于12日通过的应对金融危机战略，提出将联合整体应对危机，主要措施是对濒临破产银行国有化，为银行间借贷提供政府担保。会议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从而结束了在欧盟层面缺乏整体协调的局面。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赴北京参加亚欧首脑会议的前一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力邀中国、印度和日本等经济体加入到这次国际金融改革的大潮中来。10月24~25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亚欧会议实现第二轮扩大后45个成员国领导人的首次聚会。首脑会议的主题为“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会议致力于扩大和深化亚欧的平等对话与互利合作，创造共赢局面，造福两大洲人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在会前分别会见了前来出席会议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强调了坚定信心、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巴罗佐则在欧盟驻华大使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全球应采取“史无前例”的协调合作，来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在会见巴罗佐时，胡锦涛指出，中方愿意加强同欧盟沟通和协调，共同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在与李显龙会谈时，胡锦涛表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各国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协调，坚定信心，加强合作，共渡难关。

今天，更需要合作！因为，我们已经身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地球村”正在由童话变为现实，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民族以及所有人民的命运已经越来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祸福与共成为不可回避的考量；因为，和平、发展与合作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决定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跳动必须与新时代和谐共振；因为，市场经济在新的形势、新的时代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合作的需要越来越超过了传统的竞争思维，基于传统竞争战略的种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尔虞我诈的伎俩已经导致了“竞争悖论”或者叫“逐利悖论”，和睦相处，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战略思维和策略运用越来越成为必然的选择。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亚欧携手，合作共赢》的致辞时所说，近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面对这一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亚欧大陆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整个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亚欧携手、合作共赢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伊文·纽马克（Evan Newmark）在其专栏中分析说，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恐慌，华尔街机构推波助澜固然罪不可恕，但根子还是在美国公众“超前消费”的习惯。纽马克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单凭华尔街一己之力，无法烹制出一桌投机性狂热次贷‘大餐’。这需要很多‘配料’，比如松动银根的美联储、不计后果的建房商以及贷款标准松懈的抵押贷款机构。再加入联邦政府支持的‘两房’这一味‘调料’，‘大餐’就出锅了。当然了，最关键的一味原料是你自己。如果没有成百上千万狂热的美国人买房、卖房、倒房，也绝不会有什么次贷泡沫。”普通工薪阶层也“在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购置好几处公寓”，多年来，这种“超前消费”习惯戒不掉，不过是因为美国政府可以靠印刷美钞冲抵掉外贸、财政双赤字。对中国来说，就是要诱导消费者少储蓄、多消费。而要使民众有信心增加消费，中国政府就必须在医保、教育和退休保障方面下更大力气。不过，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行政架构、确保公共资金得到合理支配，是需要时间的。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我担心的是，其实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促进国内消费，其中包括财政方面，但这其中没有一件是能很快开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对维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增加世界金融流通和恢复投资者信心提出了建议。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警钟”。他建议更多国家进行更广泛的合作，用包括中国、巴西和俄罗斯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替代僵死的不再有效的西方七国集团。

二、合作、发展与改革

必须改革传统的金融秩序、金融体系、金融制度，是“金融海啸”带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的收获！

关于“金融海啸”的根源、起因及其危害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也由此越来越多地揭示出了传统金融秩序、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缺陷和问题。美国华尔街为什么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是抬高石油价格、粮食价格，一会儿是美元贬值，一会儿是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一会儿又是忙着发债救市……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中，透视出了隐含在后的有美国经济链条上的问题，也有对其一贯的巧取豪夺、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伎俩的认识，至于其中的真正奥妙当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不过，从中折射出来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系列金融制度安排确实已经有许多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美国）一次又一次这样做……这个问题确实是世界国际金融体系里面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但好像还没有一个办法来解决。”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引起了包括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理论界的反思，有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对现有的世界金融秩序、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的讨论、建议，甚至已经开始付诸行动。各国呼吁国际金融新秩序。必须改革传统的金融秩序、金融体系、金融制度，是基于合作的新考量，是基于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

在经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救市行动之后，各国的注意力逐步转移到全球联合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来。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曾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为重塑世界金融体系，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制定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原则。特里谢表示，毫无疑问金融市场稳定需要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则、货币方面的原则和市场方面的原则。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原则，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将会受到质疑。他指出，此次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市场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1971年，由于美元及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崩溃，而这也宣布了浮动汇率时代的到来。特里谢表示：“我们可以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实际上是对金融市场有序性的一种否定。”由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除了特里谢以外，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专业人士也纷纷表示应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以及重建世界金融体系。

2008年10月14日亚欧首脑会议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前来出席会议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时，巴罗佐强调“我们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需要史无前例的全球协作”；“当下的金融制度和监管需要在国际层面上重整，我们需要大量同道之人”。他强调，他将同中国领导人见面，并寻求在建立新金融秩序方面的支持，“我希望我们的亚洲同伴能够对此有所贡献，我的确觉得中国会在此方面有所进言”。巴罗佐认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需要改革，中国的经济和外汇储备，意味着可以也应该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巴罗佐还重申了对于（外国）主权基金不持保护主义的态度：“我们并不是使用过去的策略来决定自己的未来。”之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欧洲议会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抛出了“欧盟成员国应考虑成立各自的主权基金，以购买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性企业的股票，避免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流落他国之手”的观点。

在10月15日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27国领导人秋季峰会上，参会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联手应对金融危机，同时呼吁要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实施“大手术”，建立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加强对全球金融市场监管，避免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未来重演。在10月24~25日的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与会领导人还根据法国的建议，同意尽快成立欧盟应对金融危机机构。

巴罗佐在欧盟驻华大使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美国和欧盟的合作希望亚洲国家的加入，不仅仅是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还包括未来的全球治理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他说：全球应采取“史无前例”的协调合作及国际金融监管秩序重整，来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亚欧在金融领域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危机，有着成功的经验和范例。

世界各国在联手抵御金融危机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组成的二十国集团，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峰会，讨论全球金融和经济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世界银行行长、联合国秘书长，以及金融稳定论坛主席纷纷出席，各国领导人和国际财经界的重量级人物齐聚一堂。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金融问题的峰会将是改革的第一步，10月24~25日在北京进行的亚欧峰会则是一个序曲，欧洲想借此将亚洲拉上世界金融体系改革的大船。信用危机已经导致华尔街银行相继倒闭，使美元帝国正加快走向衰落。人们对华尔街金融的不信任，对美元垄断国际货币体系的风险和世界多元化货币结构体系的崛起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欧元区经济大国自身难保的同时，而俄罗斯之所以答应贷给冰岛40亿欧元，正是基于国家战略，为的是打破美元霸主的垄断地位，推进世界货币结构体系的多元化。

三、合作势在必行，竞争依然存在

合作势在必行，竞争依然存在，重要的是必须重新正确地认识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才能选择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正确战略和策略——这是“金融海啸”给予我们的又一个重要收获。

当历史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合作已经成为今天的主题的时候，历史的辩证法并没有因此否认竞争的存在。因为合作与竞争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体，只不过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片面认识和传统的偏见使得长期以来合作范畴被忽视甚至被否认。当“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肆无忌惮地危害经济社会的发展，当“金融海啸”给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的时候，长期以来激烈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为了利益的竞争似乎暂时停止了，昔日的冤家对头不得不握手言和，合作抵御扑面而来的危及全人类的灾祸。

市场经济有竞争，也有合作。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西方各国甚至全世界都在采取不同的应对办法，甚至美国政府疾呼全世界要联合救市，又好不容易出台了一个超过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西方政府还迟迟不愿紧跟而上。这里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竞争，一种明哲保身式的抵御。因为，人们已经被美国长期以来的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行为吓怕了，自然的警惕和防御之心必然导致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接下来的是，由于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越来越危害到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得昔日的冤家对头不得不握手言和、合作抗灾。可以说，是利益关系造成了无休止的竞争，也是利益关系导致了今天的合作；只不过是，竞争是为了各自的私利，而合作则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在和平、合作、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市场经济发展到合作因素越来越占主要地位的新阶段，共同的利益要求使得合作才能共赢。但是，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有竞争，因为还存在有各自的利益需求。重要的是要重新认识竞争的历史意义，重新把握竞争在今天的新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审视一下正在进行的种种合作性努力，最为显眼的是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崇尚自由主义经济的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开始纷纷回过头来乞求于长期被反对和鄙视的国有化措施，似乎已经再一次认识到了市场经济不单有市场机制，同时还应该有宏观调控机制。“看不见的手”并非是万能的，“看得见的手”是不可或缺的。两手并存、共生和相互配合、协调运用，本来就是生命有机体的固有功能，有所偏废就会发生残疾。就像竞争与合作同是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共生体一样，不能只从生物进化现象单一选择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竞争手段，而忽视甚至抛弃了生物进化过程客观存在的患难与共、群体合作的生存方式。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就是由于有所偏废导致了金融秩序、金融体系、金融制度出现了偏差，是由于单一选择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竞争手段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是“经济人”假设的利己心规定引发了竞争，竞争则进一步积累了对于私利的贪恋。这一现象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典型的市场经济中形成了一种传统和“路径依赖”。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的巧取豪夺，以及“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华尔街的大师们更是肆无忌惮地玩弄种种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伎俩，推动了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心理和举债享受的行为。20世纪60～70年代，爆发多次美元危机，其后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联储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名存实亡。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世界各主要货币由于受投机商冲击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但直至1976年国际社会间才形成了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的非货币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体系”。但是，长期以来竞争积累的对于私利的贪恋和传统消费行为，在“路径依赖”的惯势下有增无减。到20世纪末的时候，美国的IT泡沫破灭、“9·11”事件等重创，金融衍生品创新成为美国维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各种债券、股票、各种各样的指数期货，到类似于“美国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等让看的人一头雾水的专用名词比比皆是。以致到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多到连华尔街投行里的顶尖分析师都不能完全掌握，更别说美联储里那些有些秃顶的经济学家了。

根据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原则，越是风险系数大的金融产品，其未来的收益就越高（在不出现投资失败的情况下）。因而毫不客气地说，华尔街俨然成为了一个大赌场，大家都在赌某一家或一批高风险的企业是不是会最终不倒闭！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是，金融市场总体的资金数量成十倍、几十倍地被放大。以雷曼兄弟为例，截至2008年5月31日，雷曼兄弟的总股东权益为263亿美元，其债务总额却竟然高达6130亿美元。就这样，几乎所有金融类公司（银行、投行、基金、保险公司）都被拴在了一起，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大家都跟着受损失。正如互联网评论文章所言，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这种金融创新实际上就是在“击鼓传花”，所有的金融衍生品就像一根长长的链条，并且相互交叉，错综复杂。但这样的金融创新，却并没有为市场创造出任何实际的价值。这一轮由华尔街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由于住房市场“次级债”这一金融创新的怪胎开始逐渐扭曲变形的，通过举债购房提高享受而又没有支付能力的“次级”贷款人还不起贷款时金融链条的崩断，终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华尔街人创造性地发明了给无还款能力的人提供结构性还款方式的次级住房贷款，又聪明地将之证券化，打包卖给追求利差的同行。为追求高额利润，他们像赌徒般不断地放大杠杆，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的杠杆比率都超过30倍。为实现超额利润，他们又不遗余力地推动信用违约互换（CDS）业务的迅速扩大，使其规模达到了62万亿美元之巨。为了逃避市场监管，他们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甚至不惜扛出弗里德曼、米塞斯、哈耶克等大师的金字招牌，对于任何干预都傲慢地视为对市场经济原则的侵犯，把疏于监管的格林斯潘捧上了“神坛”。贪婪的本性，使他们全然忘却了风险、客户利益、债权人利益和股东利益。恰如哈耶克所写的那几本名著的标题那样，《致命的自负》使他们把自己并把华尔街带向了《通向奴役的道路》。这真是巨大的讽刺，又是巨大的悲剧。这些创新在给机构带来了暴利的同时，这些高管们也分享了巨额财富。甚至在企业倒闭时，他们都不忘通过合约拿走天文数字的分手费。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008年10月31日公布的一项分析报告，接受美国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首批9家银行截至2007年年底欠高级管理人员的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已总计超过400亿美元。报道称，这意味着政府旨在缓解银行流动性危机的部分资金有可能直接流入高管腰包。美国的一些议员已经因此指责说，纳税人的钱救援的不是银行，而是高管。

历史在雄辩地证明合作对于今天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雄辩地说明，资本贪婪的本性和传统竞争战略及策略最终导致了“竞争悖论”或者“逐利悖论”，竞争的宿命日益显现。更重要的是，在合作因素以及合作的意义越来越重要的市场经济新时期，传统的、纯粹的单一竞争行为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了，应该以合作为中心和主导，正确处理合作与竞争的关系，重新选择合作与竞争有机统一的实践艺术。当然，这会有一个过程，而且要让长期以来依靠传统竞争战略和策略手段的既得利益者从此放弃已经习惯了的竞争逐利行为也是不可能的。

四、建立起伦理道德的防火墙

重塑道德伦理，是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有效战略选择——这应该是“金融海啸”给予我们的又一个重要的收获。

华尔街在过去一段时间大起大落的强烈反差，既是一场世纪金融大风暴的生动写照，也是一个金融大变革序幕的开端。一场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无情而又充分地暴露了华尔街在过去年代累积的冷酷与贪婪、傲慢与偏见、自私与堕落。

风暴后的华尔街将会忙于寻找替罪羊，律师们将会因华尔街的官司而忙得不可开交，又高兴得不亦乐乎。正如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讲的那样，“大萧条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冷水浴”。浴火重生的华尔街的康复需要时日，但康复后的华尔街仍将是一个具有活力的华尔街，其自私、贪婪将与从前如出一辙，因为那是华尔街的信仰。对于已在这场风暴中消亡了的机构，只能用凯恩斯的墓志铭告慰它们：“不用为我悲哀，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哭泣；因为，以后我将永远不必再辛苦；天堂里将响彻赞美诗与甜美的音乐，而我甚至也不用去唱歌。”让我们为它们歌唱吧，它们再也不必为贪婪而去损害客户、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了。

矗立在华尔街的铜牛依然怒目圆瞪、牛气冲天，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依然蜂拥而至、熙熙攘攘，而如今华尔街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点石成金、创造神话的华尔街。随着华尔街金融风暴进一步深化，广大民众对华尔街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寻找制造危机的“元凶”。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白领犯罪”即金融欺诈是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空前的舆论压力，在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逐步推进之时，对于华尔街金融体系存在的欺诈、腐败等行为的调查正紧锣密鼓地展开。

据《纽约时报》报道，金融危机背后隐藏着金融诈骗。美议会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最近联名写信给FBI局长穆勒，要求执法部门采取“最有力的手段”，严惩那些非法获益、造成企业破产和牺牲国家利益的“白领罪犯”。报道称，如此多的华尔街金融企业“有恃无恐”地进行金融欺诈，以致最终酿成大祸。最早一例被起诉与此次金融危机相关的人是为贝尔斯登工作的对冲基金经理们。他们在2008年6月被捕，面临的指控是在次贷危机中误导投资者。这伙对冲基金经理正在面临审判，但他们的律师说他们只是背后更大犯罪行为的替罪羊而已。与此类似，美国ABC电视台报道，雷曼兄弟和AIG直到崩盘前5天仍然对投资者说公司情况非常好。此外，内部人士透露保险诈骗一直是华尔街丑闻之一，它多年来在华尔街呼风唤雨并且摧毁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内部人士先是卖出信贷违约互换（CDS），把这些金融机构罩于风险之中，接着他们跟对冲基金经理合作操纵市场，造成股票大幅下挫，评级被下调，他们就可以得到信贷违约互换的保险索赔。令人吃惊的是，如今面临调查的许多金融机构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被证明金融诈骗频频发生。2002年4月，利用一项已经鲜为人知的《1921年马丁法案》，纽约州前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对美林证券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调查后，指控该公司为获得高利润的投资银行业务，授意其股票分析师将自视为垃圾的股票向投资者推荐。2002年5 月21日，美林公司正式与斯皮策达成了和解协议。作为和解的一部分，美林同意支付1亿美元的罚款。2005年3月，美国国际集团受到当时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联邦检察官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三重调查，罪名是涉嫌非法利用金融再保险的手段虚报收入。2006 年2月9日，AIG承认其不法行为，同意支付16.4亿美元的赔偿和罚款，公开道歉并承诺整顿。2003年11月1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了华尔街的几家金融公司的48名从事外汇交易的专业人士。这些人被认为是从零散的小投资者手中诈骗了几百万美元。在被捕的人中，包括世界最大的中间交易经纪公司ICAP的3名经纪人。CNN电视台指出，仅在2003财年，FBI已经发现436起未能解决的住房抵押欺诈案例。据称现在这个数字估计起码增加2倍，即超过1400起欺诈案例。被指控有金融诈骗行为的公司包括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JP摩根、雷曼兄弟、高盛集团、贝尔斯登等，可见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多有前科，并且屡教不改，因为在它们的骨子里已经渗透了竞争逐利的贪婪和自私。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早在2008年1月份的报道，FBI已经开始对14家与次贷危机有关的金融机构进行有关金融诈骗的问讯。联邦调查的重点放在会计作假和内部交易上。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美国司法部门FBI目前正就在全球信贷危机中有欺诈嫌疑的华尔街金融企业展开一场紧急调查，意欲将涉嫌金融诈骗的机构高管绳之以法。据称，FBI的调查范围涉及全美26家著名金融机构，包括此前倒闭的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以及AIG等，一场调查风暴已经来临。2008年10月18日据CNN的报道，在FBI就雷曼兄弟是否涉嫌欺诈展开初步调查之际，包括该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在内的12名高管已经接到了检方传票，将接受有关该公司破产的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富尔德等雷曼兄弟高管涉嫌在2008年9月10日向投资者和分析师们夸大其词，误导投资者购买该公司股票，随后迅速申请公司破产。据《纽约邮报》18日报道，威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哈维·米勒透露，他们正进行三项法庭调查，目的是对雷曼兄弟在3300亿美元的标售利率债券（ARS）市场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6月份发行60亿美元股票时可能存在的相关罪行等问题进行调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着雷曼倒闭造成近5000人失业、仅第三季度经济损失就达39亿美元的恶果，富尔德在2008年10月6日的国会听证会上竟然称其所有决定都是“谨慎和适宜的”。据新华社消息，美国联邦检察官米歇尔·加西亚和纽约州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于2008年10月20日宣布，他们已经展开不同寻常的联合行动，以调查信贷违约互换（CDS）（信贷违约互换是债权人为了转移债务风险，从市场上购买的一种类似损失保险的金融合约）市场是否存在问题。这一市场出现的风险被认为是引发美国信贷危机的原因之一。银行常购买这类合约来对冲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券的违约风险。这一市场过去数年发展迅速，规模达到上万亿美元。不过，由于信贷违约互换合约买卖多是所谓“店头交易”（OTC），缺乏监管，在美国信贷危机爆发后，这一不规范的市场被很多人指责为引发危机的元凶之一。美国当地媒体10月21日报道，10月20日纽约曼哈顿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和纽约司法部长称他们将联合对华尔街金融市场的暗角和未被监管的死角进行调查，这些暗角和死角与金融市场的巨额损失和投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崩溃有密切关系。美国纽约东部地区律师Benton Campbell说，金融机构和它们的产品也许越来越复杂，但是每个市场崩溃背后的犯罪行为都非常简单——无非是说谎、欺骗、窃取资料。他说，无论事情变得如何复杂，万变不离其宗。前曼哈顿联邦调查员Anthony Barkow说，目前政府各个层面对于金融诈骗的调查工作都非常繁忙。他说，调查金融领域的诈骗行为是一种伸张正义的行为，这种调查虽然并不能起到恢复经济的作用，但是能够对未来经济领域犯罪起到一种威慑作用，从而帮助未来经济成长。目前调查员们正在扩充他们的队伍，他们将对证券诈骗、做假账、内幕交易等行为进行深入调查。直到现在金融市场上的诈骗仍继续，目前调查仍面临重重困难，距离整个事件的水落石出仍待时日。法律之外，如何规避信托责任缺失带来的道德风险及使高管薪酬吻合大众公平正义心理更为棘手。就在2008年9月16日，AIG在获得美国政府850亿美元紧急救助后，竟然给众高管放假一星期到加州度假胜地消遣，共花费44万美元，光是按摩就花了近3万美元，这种嚣张的行为连白宫都看不过去，谴责这帮人的行为卑劣。更令人愤怒的是，华尔街高管还身披“黄金降落伞”，在金融危机爆发、金融机构破产后，那些高管们仍然可以领取高额赔偿金等待东山再起。据美国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统计，2006年美国企业高管平均收入是一般工人最低工资的821倍。针对上述现象，两党总统竞选人都表示深恶痛绝，但截至目前都仅限于口头谴责，没有明确的制约措施公布。

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是华尔街发生的最耸人听闻的金融诈骗案。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于2008年12月11日晨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他通过操纵一只对冲基金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至少500亿美元。这将是历来金额最高的诈骗案，比起2002年Worldcom申请破产时的诈骗案还高4倍。美国证交会前主管表示，即使只是500亿美元的一半，肯定也是历来最大宗的“庞氏骗局”。“庞氏骗局”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的投机商人“发明”的，因而得名。庞齐是生活在19~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欺骗投资者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后人把这种诈骗方式称为“庞氏骗局”。

麦氏欺诈手法并不新鲜——用高额回报引诱投资者，同时用后来投资者的资金偿付前期投资者。然而，上当受骗者中却不乏美国投资老手和金融巨头。麦道夫非常善于为自己营造神秘的氛围。想成为麦道夫的客户有点类似于加入一个门槛很高的俱乐部，光有钱没有人介绍是不能进的，在很多人看来，把钱投给麦道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就算加入之后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麦道夫从不解释，而如果你问得太多，他会把你踢出局。麦道夫的客户包括富豪、对冲基金、大型机构投资者甚至欧洲的一些银行。面对长期稳定得不可思议的盈利率和自己信任的已经赚到钱的其他投资者，这些久经沙场的老手们担心的不再是损失金钱，而是损失赚钱的机会。在案发之前，投资者们一直把麦道夫当作金融领域的一个传奇，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麦道夫是骗子，他将把全世界一半人拖下水。不幸的是，这一玩笑竟然成真。

……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暴露出来隐藏在金融危机背后的肮脏交易，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了无度的竞争造成的令人惊骇的败德行为，从而也折射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非价值判断的实证研究方法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脱离现实的判断。非价值判断的实证研究方法只能是基于“经济人”假设之上的一种理论推演，忽视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和因此而来的社会性，换句话说，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人的任何理性行动都摆脱不开价值判断，否则只能是由一相情愿而陷入“经济学的贫困”。正如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经济学是在沿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即脱离现实地、纯粹地构造人为规范。同时，经济学越来越为数学的形式主义所控制，而这绝对是巨大的倒退。”^[16]

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把人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分析，从而使经济学的研究重新贴近现实而充满活力。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经济学与伦理学有效结合起来，按照经济伦理原则的要求规范和指导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弗勒拜伊（Mare Fleurbaey）评价说：“在我看来，能够在明确的价值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和一致的描述为社会和个体生活设计方案，这便是森的理论为什么能够为世人接受，并获得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17]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观念就是“和合”，“和合之计”是今天的市场经济新时期保证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上上计”，也是重塑伦理道德、渡过经济危机和创新发展经济伦理学的重要选择。

随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日益暴露出来的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欺诈所反映的种种不道德行为，不仅进一步说明了主流经济学的脱离现实的理论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再一次雄辩地告诉世人——经济社会发展并非是纯粹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无价值判断的抽象结论。这种无价值判断的抽象结论，曲解了“经济学的良心”，因而由掩盖了市场经济中的败德行为到最终背离了“经济学的良心”。像以上所揭示的华尔街的种种贪婪、自私及巧取豪夺、损人利己的肮脏现象，不仅是竞争逐利行为造成的罪恶，而且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脱离了道德伦理的底线。这也因此说明，市场经济行为中需要道德伦理规范，否则势必沦落入不道德的、非人性的泥潭。所以，当代经济伦理学揭示的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应该受到重视，伦理道德因素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重要作用应该认真研究，以便更有效地应对金融风险和进行金融秩序及金融制度创新。正如美国著名的经济伦理学教授诺曼·E.鲍伊（Norman E.Bowie，2006）认为，市场经济将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每个国家所处的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的制度。不存在一种适合所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国正在发展的一种市场经济形式，也许最好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它能够在经济及其道德基础方面分享西方的某些成就，诸如康德主义。中国将发展一种最适合其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市场经济形式。……有某些道德律令是必须尊重的，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失灵。^[18]

【注释】

[1]黄昊宇：《伦理文化与企业持续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

[2]汤姆·彼得斯、南希·奥斯汀：《追求卓越的激情》“引言”，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9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56页。

[5]陆晓禾、［美］金黛如：《经济伦理、公司治理与和谐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6]诺曼·鲍伊：《管理的伦理学》，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7]王莹等著：《现代商业之魂——商业伦理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8]成思危：《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代序”，转引自朱永新主编：《管理心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9]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第33~34页。

[10]［美］R.爱德华·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内容提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11]陆晓禾、［美］金黛如：《经济伦理、公司治理与和谐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3页。

[12]《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第86页。

[13]《剥·篆》，《周易正义》卷三，第38页。

[14]《系辞下》，《周易正义》卷八，第89页。

[15]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共用物品和集团理论》，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16]莫里斯·阿莱：《虚伪经济理论面面观》，李仁贵主编：《24位诺贝尔奖大师解读经济学与人生》，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17]Mare Fleurbaey：Development，Capabilities and Freedom，Studies in Comparative Development，Summmer 2002，pp.76-77.

[18]［美］诺曼·E.鲍伊：《经济伦理学——康德的观点》“中文版序”，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