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与扩大内需

第五章　政府采购与扩大内需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

（二）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购的；

（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节　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采购

在凯恩斯以前很多古典经济学家是非常反对政府干预的，当然也就是反对政府采购了。他们坚持认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供给能够自动地创造需求，当每个企业卖出产品后，它会把所有换来的资金都用来购买其他人的产品，这样也就可以创造出与这些产出完全等价值的市场需求了。现在政府忽然横插一杠，也跑过来凑热闹，说要通过公共采购的方式买东西，那么由于社会产出的规模是一定的，政府所执行的消费性采购必然会挤占相同额度的私人消费，政府买了什么东西，那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别人就买不到了。政府推出了多大规模的政府采购，那么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私人企业就必须要压缩同样规模的消费需求，否则就没有办法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平稳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政府的采购行为其实只是改变了政府消费与私人消费在社会需求中的比例，也就是改变社会需求的结构，却不会影响它的总体规模。

在一般情况下，政府采购的效率往往是低于私人消费行为的，因此，如果政府采购规模上升，最终出现的结果不仅不会改变社会的总需求水平，没有办法起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会由于政府采购效率的低下，却影响了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家坚决反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理由。

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次次经济危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经济思想界对于古典经济学说的迷信。尽管与凯恩斯同时代的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凯恩斯导师马歇尔思想的继承者、也是凯恩斯的同门师兄弟庇古仍然坚持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危机，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来改变劳动力的供求，重新恢复充分就业，最终他还是败在了凯恩斯的手下，成为为凯恩斯这朵红花陪衬的绿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古典经济理论在治理经济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能，才真正为凯恩斯主义的创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也最终反衬出凯恩斯的经济思想的科学性与巨大的价值。

凯恩斯通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告诉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供给会自发地创造和它们相对等的需求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每一个人的收入其实都是分为消费与储蓄两部分的，这样收入与实际消费之间就会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是呈现出递减规律的，那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每一个人的收入水平的提升，他们会拿出越来越少的收入比例用于消费，这样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就会不断地扩大，也就造成了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差距，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供给决定需求的论断。

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这条鸿沟是古典经济经济学家所无法解释的，也是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办法依靠自身的力量予以解决的。既然市场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需求来保证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够销售出去，那么政府就只能亲自上阵了。一方面政府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鼓励社会消费，就像大家在次贷危机中所看到的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减免汽车购置税等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典型的鼓励消费政策;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可是老百姓还是不愿意消费，或者没有能力消费，社会消费仍然无法得以扩张的话，那么政府所能够依靠的就只能是它自己了，它完全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采购，直接增加社会需求，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当经济平稳运行的时候，市场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缺口并不大，对于政府公共采购的需要也就不太突出，因此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会存在过大的问题。然而当经济处于危机的时候，整个社会陷入经济衰退，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自己就会失去工作，失去生活的保障，即使保持原有的收入水平，人们也可能不敢消费，不愿意消费，社会消费的需求非常低迷。由于这一时期人们的消费需求急剧下降，企业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企业开始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迫使它们通过解雇工人、压缩生产来支撑残局。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危机意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危机所带来的阵阵寒意，更多的人的消费需求开始降低。

当经济处于危机的时候，如果政府领导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信徒的话，仍然会迷信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还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整来克服危机，大家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既然现在所有产品都是供大于求，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那么按照市场规律就应该降价，所有产品都贴上“挥泪大甩卖”的标签，开始疯狂大促销。先打个八折，如果还卖不光，再打五折，如果再没人来买，就继续降价，打三折，打一折，把打折降价继续进行下去。

对于经济危机时期大量工人失业的问题，古典经济理论的观点必然也导致一种类似于竞价的拍卖场面的出现。比如说整个国家一共有1000万名工人，因为经济处于危机时期，于是所有的企业家和所有的工人就一起开大会，主持人说，现在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是一个月5000元，你们有多少人愿意给企业干活。台下齐刷刷的所有工人都举手了。主持人再问企业家，你们谁愿意给工人出5000元工资。结果只有一半的企业家举手表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工人工资水平仅仅能解决500万名工人的就业问题，可能会有500万名工人失业。于是主持人又选择降低工资标准再问双方，如果把工资定到4000元，你们觉得怎么样?结果有900万名工人愿意接受这个工资，而企业家则愿意在这个工资水平上提供600万个工作岗位，还是存在300万个工人的失业问题。既然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供过于求，那么只能继续选择降低工资待遇了。于是最后当把工资降到2500元时，只有750万名工人愿意接受这个工资水平，而企业家也正好愿意提供750万个工作岗位，这样就重新实现了充分就业，整个社会就又恢复平衡了。

古典经济学家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他们的想法也是很天真的。在经济真的处于经济危机的时候，不管你把工资降到什么样的水平，那些企业家就不是愿意再增加工人数量。这些企业家心里想，现在社会经济这么低迷，开工不足，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卖不出去，你还鼓动我再扩大生产规模，这不是让我找死吗!不行，我不能听你的，不要说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就是他们愿意白替我干活一分钱工资都不要，我也不能再雇佣工人扩大生产规模了。这样，降低工资水平对于企业家来说并没有太大的诱惑力，无法实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利用价格机制的自发作用来扩大社会就业的目标。

与降价不能增加就业一样，按古典经济学家的想法，只要商品可以降价，那么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买我的商品，只要降价力度够大，就可以把我所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都卖掉。可是当经济处于低迷的时候，很多工人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维持生活的收入来源，即使仍然还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也可能因为公司业绩的下滑而面临着收入降低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看着身边的人纷纷失业、破产，有谁还敢再肆意浪费自己的积蓄，大家都勒紧了腰包，尽量减少自己的消费，这当然就使得社会需求急剧下降。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要想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掏钱出来消费，显然得花点血本了，简单的小打小闹的促销根本不可能让老百姓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花钱消费。如果要想保证所有的产品都卖出去，很多商品可能得打上一折、二折才能够实现。但资本家不傻啊，我现在不降价只能够卖出三分之一的商品，可是如果要我给所有的商品都打一折才能够保证它们能都卖出去，所获得的货款还没有全价只卖三分之一的商品多呢。那我为什么要降价啊!我宁可眼睁睁看着卖不出去的这三分之二的商品变质，甚至我宁可把这卖不出去的三分之二的商品全都销毁了，也不会愿意低价销售害得自己利润下降。所以我们才看到每到经济危机的时候，资本家会把好好的牛奶都倒到阴沟里，原因就在于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既然市场没有办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这个艰难重任就只能交给政府来想办法完成了。政府固然有办法推出一系列政策来鼓励消费，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政府一方面大声疾呼，全国人民你们快消费吧，再不花钱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你们消费是挽救我们经济的最有效的办法。可是另一方面，政府紧紧抓住自己的腰包，一分钱也不花，这时你会真的去听政府的话，去增加你的消费吗?

政府要想真正刺激民众的消费需求，就必须以身作则自己就扩大消费，推出更有力的公共采购或者公共投资计划，给民众树起一个示范的榜样，让大家看到政府是真心要扩大社会需求、刺激社会生产的。它不但鼓励社会民众去扩大消费，的确在努力扩大自己的消费，它的利益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听这样的政府的，我们也就有信心像政府一样扩大自己的消费支出了。

很多人可能听到一个名词叫作“羊群效应”。比如说，我们在牧场中羊群的必经之路可以设立一根不算太高的横杆，然后再赶着羊群从有横杆的这条路经过，当头羊看到横杆时肯定会一跃而过，后面的羊看到头羊跃过了这条横杆，往往也会不假思索地跟着跃过这条横杆。如果在羊群通过的时候，你悄悄把这条横杆给抽掉的话，你会发现尽管没有横杆了，可是后面的羊在路过原来有横杆的地方仍然会一跃而过，就好像那边仍然还有一根横杆一样。这就反映了动物界中的从众心理。其实对于人也是一样，如果所有人都不消费，那么大家都不敢当出头鸟第一个出来大胆消费;可是如果有人公开随意消费了，那么大家就胆大了，原来别人已经开始大胆消费了啊，看来形势好转了嘛，那我也可以跟着大胆花钱了。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那就只能由政府来充当这个领导大众消费的领导者的角色了。

凯恩斯就告诉大家，现在市场是没有办法保证充分就业的，市场的自发运行肯定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政府就应该想方设法扩大社会需求，缩小供需缺口，维持经济的稳定运行。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刺激消费的措施来鼓励民众大胆消费，但是政府必须得自己也加大公共消费的力度，给民众做好榜样，让民众对未来的经济有信心，这样民众才敢消费，才愿意消费，社会需求才能够得到扩大，社会经济才能够恢复稳定的发展态势。

凯恩斯又发现，政府的确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刺激内需的政策来鼓励大家消费，可是民众有没有听政府的话，是不是真的扩大了自身的消费，政府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啊!万一尽管政府推出了很多力度很大的刺激消费的政策，但是民众还是对未来没有信心，或者民众由于在危机中收入受到较大的影响仍然不愿意，甚至没有能力扩大消费的话，那么政府扩大内需的美好愿望不就破灭了嘛!

但是凯恩斯明确指出了，民众扩不扩大他们的消费，那是由他们的收入水平、边际消费倾向和自发性消费决定的，而且也是受他们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影响的，政府只能想办法影响他们的收入，影响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自发性消费的规模，影响他们对于未来经济的判断，来间接的影响民众的消费水平。但是有一种消费是政府自己就可以直接控制的啊，那就是政府的公共采购和公共投资。当社会需求不足的时候，当大家都不愿意或者不敢消费的时候，只要政府能够扩大自己的公共采购和公共投资，也是同样可以扩大社会需求的啊!因此，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政府特别是政府所推行的公共采购和公共投资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凯恩斯告诉大家，既然市场没有能力提供充足的需求，那就应该由政府来代替市场实现更大的需求，通过扩张需求，为社会生产提供更大的机会，这显然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彻底克服经济危机对于经济的危害。在这过程之中，政府创造市场需求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采购。

第二节　我们需要哪些公共采购

既然凯恩斯非常地推崇公共采购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大家能够想出公共采购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吗?同样是采购行为，为什么有些采购可以由我们每一个人或者企业来进行，而有一些采购活动就必须由政府来推行呢?政府采购与我们每一个人所进行的日常采购活动是否存在一定的区别呢?

谈起政府采购，我们最为熟悉的应该就是军事采购了。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保卫国家的领土与主权不受侵犯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所必须承担的重要职责。尽管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然而一些区域性的战争仍然时有发生，因此维持一支强大且极具战争力的军队仍然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军事建设与军事采购给每一个国家的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即使在深处金融危机之际，2008年布什政府批准的2009财政年度军事支出的授权额度仍然达到了6120亿美元，这笔开支与他当年批准的用于挽救美国金融业的救市支出基本相当。大家要知道，挽救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件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同样一笔投入，如果投入金融业，投放的时间会相对长一些，而这笔如此重要的投入居然只和美国短短一年之间的日常的军费开支相当，那么美国一年的军事支出的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能够把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用到经济建设中，如此巨额的资金将可以盖多少摩天大楼，修多少高速公路，创造多少工作岗位，带动起经济多大的增长啊!

关于维持一支军队的成本，我们很容易想到，国家得给所有军人开工资，军人也得吃饭嘛，那么多军队部门的日常运营需要行政费用，一些军事活动也需要一定的军事开支。其实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军费开支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军事采购。我们在一些国际新闻中经常看到，一些国家向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强国采购飞机、舰艇、导弹等高科技军事产品，这些军事采购活动所涉及的金额通常都是在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之巨。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国防部队，要保证这支国防部队的战斗力，必然要不断地补充新的飞机、大炮、导弹、军舰，这将成为军事开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年龄大一些的读者想必还记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国就曾经兴起一股全民捐款买飞机的热潮。那是由于朝鲜战争时期我国的国家财政实力不强，难以执行大规模的军事采购，而朝鲜战争中大量的军事消耗又迫切需要新生的国家投入巨额资金从事军事建设与军事采购，因此很多爱国的民众包括很多海外华侨都纷纷捐款给中国人民政府，来支持军事采购，去购买或者建造更多的飞机、大炮以支持我国部队作战能力的提升，这也最终帮助我国打赢了这场看上去根本没有可能打胜的战争。

军事采购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产品，如飞机、汽车、无线电、通讯产品，其实最早都是来源于军用，都是依靠政府采购的支持才得以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很多读者想必很熟悉悍马这款通用汽车公司最为著名的吉普车品牌，它曾经是通用汽车的一面旗帜，在从二战到海湾战争的各次美军的军事行动中都大显神威，从而造就了它不朽的名望。然而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破产时，它已经成为通用汽车公司所有资产中最毒的一笔资产，年亏损额达数亿美元。

大家想必也听说过，在通用汽车陷入破产危机之际，一家来自于中国四川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腾中重工提出了对悍马汽车的收购计划，这也一度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大家都反对收购这么一个声名显赫的汽车品牌呢?答案很简单。悍马的成功其实完全得益于美国国防部的军事采购，尤其是两次海湾战争导致美国国防部向通用汽车提供了大量的悍马订单，这也造就了今日的悍马品牌。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时至今日美军在海湾地区仍然有一些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军方对于悍马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了，如果没有军事订单，在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今天，像悍马这样油耗极大的汽车其实是很难得到消费者的青睐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它的市场销量逐年锐减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悍马这种车型是完全与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相悖的，其品牌的价值当然要大打折扣了。如果作为通用汽车品牌的悍马，还可以梦想不定哪一天美军有了什么大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给它一笔大的订单，也许就能救活它。然而，如果中国企业收购了悍马，即使这款汽车是美国大兵们的至爱，也是最适合美军使用的车型，相信美国国防部的订单也不会给中国的悍马，而会去委托其他美国汽车公司培植一个新的悍马出来。从这方面来说，如果中国企业花费重金得到的只是一个落魄的汽车品牌，却无法得到美军的国防订单，那么这样的悍马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通过悍马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军事采购的一些鲜明特征，最为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它所涉及的金额通常较大，这些采购往往会对相关企业产生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绝大多数军事采购都是面向国内企业的。尽管我们也看到一些军事贸易，包括飞机、导弹的国际贸易，但是大家可以理解，既然你向美国订购飞机或者导弹，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肯定不会给你最先进的产品，其产品的数量、质量、配置都会存在很大的限制，要不然万一两国之间发生战争，那岂不是美国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正是由于军事采购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本国的企业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国国防方面的采购需求，也只有本国企业才能够得到政府的青睐，赢得巨额的政府采购订单。正如我上面所说，如果中国企业收购了悍马品牌的话，美国国防部长肯定要在心里嘀咕，我们美国部队买的军用汽车都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万一这些中国企业要在汽车里做什么手脚，那么我们美国部队岂不就惨了。而且中国企业万一要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也肯定会影响美国部队的作战能力啊!再说了，美国的军事订单那可都是肥活，这订单要是给了哪个公司，那可就等于把大把大把的钱给人家送上门去了，我凭什么白白给中国人送钱啊，即使我要送钱，也要把钱送给自己国家的企业啊。

现代的军事采购更多涉及高新技术产品，它的存在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飞机、半导体、通讯、计算机、航空航天等很多现代很重要的技术发明、技术创新最早都是源于军事应用。很显然，这些技术在刚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们的商业前景的，这些科研活动的经济效益是非常低下的，要是投资这样的项目，就甭想发大财，甚至会让投资的企业赔得精光。如果不是得益于政府的军事采购，相信很少会有企业能够或者愿意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从事这些基础性研究。正是得益于军事采购的存在，这才极大地推动了这些经济效益不突出的科技进步。只有很多技术在军事上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逐渐开始成熟的时候，才会有人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技术商业化，尝试一下通过军转民看看能不能赚钱。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军事项目在一些民用项目方面的用途才逐渐会得以凸显，才会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军事采购在很多时候可以确定科技与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知道，为了追求技术的进步，军事采购在很多时候都是非常有目的性的选择一些特定的项目来发展，在解决一些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这些军事采购项目可能就会极大地推动某一方面的科技进步，甚至会带动起一个产业的发展。也许我们都想不到，一些重要的科技发明其实最早只是源于军事采购者的一个思想火花。计算机技术最早只是在一些军事项目中用于一些大规模的统计计算工作，然而正是得益于美国国防部对于计算机技术的持续的军事采购计划与军事研发计划，计算机从一个三间大瓦房那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发展到我们桌上那小巧玲珑的家用电脑。从仅仅应用于军方实验室的神秘技术，发展为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可以说如果没有军事采购，计算机技术也许现在还停留在实验室之中，甚至还停留在图纸上，就更谈不上什么计算机产业了。

除了军事采购之外，我们普通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公共采购就是政府的行政开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日常运营都需要大量的行政开销，当然在这里面固然有很多人员开支，比如说公务员工资，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日常行政开支。

就好像任何一个企业的运营都需要一定的行政管理费用一样，作为政府，必须承担起很多繁杂的行政职能，拥有大量的工作人员，那么无论办公场所的修建、办公条件的改善、日常的行政开销、办公人员的薪酬等，都是必要的行政开支，而且这些政府的行政开支也正如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政府采购支出一样，可以极大地起到弥补社会需求不足的作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于每一个政府来说，它的财政收入都是相对稳定的，扣除必要的公共投资支出与转移性支付，才是它的公共采购支出。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政府过多地通过一些奢侈性的消费消耗其有限的财政收入的话，那么可用于其他方面的公共开支就会大打折扣。尽管同样是公共采购，同样是扩大社会需求，但是不同类型的消费对于社会的贡献可是不一样啊。相对而言，如果能够将采购重点更多的转向高新技术、高就业吸纳功能、对其他产业能够起到明显支撑作用的产品的话，其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对于就业的推动作用将会更加明显。比如说，政府现在有1000万元可以用于当前的消费，有人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消费方案:一个选择是为当地建设一条宽阔、畅通的公路;一个是全体公务员集体吃一顿满汉全席。大家要注意，尽管这两个方案在经济刺激方面对于GDP直接的提升作用都是一样的，同样是1000万元，但是二者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则明显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所抨击的利用财政收入修建豪华办公楼、购买豪华车、公款吃喝的政府消费行为，则更多属于享受型消费，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的推动作用往往只局限在消费的那个环节和消费的那个领域，根本无法带来对于经济的长期的深远的促进作用，这显然是社会公共资源的一种巨大的浪费了。

必须提出的是，现在我们在统筹公共采购的时候，往往提倡建设节约型政府，主张减少政府日常行政开销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的刀刃上。但这是与财政政策思想的鼻祖凯恩斯的观点相悖的。凯恩斯的理论更多的是建立在批判古典经济思想的“供给决定需求”观点的基础上，他是坚决反对节约、主张奢侈消费的。他就认为，你们政府不要舍不得钱，大胆的花钱嘛，奢侈一点，工人是没有经济能力来消费过多的社会产品的，你们政府如果再不来买东西，那么社会上生产出来的那么多的商品卖给谁啊?政府消费多了，才能够保证社会需求的扩张，最终缓解社会的供需之间的缺口，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存在。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看到，凯恩斯所主张的反对节约，从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古典经济学家主张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减少政府公共采购的节约行为而提的，他所提出的奢侈也不完全和我们现在感受的政府豪华消费、公款享受一样，更多的含义在于主张扩大政府的公共采购规模而已。

现在的政府管理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凯恩斯在70多年前所设计的模式了，我们不但要强调政府采购对于现代经济、社会就业的重要作用，更要科学地筹划安排政府的公共采购计划，力争最大限度地提升政府公共采购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的促进作用，这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凯恩斯思想的最为科学的诠释。

第三节　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

既然政府公共采购在现代经济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执行政府采购，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提升政府采购对于现代经济的促进作用，应该是我们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所关心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希望知道政府采购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当我们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效率也就自然而然的实现了。

其实，读者们最容易想到也最为关注的应该是政府采购中的腐败现象。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加强对于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因为腐败而落马的政府高官已经屡见不鲜，其中有相当部分就是因为利用政府采购收取贿赂为自己谋利。

正因为政府采购与市场化的采购在决策目标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它的执行往往更容易让一些居心不良的人钻了空子。我们都知道，市场机制下的私人采购或者企业采购所关注的往往是经济利益，最为简单的道理就是，同等价格他们总会选择质量最好的产品，同等质量他们总会选择价格最便宜的产品。在这种机制下，我们可以按照一个明确的标准来执行采购行为，或者说判断采购行为的合理与否。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时期，很多单位都有采购员的职位设置，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它们对采购员的基本要求就是能够买到企业所需要的紧俏商品，至于购买的价格，或者是否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买到产品，企业往往不会做太多的限制。因此在那一时期，采购是出了名的肥差，一些有本事的采购员可以通过虚报价格、提取回扣等方法从采购行为中获得利益。尽管上至领导下至员工所有的人都知道采购中存在种种猫腻，但也往往把其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会对这些以权谋私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仅仅20多年的时间，我国已经进入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所有合法交易的商品都可以在公平合理的市场条件下采购得到。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企业采购原材料或者其他产品的价格已经非常透明，整个采购流程也较为严谨。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采购行为都是以类似于竞标的方式，向几个主要的供应商索要报价，然后从中选择对企业最有利的报价，执行采购行为。在这过程中，决定采购行为的更多是不同企业的报价与产品或服务的品质，人的主观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小很多了，相关责任人如果想在这样的机制下通过收取贿赂而选择价格更高、品质更差的供应商的话，那么他的行为马上就会败露，相关责任人也会很快受到企业纪律甚至法律的严肃处理。

但是政府采购就不一样了，政府采购的目的并不完全考虑经济因素，一些政策性的因素才是决定采购谁的商品或者是采购多大规模商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采购行为的执行者的个人决策对于决策行为的决定性就大得多了。举一个最为简单的例子，假如在奥运会之前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北京市需要更换一大批新出租车，可能会有北京现代、天津丰田、上海大众等多家全国知名的汽车厂商向北京政府公开竞争这个巨额的政府采购订单。那么你觉得这场角逐的最终赢家会是谁?这些竞争者真的会在完全公平的竞争条件下争取到这笔合同吗?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即使在这些汽车企业里面，北京现代所提供的车的价格要略高一点，或者和其他两个厂商的车的价格相近，相信最后最有可能的胜利者仍然会是北京现代。

你也许会抨击上面我假设的这个案例里，北京政府选择北京现代而不选择天津丰田、上海大众的行为不符合市场规律，甚至批评它浪费了国家财产，但是我们还是容易理解它的选择的。作为北京政府选择北京本地汽车厂商的汽车，显然可以促进本地企业的业务发展，推动本地的就业岗位的增加，保证本地GDP的更快增长。如果选择外地厂商的产品的话，从某种意义上等于是在为其他地区发展经济做贡献。在现代经济中，不仅企业、个人是有私心的，即使是政府，他们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去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的利益，即使这个行为是不符合整体的经济利益的，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应对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总金额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建设项目，其中也涉及不少的政府采购项目。一些西方政府也公开要求分一杯羹，甚至批评中国政府的公共采购中西方企业获得的份额太少。可是我们明明看到在奥马巴政府的救市方案中也明确规定，所有救市方案所需要的钢铁都必须采购美国产的钢铁，即使美国钢铁的价格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也在所不惜。这其实一样说明了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政府采购也不仅仅算经济账，他更要算政治账、社会账。也正由于这样，公共采购的过程往往是多个利益体的共同利益的权衡，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那么我们就更难评价一项政府采购计划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这就为政府采购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政府要选择采购一批商品，可能会有多家企业参与竞争，如果其中有一些企业向负责此次采购活动的政府官员行贿，那么它们就有可能通过赢得这些政府官员的支持而增加自己获得这笔政府采购订单的机会。当行贿企业获得相应的订单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评价这个合同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采购背后也许代表着不同的政策选择。政府选择任何一家企业的产品，都是可以找出一套合理的理由的。相反，如果像企业采购那样只是单纯从经济利益来做判断，相对就会容易得多了，我们就很容易判断出这个交易是否符合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如果不符，相关的执行人可能就会遭遇麻烦。

在这样的机制下，负责采购工作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想法来自行选择应该向哪个企业订购什么商品，订购的规模应该多大。对于他来说，采购是一个既定的任务，可是买谁的东西则是由自己决定的，那么如果自己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与政府采购中的腐败现象相仿，政府采购中的浪费现象也是公众所极为关注的问题。当然，我们提的最多的通常是公款吃喝、办公场所的豪华装修、公款旅游等等。在中国很多地区，对于官员来说，他们能够支配相当额度的财政经费，而且他们的消费行为通常都可以转化为当地的消费需求，从而增加当地的GDP，进而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绩。通过集体的行为，把自己所能够支配的财政经费消费掉，不但自己获得了享受，而且也带动起了当地的经济，甚至还可以为自己未来的前程创造良好的政绩，这样一举三得的事显然深受当今很多政府官员的青睐。

其实上面的两个问题，无论公共采购中的贪污腐败，或者是浪费公款等现象，都归结到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提高公共采购的效率。无论哪一种公共采购，其实都可以促进社会需求的发展，从而带动起经济发展的，但是用于不同目的的公共采购，其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多的消费性公共采购，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贪污腐败、浪费公款等现象，仅仅起到了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简单作用。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来支持特定产业、扶持特定企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有目标的政府采购计划，来引导市场化行为，带动起科技、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才是当今社会公共采购所应当承担的重要任务。

当然，公共采购如果想要真正的扮演起引导科技发展、促进产业进步的重要角色，对于从事采购行为的政府官员的素质的要求就必然提到一个重要的地位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采购官员的素质已经成为困扰全球所有希望利用公共采购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的一个头痛的大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政府通常需要通过战略性、目的性很强的采购计划来引导科技的发展方向，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但是如果从事采购的官员根本不清楚未来科技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也不明白哪些是属于落后的需要淘汰的产品，哪些是属于新兴的值得鼓励的产品，哪些是需要加大采购力度的，哪些又是应该逐渐减少采购规模的，那么政府的采购计划就可能无法最大限度地起到促进创新、推动发展的作用了。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当时的美国军方采购官员预见到计算机在现代经济中的巨大价值，一直坚持对计算机产品的巨额采购计划，我们现代的信息技术也不会发展如此之快。与之相对的是，悍马已经作为油老虎的代名词，当今汽车技术明显是在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方向发展，因此悍马汽车逐渐失去了除美国军方以外的市场的青睐，从而成为通用汽车最毒的资产。设想如果美国国防部能够提前看到这一趋势，在订购悍马汽车时把降低油耗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纳入采购计划，也许悍马早就可以实现一个成功的产品转型，不但能够维持质量可靠的优良品质，还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油耗，悍马也不至于从美国的骄傲演变为今天的这个烫手的山竽。

尽管凯恩斯在近百年前就提出了公共采购的重要性，可能他也想不到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他所倡导的公共采购已经发展成为如此专业化、如此重要的一项政府职能，他更想不到公共采购中的腐败问题、低效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很多国家政府官员的重大难题。如何进一步完善凯恩斯的公共采购思想，提升公共采购决策的科学性，将是摆在我们现代人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也许这也是凯恩斯留给我们的一道复杂的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