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与市场机制

第四章　“看不见的手”与市场机制

国家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一切干预，既不要鼓励生产的一个源泉，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第一节　市场机制是怎么样运行的

按一般的理解，“看不见的手”主要就是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对市场中的各个行为主体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从而达到促进资源和社会产品在不同行为人之间的合理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价格机制与商品的供需规律。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商品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它的价格可能会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区域范围之内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也常常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变动。

就拿我们去菜市场买猪肉这件事来说，市场中可能会有十个摊贩从事猪肉的销售。假设他们的肉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的差异，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上所说的市场中的产品都是同质的话，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他们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如果摊贩甲的价格比其他摊贩便宜一点，哪怕只便宜了一毛钱，那么由于他们处于同样的市场中，他们的价格信息对所有前来买肉的顾客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就可以判断，所有顾客的第一选择都是去购买摊贩甲的价格更便宜的肉。那么只有摊贩甲的肉卖光之后，顾客才会考虑转而购买其他的九个摊贩的肉，这时其他的九个摊贩就可能面临肉无法卖出的困境。那么他们可以选择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肉价降到摊贩甲的水平。

相反，如果摊贩甲更加贪心，而且更加愚昧，他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自行地把价格调高到其他九个摊贩的出售价格之上。由于他们同处一个市场，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所有前来买肉的人，只要询问了其他摊贩的肉价，他们就不会选择再来购买摊贩甲所出售的肉，摊贩甲又会面临产品滞销的困境。他如果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猪肉变质变臭，那么他就必须再把价格降低到与其他的商贩相同的水平。因此，在同一个市场中，即使存在很多个从事完全相同产品的销售的企业，他们所出售的产品的价格也应该是基本相同的。

假设这十个摊贩每天可供销售的猪肉各为100斤，那么这个市场中猪肉的供给总量就应该为1000斤。假设每天前来买肉的人所需要的肉只有800斤，那么按照当前的价格，每天将会有200斤肉无法卖掉。对于这些摊主来说，如果他们不能在当天把自己所有的猪肉都销售出去，那么剩余的猪肉就可能发生变质，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那些存在过剩猪肉的摊主就会选择采取降价销售的策略，力争将全部猪肉都销售出去。

一旦市场中的猪肉价格下降，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原来只打算买1斤肉的消费者扩大自身的消费量，比如一下子就购买了2斤肉，从而使得原有的市场需求得以扩张。而另一方面来看，也可能有些消费者由于收入不高，平时基本不买肉，不是猪肉的传统消费者，但是由于猪肉降价促销，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就可能会趁机买些猪肉改善伙食，从而将一些市场外的非传统消费者吸引入这个市场。无论这两种情况发生了哪种，都会导致市场中对于猪肉的需求上升。

因为这些摊贩每天可供出售的猪肉数量超过了市场的整体需求水平，因此他们可能要选择降价促销。但是究竟应该把价格降到什么水平呢?还是继续来说这个案例。由于市场中一天对猪肉的需求仅有800斤，而可供出售的数量达到1000斤，供给超过了需求达200斤，那么摊贩为了避免无法销售出去的猪肉给自己带来损失，就必须选择降价。假设原来一斤猪肉价格为10元，那么他可能会选择把猪肉的价格定在9元5角。如果这个时间由于猪肉的销售价格降低，市场中需求数量增长到了900斤，那么摊贩仍然会有100斤猪肉无法销售出去，还是会面临风险，因此他会继续选择降价。当市场价格降为9元时，假设此时市场的需求数量正好为1000斤，则市场中需求量正好等于供给量，我们就说它们达到了均衡，市场价格就可能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我们假设，如果摊贩继续选择降价，此时价格降到了8元5角。由于价格的降低导致市场的需求数量也持续上升，上升到了1100斤，那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呢?此时，市场中消费者对于猪肉的需求数量为1100斤，可是前面我们介绍了，市场一天中猪肉的供给数量只有1000斤，那就意味着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上，有100斤的市场需求根本无法实现。对于摊贩来说，由于他们的供给水平是既定的，那么他们在市场价格为9元时，正好可以把所有的猪肉卖光，如果再继续降价，他不可能增加猪肉的供给量，只会导致一些顾客无法得到充足的猪肉。当价格为9元时，再继续降价对他根本没有好处，因此他不会选择在这个价格水平上降价。即使由于某些摊贩对于市场判断出现意外失误，导致价格降到了8元5角，当他发现当市场中所有的猪肉都卖完后，仍然存在没有实现的需求时，他下次就会逐步把价格提升起来，最终直到价格提升到每斤9元，市场才会重新达到均衡，这也就意味着猪肉的价格会保持在9元的水平。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市场中对于猪肉的需求数量是既定的，一天只有1000斤，可是这些摊贩可以选择从屠宰场中多买或少买猪肉来改变他们的供给能力。当市场中猪肉的需求正好是1000斤时，如果所有的摊贩的供给能力只有800斤，那么他们会发现，市场中有多余的购买猪肉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时他们有两个选择，首先，他们可以选择提高猪肉的销售价格，比如把价格从10元一斤提到11元一斤。由于猪肉价格的上升，必然会导致一些消费者减少购买猪肉的需求，甚至会把一些关注猪肉价格变化的消费者逐出这个市场。因此，通过价格变化来调节市场中猪肉的需求水平，促使其下降，当他们的需求水平降到正好等于当前的所有猪肉摊贩的供给水平时，市场又重新达到了均衡。

另一方面，当市场中这些摊贩发现有些顾客来买猪肉，却因为他的库存不够没买到，那么他可能下次进货时就会多进一些猪肉。这样每个摊贩都可能会增加猪肉的供给数量，或者由于市场中猪肉变得紧俏，猪肉的销售利润上升，又会把一些原本卖牛肉、羊肉、青菜的小贩吸引进这个市场，转行改卖猪肉。那么无论是现有猪肉摊贩增加了猪肉的进货量，还是新的经营者进入这个市场，都会使得市场中猪肉的供给数量上升。当市场中猪肉的供给数量上升到正好等于当前的市场需求水平时，我们说市场又恢复了平衡。

通过上面这个案例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自由的市场机制中，价格的变化会自发地调节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变化。如果市场中供给大于需求，就会导致部分商品无法销售出去，那么厂商就必须选择降价促销。价格下降又会导致消费者扩大消费数量，同时迫使供给者减少供给数量。这样又可以保证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之下重新恢复相等，市场回归均衡。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中需求大于供给，就必然会导致部分消费者无法按当前价格购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因此他不得不通过提高报价的方式，以吸引出售者把商品销售给他，这又会拉动市场的价格上升。价格上升会又导致消费者减少消费数量，同时诱使供给者增加供给数量，直到市场中需求水平等于供给水平，市场重新恢复平衡。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只有市场中的价格水平，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市场的供需的变动，而这就是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市场中价格机制这一无形的力量，会自发地保证市场长期地处在均衡的水平之上。

读到这里，可能有一些读者会怀疑，市场机制真的会如此有效吗?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我感受到的市场并没有像上面分析的那样发生变动?的确，这里所说的市场机制是斯密提出的一种理想情况，这一切的成立必须依赖于很多潜在的假设前提的存在。

首先，可能会有一些读者反驳我:谁说同样的东西市场价格就一定相等啦?我们去电器商店买电视，为什么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视价格相差很大?在上面的分析过程中，斯密其实假设了一种市场条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在这种市场中存在非常多的供给者，所有的供给者所出售的商品必须是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的差异，所有的供给者的行为都不会或者说都不能够影响市场的价格水平。比如说，我们去买大米，去买青菜，对我们来说，不同的摊贩所出售的这些产品基本是完全一样的，只要价格一样，买哪一家的产品都差不多。但是对于像电视这样的工业品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像电视机的品牌、型号、功能等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对于不同电视的偏好。即使两台电视机型号、功能等所有因素都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品牌不同，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金额也会不同。

这些产品由于具有品牌、型号、功能等种种差异，所以不可能是同质的。

另外，垄断的产生也会影响市场的价格水平。假设在这个市场中有一家厂商拥有一大半的市场占有率，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厂商必然会拥有市场的定价权，他们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价格水平。其实，当前社会中争议很大的手机话费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的案例。由于我们的移动通信服务主要只掌握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家大的运营商手中，因此，他们任何一家都有能力影响市场的价格。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移动推出某一个导致话费下降的促销计划，中国联通必然会迅速跟进，从而压低国内整体的话费水平。同样，由于在移动通信市场中只存在这两家大企业，他们也很容易达到默契，通过制定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保持较高的利润水平，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国的话费水平普遍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大家设想一下，如果移动通信也像大米或青菜这样的农产品市场一样存在非常多的供给者的话，我相信它的价格必然会降到合理的水平。当然，这个产业的技术要求与投资要求也注定了它们不可能发展成为像农产品一样拥有多家小的供给者的市场。

其次，还会有些读者会反驳我:不对啊，我去超市买牙膏，我就发现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完全相同的牙膏在不同的超市里价格怎么不一样啊?提醒大家注意，这里所说的价格相同，必须是在同一个市场。现实中，两个超市可能会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便捷性的差异，甚至促销力度的差异，导致同样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格。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他们可以毫无成本地从一家超市转移到另一家超市(注意，这里的毫无成本，不仅指不存在交通费用、运输费用，还指不存在时间费用或者投入的精力等方面的成本)，那么他必然会选择在低价市场购买，甚至如果有可能，他会选择在低价市场买入，然后拿到高价市场卖出。这样，必然会改变两个市场中的供需水平，低价市场需求上升，高价市场供给上升，这又会产生市场机制的力量，重新把两个市场的价格拉回到同一水平。

我们通常会发现，在我们所居住的小区内或者附近，会有一些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里面出售一些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食品或生活用品。而在各个城市中，也往往会存在一些经营规模更大的大卖场，里面出售的商品的种类往往更加齐全，同时，里面商品的销售价格往往会略低于24小时便利商店。可是当您夜间看足球时，需要买些啤酒和零食，尽管您知道大卖场中的价格会更便宜，可是已经过了它们的营业时间，您也只能到附近的价格略贵的24小时便利商店购买。或者，当您做饭时忽然发现盐没了，您会选择在家门口的便利店买盐，还是再驾车半小时到某个大卖场去买价格更便宜的盐?其实，这两种情况都告诉我们，尽管便利商店出售的商品价格更贵，这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因为它营业时间更长，离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更近，因此它可以给您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它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之所以比大卖场贵，是因为除了营业时间长、人工成本高之外，它其实还为您提供了便利这种看不见的服务，这超出的价格正好反映在它为您节约的精力、享受到的便利所付出的代价上。

再者，有些读者说:为什么同样是卖白菜的，我们家门口的菜市场不同的商贩的出售价格不一样啊?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市场吗?而且也是同质的农产品啊!其实，上面的分析还隐藏着一些假设，那就是信息是完全的，市场中每个主体都是理性的，市场是出清的。现实中，菜市场中可能会有几十家商贩都卖白菜，但是作为前来买菜的消费者，他们很少会去询问市场中所有卖白菜的商贩的报价，并从中寻找一个最低的报价，这样对他来说，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大了。那么他可能会询问两三家的报价，并从中寻找一个相对合适的价格进行交易，这样他就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自己获得的是市场中的最低价格。而在我们前面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商贩都知道其他出售相同产品的商贩的报价，而且能够知道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总量，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获得所有自己需要购买的商品的市场报价，以及市场中的供求总量，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市场信息。这些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所谓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理性的，这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理智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交易条件。比如说，在上面的市场机制中，供给者会把自己的商品出售给出价最高的购买者，而消费者则会选择按市场中最低的报价进行购买活动。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些消费者觉得“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因此反而选择购买价格更贵的商品。这样的行为就不是理性的，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的市场行为也同样难以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上面的案例中隐藏的最后一个条件是假设市场是出清的，也就是说，每个生产者都在力争保证完全出售所有的商品，而消费者则力争完全花光其预期的购货支出。在这样的市场中，如果供给者发现他们的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总量时，他们不会选择增加库存，而必然会选择降价促销，而且要把价格降到恰好完全出售自己所供给的所有商品的水平。与此同时，当消费者发现他们的需求水平超过了市场的总供给水平时，他们也会选择提高报价，直到把价格提高到其需求水平正好等于市场中的供给数量。在市场完全出清的情况下，既不会有供给商过剩的商品没有出售出去，也不可能会有消费者过多的消费需求没能满足，市场中需求和供给两股力量始终保持在完全相等的均衡水平。而现实生活之中，作为厂商往往必不可少地会持有一定规模的库存，也可以用来防止市场的突发性变化;而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当您想购买的商品已经卖光的时候，也许您会选择购买其他商品来替代它，或者您也许会放弃您的购买计划。比如说，您下班后去菜市场买白菜，结果菜市场中白菜已经快卖完了，还有好多人在白菜摊前排队准备买菜，您是在后面大呼一声“我出双倍的价钱来买”，用价格优势来吸引商贩把白菜先卖给您，还是去买些西红柿、油菜去替代白菜?或者干脆就不买菜了，直接回家?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会选择后者。那么由于市场不可能是完全出清的，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机制的作用效果。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要质问我了，你怎么老是假设这个，假设那个，你为什么不能考虑所有因素，然后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结论，不就可以全面的得出问题的答案了吗?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并不理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大家都知道，一些自然科学，像数学，我们可能完全利用计算、推理来得到结论;而物理学、化学，也可以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的方法得出你想要的结论，或者验证你的想法。但是，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我们不可能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通过实验的方式来验证一些理论是否正确。在经济运行中，影响经济现象结果的因素往往很多，如果只单独考虑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的影响作用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像物理学、化学那样，通过实验的方式，把其他条件都消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之中，也许我们只是想考察某一个现象，但是可能会有无数个经济因素、无数个经济事件，都会对它产生影响。也许同样的结论，在这个条件下是成立的，可是当外部环境中的某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之后，这个结论又不成立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想考察的问题抽象出来，单独考察。因此，经济学家的研究往往会简化一些问题的条件，不考虑一些因素的改变，或者通过一些假设条件，把问题简单化，再从简单的问题中逐步过渡到复杂条件下的结论。

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曾经讲过一个嘲笑经济学家假设过多的小笑话。有一天，有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还有一个经济学家一起坐船出海旅游，结果遇到暴风雨，船沉了，三个人都抱着一块船板，漂流到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正当三个人都饥寒交迫，一筹莫展的时候，海上漂来了一个铁皮罐头。三个人都想吃罐头，可是罐头是装在铁皮盒子里的，他们怎样才能把罐头打开呢?

物理学家说:“我们可以用石头把这个罐头砸开”。化学家说:“我们还是生一堆火吧，用火烤，罐头里面的东西膨胀了，就会自己把罐头顶开了”。这时候，坐在边上一言不发的经济学家发言了:“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要是我们有一个起子，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把这个罐头打开了”。当然了，作为经济学家的萨缪尔逊讲这个故事，更多的是出于自嘲，但是这个故事也揭示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大特征:运用假设。我们后面还要对“看不见的手”的运作作深入分析，也同样会作出很多假设，但是大家必须明白，这些假设可能会影响结论生效的程度，但是它往往只是抽象掉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条件，所以通常不会改变结论的正确与否。

当然，尽管在现实市场可能会存在上述的影响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因素的存在，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意识到，无论在什么样的市场机制下，价格总会产生一定的作用，“看不见的手”始终都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市场接近斯密所分析的这样完美的市场条件的话，市场机制将完全实现均衡，推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即使存在一些影响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的因素，市场机制仍然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只是那些因素的存在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浪费与经济运行的不稳定。

第二节　“守夜人”管得过多是好事吗

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与政府二者的作用的争论一直是不同经济学派关注的焦点。而斯密所确定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导思想就是反对政府过多地对市场机制的干预，提倡自由市场机制功能。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通过价格机制作用，市场中商品价格的上下波动会引起市场中供需水平的调整，而西方经济学中市场出清的假设也保证了市场中供给水平始终保持在与需求水平相等的均衡状态。也就意味着市场可以自发地实现经济的稳定运行，只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可以保证社会中资源的最优配置。

然而，我们也很熟悉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往的一些做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则是完全与市场机制相对立的。上世纪20年代苏联成立以后，就建立了由国家中央经济管理部门主导下的宏观经济体制，国家计划部门通过向国有企业下达明确的生产计划，安排这些企业的供给水平，同时，也会规定社会上各种商品的一般价格水平，从而把市场中所有的生产行为都纳入国家计划，进行统一管理。这也是我国50～80年代所沿用的经济管理体制。

相信年龄大一点的读者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效率和市场状况都还会有深刻的记忆。通过国家的中央计划来取代市场进行宏观管理，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取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等行为进行调节，往往会发生很多无法解决问题。

政府全面干预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及时、充分的市场信息，从而很难选择最优的生产计划。我们知道，现代化的社会生产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产品的多样化，需求的差异化，供给的广泛性，也都发展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此时的社会生产，与二三百年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刚刚兴起，或者近百年前苏联这个前工业化国家刚刚建立之初相比，已经复杂到了极致。在斯密那个时代的西欧诸国，还有刚成立时的苏联，工业生产部门还相对单调，经济主要集中在少数的产业部门之中，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不高，每个国家的需求水平也比较容易确定，因此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政府如果希望通过计划来规划所有的产业部门，其难度是远小于现代如此庞大复杂的产业部门经济系统的。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价格的变动本来可以自发地调节所有的产品市场的供需状况与生产要素市场的供需状况，从而自发地实现在不同市场中的供需的平衡。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则必须取代市场机制，承担起一切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过程中的调控工作。因此，无论是现代还是以前，政府如果要制定科学的中央计划的话，他们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获得所有的市场信息——无论是市场中消费者对所有产品的需求水平、收入水平，各个企业现有的供给能力，企业生产规模的调整能力还是整个社会中用于生产过程的所有的生产要素的占有情况，以及生产要素的现有配置状况等等。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现代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甚至可能会拥有数万个产业部门，数以百万计的企业部门，数亿计的劳动工人，数万亿的资本投资。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之中，作为政府要及时、准确地收集所有的市场主体的相关信息，其难度将会有多大。也许受到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也许受到各个市场主体隐藏自身实际信息的行为的限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政府所获得的市场信息的准确性以及及时性。即使政府能够收集到足够准确的市场信息，政府对于这些信息的处理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现代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些重大政策的推出，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论证与研究，以保证其科学性。然而，当社会中出现价格信号到政府对之作出反应之间的时滞如果过长的话，肯定会也影响这些政策的作用效果。

此外，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通常都会拥有一些具有市场势力的集团，他们可能是国内的一些领导性企业，也可能是一些行会性的企业组织，甚至可能是代表一定的地方势力的企业组织，他们通常会通过各种方式游说政府，来实现他们的利益。在西方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很多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总统也是代表着某些经济集团的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政策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偏向性，可能更偏重于维护特定集团的利益，而忽视了总体的经济效率。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的效率也极为值得怀疑。

如果从具体的干预过程来看，无论是政府对于企业的供给的影响，还是通过限定价格实现对于市场需求的影响，它们的效率也同样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知道苏联之所以解体，很大原因是当时的苏联政府在选择产业发展策略时违背了市场规律。他们过多地关注于重工业的发展，却忽视了关系到全体国民生活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结果导致尽管生产出来了大量的重工业产品，也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能随之得到提高，从而引起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如果要给苏联的失败寻找一个借口，那么当时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对于经济的干预违背了“看不见的手”的运作规律，脱离市场实际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价格的管制也同样是低效的。比如，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记载了一段历史，在他生活的年代，出于保证地主阶级的利益考虑，英国的查理二世曾通过法令把谷物价格限定在每夸脱48先令。如果这一价格正好等于市场机制自发调整的均衡价格时，将不会影响社会的资源配置，但这种情况可能只是偶然出现的一种短期现象，更多的时间，市场机制所决定的均衡价格会高于或者低于这一价格水平。假如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在48先令以下，政府通过法令把谷物的价格限定在48先令，必然导致其生产者可以获得高于正常利润水平的超额利润，从而鼓励其扩大谷物的生产。而由于这一价格水平超过了一部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又会影响市场的需求能力的扩大，这必然会导致谷物的供给与需求的缺口的扩大。当谷物出现了严重的过剩时，除非政府通过按照其制定的保证价格统一采购，或者提供进一步的补贴以将剩余的谷物出口到国外，否则农场主将会由于大量的生产资本被限制在无法销售出去的谷物之中而陷入困境。他们只能选择违反政府法令通过隐性的降价促销的办法，将其生产的全部谷物都销售出去。否则只会出现普遍性的农场主的破产，造成社会经济的衰退。同时，如果市场的均衡价格高于48先令，那意味着农场主谷物生产所投入的要素的补偿以及其获得的正常利润之和应该高于其出售谷物可以获得的48先令。由于其销售无法补偿其生产的投入，或者其生产谷物的利润低于其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其他部门生产所能够获得的利润时，他必然会减少谷物的种植，从而改种其他农产品。通过减少市场中谷物的供给数量，利用市场机制的力量，直到政府所确定的市场的销售价格恰好等于市场均衡价格，要素从谷物生产向其他产品生产的流出才会中止，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够保证此时经济处于稳定。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政府对于市场价格的干预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其初始的政策目标，反而常常由于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信号，影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造成资源配置的极大浪费。斯密对于市场机制运用价格信号调节资源配置的精彩的分析，为此后马歇尔最终完成微观市场价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在回忆录中讲述过一件轶事:有一次他到某个城市视察工作时，看到一群小孩子在踢球，不过他们踢的不是真正的足球，而是我们所熟知的俄罗斯大面包。戈尔巴乔夫说他当时很生气，严厉地批评了这帮孩子，教育他们不要浪费粮食，毕竟在当时那个时代，面包不是老百姓想买就能买得到的东西。其实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造成这一幕的正是他自己领导的政府所制定的价格管制政策。如果当时面包的价格完全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在生活用品相对匮乏的苏联，面包的价格会相对偏高，谁也舍不得糟蹋这么贵的东西。然而，在当时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价格政策下，面包价格定得很低，市场对面包的需求很旺盛。由于当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说了算，面包的供应量在政策规定下显得相对不足。这样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面包便宜但数量少，大多数想买的人都买不到。买多了的人又觉得面包太便宜，不会珍惜多余的面包，这才产生了上述把面包当足球踢的怪异现象。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当时苏联政府的价格干预，市场的力量会把面包以及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确定在使得市场供给恰好等于需求的均衡水平上，这样就会保证市场的效率。而与之相比，政府的干预显然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回到斯密身上，我们还必须要强调一点，即使作为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斯密也不是完全排斥政府作用的，他只是更为强调市场的作用，同时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政府仍然需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来保护私有财产，并维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没有政府通过法律制度所建立起的一整套社会秩序，自由市场机制是不可能得到正常的运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政府的存在，才能够保证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得以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作用。

第三节　竞争:“看不见的手”制定的最有趣的游戏规则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是从思想上排斥市场经济的，那时一提市场竞争，我们就不由地会想到破产、流离失所……破产的人一夜之间从百万富翁沦落为街头乞丐，有些人甚至受不了打击而选择轻生。大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残酷本质的表现。

与如此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相比，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要好得多了，每个人都是我们社会的主人翁，国家是我们的，企业也是我们的，因此谁都不用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担心失业，担心破产，凡事有国家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都不用怕，哪怕我们天天上班就是喝喝茶，看看报，聊聊天，打打牌，但是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了，国家肯定不能嫌弃我们不干活，它无论如何都得养着我们吧，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认真干活就把我们开除吧，这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

于是乎，大家都看到了，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很多国企之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大家都在混日子，没有人愿意真努力工作。反正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拿的都是死工资，没有必要认真做事。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

可是为什么改革以后，我们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了呢?改革改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中国引入市场经济，引入市场竞争。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市场竞争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在西方国家，很多人都喜欢吃沙丁鱼，在法国海边有一个小渔村，周围盛产沙丁鱼，因此村里的人都依靠出海捕捉沙丁鱼为生。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沙丁鱼是一种很懒的鱼，它不太喜欢游动，可是如果长期不游动的话，它很容易死掉。当渔民打到沙丁鱼时，即使把它们放在盛满水的船舱，沙丁鱼也懒得游动，等渔民返航时，往往一多半的沙丁鱼就已经死了。因此很多渔民都很烦恼，要怎么样才能让沙丁鱼动起来呢?

可是村里有一个老渔翁，他每次回到岸上时，满船的沙丁鱼居然都是活的，他每次都可以比其他人多卖很多钱，村里的人都很纳闷，都想知道这个秘诀，可是老渔翁死活不愿意说，直到有一天，他被人灌醉了，酒后吐真言，大家才知道这个简单的秘密。

原来这个老渔翁每次都会在船舱中放入一只鲢鱼，鲢鱼可是沙丁鱼的死敌，它们就是以沙丁鱼为食物的，因此它们会在水中不停地追逐沙丁鱼，那些被捉住的沙丁鱼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拼命地游啊，游啊，结果尽管每次都会有几只沙丁鱼会被鲢鱼吃掉，可是更多的沙丁鱼在鲢鱼的威胁下，却活了下来。

其实这个故事与我们当前的社会很相似，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呆在一个没有竞争，没有危机的社会中，那就好像在没有鲢鱼威胁的船舱中的沙丁鱼，意味着我们很可能由于没有动力，没有压力，而缺其他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就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可是，在装满沙丁鱼的船舱中如果投入了一只鲢鱼，那么沙丁鱼就有了压力，你如果不游，甚至你如果游的比其他的鱼要慢的话，你就可能会被鲢鱼抓住吃掉。在死亡的威胁下，所有的沙丁鱼都必须竭尽全力去游动，它们不仅要和鲢鱼竞争，也要和其他的沙丁鱼竞争，胜者才有机会活下来，而负者只会被鲢鱼所吃掉。与之相类似，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如果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那就意味着，如果你不努力，就会有人超越你，如果你不努力，你就会因为缺乏效率，在市场竞争中失去自己的价值。

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在一个平稳的水域中划船，那么即便我们偶尔偷偷懒，那最多也只会导致我们固定地漂浮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罢了，在这样的静水中，我们当然可以悠闲自在地划着小船，偶尔就是放放松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是在划船逆流而上的话，只要略微一松懈，就会被飞流而下的水流冲回去，那么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是白搭。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敢偷懒，又有谁敢放松呢?

在市场竞争的机制下，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人都在平等的条件下和其他人公平竞争，如果你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向市场提供质量更好的产品，那么你就会在和其他竞争者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上风，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相反，如果你的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生产的产品质量更差的话，那么你就会在和其他人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利润就会比别人低，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你很可能由于长期的亏损，或者利润过低，而被迫退出市场。

在我们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市场，由政府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所赚的钱都归政府所有;相反，企业如果在市场竞争中亏本了，那赔的也是政府的钱。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对它来说，其实是没有区别的。那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人都是自私，我又何必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替政府努力工作呢?这样做对我自己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机制下，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无论质量好坏，都会由政府负责包销。在那个时代，即使你的产品质量不好，也不会有其他的竞争者会和你抢市场。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哪怕明明别人的产品价格更便宜，但毕竟是政府主导商品的交换，你的产品仍然能够顺利地销售出去。而且在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之下，其他的个人或企业也不能随意地进入某一个市场。哪怕我明明知道，现有市场中的企业经营得很不好，这个市场的潜在利润很高，但是我就是进不去啊。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都已经放开了，在这些产业部门中，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在市场竞争中搏杀，如果你不能赢得竞争优势，你就有可能被淘汰。在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开放的部门，几乎无一例外，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提高了，我们消费者从消费中获得收益也大大地增加了。

有时候政府出于一定的政策目的，有些部门暂时不会开放，也就意味着它不会允许个人或者企业随意进出这个部门，比如说，我国的石油基本掌握在中石化和中石油手中。我们大家都知道石油市场的利润可观，可是没有政府的同意，即使我们拥有足够的资金，拥有从国外获得石油的渠道，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这块石油市场，去分享它们的高利润。在缺乏市场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中石化和中石油显然也没有动力提高自己的运营效率。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自然界中有一个自然法则，那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我们人类其实就是在自然的竞争中的胜者，因此才演化成为今天的世界的主导者。与之相对，很多失败者都被自然界的竞争所淘汰，而永远地失去了生存的机会，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对博物馆的化石的研究，去感受它们以往的风采。自然界的竞争也同样是残酷的，你能胜出，那么你就能生存下去，你要不适应竞争的话，那么你连存活的机会都不会有，也正是由于这种残酷的自然竞争，才保证了我们物种的不断进化。

与自然竞争相比，我们的市场竞争要文明得多，但是正如自然竞争可以保证我们物种的进化一样，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如果存在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话，那么社会的效率也会持续地得到提升，竞争其实是促进发展的一个有效的机制。因此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商品交换与市场竞争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正是由于市场竞争的存在，会导致一些经营好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赢得更大的发展，而经营不好的企业则面临破产的巨大压力，这样“看不见的手”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力量，它能够引导各个市场主体严格地按照它的运行规律来办事，如果哪一个市场主体胆敢违反这一客观规律，那么“看不见的手”就会通过市场竞争所造成的优胜劣汰来惩罚它。从这个方面来说，市场竞争就构成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之所以能够对于各个市场主体产生约束力的力量源泉，也成为保证“看不见的手”顺利运行的关键之所在。

在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持续进步，我们真的希望社会经济能够得到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想办法维护一个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促进社会发展。这也是伟大的亚当·斯密告诉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下的基本游戏规则，如果不能够保证自由竞争的顺利进行，就根本谈不上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想积极稳妥地利用国内外的资源，开发国内外市场，那么遵守亚当·斯密所确立的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也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从我们的市场转型理解“看不见的手”

与苏联相类似，我们在50年代以后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由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苏联模式设立的，因此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导我国经济的体制。同样与苏联相似，我们在推行计划经济体制时，也经历了长期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困难时期。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占我国经济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几乎完全受国家的主导力量制约。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对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作了细致的规定。在政府这个婆婆的管理之下，企业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只能在政府所划定的工作职能之内进行工作，永远不敢越雷池半步。

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同样受政府行政任命，因此既不持有公司的股份，对于企业不具有所有权，同时也不享有企业经营活动的分红权，无论企业的经营状况的好坏，他们都按照即定的行政级别获得固定的工资报酬，他们的收入水平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挂钩。这样，对于这个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刺激去激励他们为把公司的业绩搞上去而辛勤工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国有企业管理机制呆板，行政职能混乱，缺乏有效的奖惩制度，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因此，尽管建国以后很短时间就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但是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滞后于亚洲的其他邻国和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从另一方面来看，50年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尽管我国基础建设资本仍然相对稀缺，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建设资本都由国家通过行政计划的方式进行划拨。由于受政府相关决策人员的决策能力、信息掌握能力，以及不同的社会团体对于投资资金分配的影响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这些有限的投资资金并没能真正用到刀刃上，很多急需资金，并且能够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的项目并不能获得足够的投资资金。而另一些资本利用效率不高的投资计划，甚至一些消费性花费却占有了巨额的投资资本，这也造成了我国十分稀缺的投资资本的巨大的浪费。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通过计划来取代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这才直接促发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生。

反思我们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说从思想上厘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之所在。长期以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往往都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划上等号，把社会主义又等同于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的产生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形式，是与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对立的。因此，无论是早年的苏联，还是建国初期的我国，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纯粹的计划经济尽管在建国初期可以迅速动员起整个国家的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用于关键部门、关键企业、关键区域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工业化的起步、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计划经济毕竟是脱离了市场条件，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张，这种完全排斥市场功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过多的行政命令，对于企业管得过严过细，极大地打击了各地方与各国有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限制了它们的活力。而另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又打击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极大地束缚了我国的生产力的发展。1976年“文革”结束后，伴随着经济重心重新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管理体制之间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也完全暴露出来，这才产生了改革的紧迫感。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85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清楚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也为当时处于困惑之中的国人重新指明了发展的道路，从而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三十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即使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亚当·斯密在数百年前所倡导的市场机制或者说“看不见的手”，仍然是我们经济运行的主要形式。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在思想上重新反思自己的政策选择。选择了斯密所创建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反过来证明了斯密的理论的科学性。作为数百年前，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理论体系能够在后世所有国家的经济运行中得到广泛应用，其影响的巨大以及他的伟大也就可见一斑了。

正如前面所强调的，斯密所倡导的市场机制的运行依赖于价格与市场供求的自发的调节作用，它要求一个自由、公正的市场环境来维持其运行，从而保证自由市场竞争的存在，通过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优胜劣汰来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在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维持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当前的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把那些传统依赖于政府的国有企业或国企员工剥离出去，把他们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搏杀，在市场中成熟，最终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从而带动起中国经济的伟大复苏，而这一切都是斯密理论的运行基础，这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客观经济规律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