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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模型

公共政策决策思维模式

经验决策模式

经验决策是最传统的决策思维模式。这是一种决策者依据个人决策实践经验进行公共政策抉择的思维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第一，经验性；第二，历史借鉴；第三，分析比较；第四，轻视理论。尽管这种模式遭到普遍的批评，但是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决策思维，它至今在许多国家的决策中存在着。因为在决策过程中，感觉经验是第一位的东西，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一模式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在：第一，经验还不是对世界的理性认识；第二，依据个人经验对现代复杂问题作出科学决策，对决策者来说是力不从心的；第三，经验主义决策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理性决策模式

这是二战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特别倡导的一种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又叫做科学决策模式，指的是决策者采用科学实证的量化分析技术和严格的逻辑程序，对确定的公共政策问题作出最优的公共政策方案设计和政策决定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的主要假设是：第一，决策者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是确定的；第二，引导决策者作出决策的价值和目标是确定的；第三，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充分且准确的；第四，决策者可以对每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定量研究，比较分析其代价和收益；第五，决策者将采用投入最小效益最大的优化标准选择最佳的方案。这一思维模式对理性的倡导和对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并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它的所有几个方面的假设都是可以质疑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

非理性决策模式

指决策者依靠直觉、信仰、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做出选择和决定的思维方式。这一模式认为，人类有超出理性常规的直达事物本质的能力，即直觉和信仰的启示，它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决策者有着超乎常人的情感意志，常人只能跪拜于决策者的脚下。有学者列举了人脑不经过逻辑思维的作用就直接产生决策行为的各种因素，包括智慧、直觉、创造力、灵感、潜意识、信仰、情感、魅力、洞察力、意志力、应变力、忠诚、预感、超感交流等。这一思维模式有其合理的一面，必须对非理性的因素加以必要的重视，但该模式过分夸大了非理性因素，宣扬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是错误的。

渐进决策模式

这是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针对理性决策模式的缺点而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决定是人们根据过去的政策经验，经过政治互动和渐进调适的过程，而获得共同一致看法的政策活动。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政策目标与政治行动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决策方案与现行政策只有量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三，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有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第四，决策者追求的不是最优决策，而是参与决策的人们能一致同意的决策；第五，政策决定是参与决策的人们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相互作用并达成妥协一致的政治互动过程；第六，渐进决策本质上是补救性的和改良性的。这一模式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管理决策学派的创始人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式，以支持渐进决策模式。渐进决策模式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对现实中的决策和公共政策理论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综视决策模式

美国学者艾米伊特·埃特奥尼认为，理性决策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各有长短，应取两者之所长，以克服两者之所短。这就是综视决策模式，即运用渐进决策模式方法从宏观角度找出重点政策问题之所在，运用理性决策模式方法从微观角度对重点政策问题作细微的分析决策。这样做，既不会忽视决策的重点和难点，又易于做到科学决策。这一决策模式实际上就是理性模式和渐进模式的综合，吸取了两者的优点，是一种比较实际的决策模式。

公共政策决策过程模式

公共政策决策是一个实际的政治行动过程，国外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分析模式来分析决策过程的发生、展开、结果及其内在机制。

政治系统决策模式

这一理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提出的。他指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对全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政治系统是由一个社会中那些可以识别、同时又是相互关联的政治权威机构的活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政治系统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有以下概念支撑：环境、输入、要求、支持、输出和反馈。这一理论的最大特点是运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揭示了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其缺陷是没有很好地说明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功能过程决策模式

政治科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最早提出了决策过程的七功能分析模式，认为公共政策活动过程的七个互相连续的功能活动环节是情报、建议、规定、行使、运用、评价和终止。在此基础上，安德森提出了五阶段功能过程决策模式理论，其体系构架是：问题的形成、政策方案的制定、政策方案的通过、政策的实施、政策的评价。安德森的这一模式非常重视并突出了功能过程的活动主题，区分了政策形成的过程和通过的阶段，是很有意义的。

制度程序决策模式

制度化决策模式是一种古老的政治决策模式。但传统政治学很少去研究政府机构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而把精力集中于描述静态的制度和结构。现代政治学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活动过程，开始描述公共政策是如何被制定出来并加以实施的。结果产生了制度程序化决策模式理论，它强调对决策行为过程的分析。其主要范畴是制度、程序、合法和结构四个方面。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是西蒙提出的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理论。这一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管理决策过程，积极倡导运用现代决策技术，提出可以运用手段—目的分析法来使非程序化决策转化为程序化决策。

公共选择决策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布坎南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实质就是对公共政策的研究。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自私自利者，都关心个人利益，企图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决策上，人也是根据“经济人”的本性作出对公共政策方案的个人选择的。该理论把市场概念引入政治领域（尤其是代议制民主的选举投票）中，从而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但与“经济市场”是有区别的。在代议制民主下，政治市场也会失灵，使得政府作出的公共政策不合理，公众成为最终的利益受损者。因此必须对代议制民主的投票方式进行改革。这一理论既想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又想实现公共选择公平合理，这种良好的主观动机却克服不了两者的内在矛盾。

追踪决策模式

这是指在公共政策已经决定并付诸实施后，通过追踪所提供的信息反馈，决策系统对原政策方案进行补充、修正，使政策方案完善更新的决策模式。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追踪和反馈，实现二次决策。需要进行追踪决策的客观基础，一是原先决策的政策方案本身就存在问题，因而需要修正；二是客观现实本身发生了变化，因而需要补充和调整。因此可以说，追踪决策是一种不断提高公共政策质量、保证公共政策效益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