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综合方法

5.22　一种综合方法

麦克尤文总结了公司社会责任、商业伦理学和公司治理各自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探究方法，试图通过三种不同层次的研究方法来整合这些不同的商业研究角度。

■一种描述性的方法，它引起了对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关注，这些价值观和信仰影响了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和外国的不同的商业活动的态度。

■一种标准的方法，它界定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和信仰，它们是一个组织机构做出个人、团队或者高级管理层层次的合乎伦理标准的决策时的基础。

■一种分析的方法，它试图探索这些标准的价值观和信仰，与诸如政治或宗教信仰等其他的价值观系统或者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或者其他社会风俗习惯之间的关系。

提示5.1

商业伦理学:它为你准备了什么？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他认为商业界人士的工作方式中缺乏一种道德体系，我希望，找到一些赞成他的观点的人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人们能够从自己不幸的亲身经历或者从媒体对于最近的商业丑闻的经常性的报道中，得出一个对于整个商业的否定性的印象，但是这种印象的真实程度如何呢？因为事实是，对伦理性商业行为的兴趣在英国工商企业之间流行起来，而在过去10年里在别的地方，就像为了做准备一样，商业学校中对商业伦理学的传授也增加了。

为什么人们会对商业伦理学产生这样浓厚的兴趣呢？是不是就像一个格言所说的那样，人病得越重，就会培养出对医学的更为浓厚的兴趣？

什么使得公司的行为合乎伦理学标准？

对于有些人和公司来说，培养一种对商业伦理学的兴趣只不过是一件随波逐流的事，是加入伦理学的大有成功希望之事业，同时他们又谨慎地保留了这样一种意见，那就是当这种潮流成为过去或者渐渐地衰退时，放弃这种兴趣。

也许，与琼斯·普利克的主张保持一致是工商企业之间日益盛行的发展一种行为规则的原因之一，或者是在公司报告中开始包含一个合乎政治要求的关于“社会责任”句子的原因之一。

一个工商企业对伦理学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或者动机可能是它需要对面临的压力做出的回应。

例如，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最近的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对人权给予更多关注的决策，就显然受到了它在尼日利亚的记录所显示出的公众敌意的影响，这种敌意在1997年5月的公司年度大会中爆发出来。类似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英国，公众对于私人养老金被错误地出售的愤怒，刺激一些保险公司做出更快的努力来为那些仍然在遭受损失的受害者带来正义。

换句话说，解决许多不同的难缠的消费者和被激怒的压力团体提出的问题，使得许多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坚持直接地面对问题和把问题限定在一个范围内，就会带来一种更简单的生活。

在商业活动中追求伦理规则的第三个可能的原因，理所当然的是对利润的预期。一种对商业伦理学的自发认识的一部分是，企业的行为合乎伦理标准是物有所值的:好的伦理标准就是好的工商企业。但是对商业伦理学的这种支持性的理由很容易被误导。

首先，正如19世纪的爱尔兰哲学家理查德·惠特利曾经提出的那样，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但是受这个格言指导的他却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当T S.艾略特观察到最大的背信弃义是为了错误的原因而做正确的事时，他就使得这个问题变得不那么自相矛盾而更加理想化。

然而，与动力问题相背离，在商业活动中合乎伦理标准的行动事实上可能是代价非常昂贵的，并且寻求一种对商业界所面临的许多现代化的挑战的伦理化回应可能是一种高成本的实践。

赢得高度尊重的公司，例如，LeviStrauss、Marks＆ Spencer、Johnson＆ Johnson等公司，有一个长期屹立不倒的被广为称道的名声，并且它们显然从这种名声中获得了利益。但是，它们必须持续不断地为维护这种名声而付出努力。

Levi Strauss需要抽出时间来系统地阐述和验证它的关于人权的政策；Johnson＆ Johnson在第一次发现了它的产品的细微缺陷时，就把Tylenol从货架上撤了下来；还有Marks＆ Spencer最近正致力于对英国的Granada TV的立法，以捍卫它在与国外的供应商进行交易时的诚实的名誉。

如果对这类行为存在一种伦理学的回报，那么它就必须被获得——通过及时的装配调整和续生成本以及资源，甚至可能依据机会成本。如果我个人或者公司在商业中的存续，依赖于运用一种不合乎伦理标准的手段，来得到一份合同或者满足一个最后期限，而我拒绝采取这种手段，那么短期看来，我也许会维护了自己诚实的品德，但是却会被解雇，或者我的公司很快会发现，它是合乎道德的同时却濒临破产。

如果一个合乎伦理标准的工商企业确实取得了好的成果，并且它仍然为了获取利益而犹豫着是否继续下去，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只会把合乎伦理标准当做一项投资。

为什么一个公司可能会按照伦理标准来运作它的业务，对此还存在着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参与经营的人们单纯地认为这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因为它是时尚的，或者是能带来利润的，或者是它能带来一种平静的生活。

那么，诚实、公正和尊敬地对待人们就是一个道德原则问题，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当然，并不是商业活动要想是合乎伦理标准的，它就必须是非营利性的或者令人不舒服的。有些人主张——至少是含蓄的主张——一种奇怪的道德信念，那就是一项行动如果带来损害的话，它就仅仅是合乎伦理标准的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就像良药必须苦口一样，这种观点听起来很可疑。另一个爱尔兰人，乔治·伯纳德·肖，曾经讽刺地写道，英国人认为他们是道德的，而事实上他们此时只是感到不舒服而已。

在这个联系中，有必要援引戈登·盖克，电影《华尔街》中那个富有的亚拉巴马人的话，他被另一角色描述为生来就有对伦理学的旁门左道式的认识。“让我们面对它，女士们先生们，贪婪是好的。”这也许是这部电影中最广为人知的引文。

但是，自私自利并不是贪婪，当它失去控制的时候除外。还有另外一个爱尔兰人，哲学家威廉·伯克利，采取了明智的路线，认为本质上伦理学包含了对两种基本的人类情感的平衡的冲击:它们是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

换句话说，为什么合乎伦理标准的行为不应该是有利的或者是流行的或者是值得奖励的，这是没有理由的；在商业界它可以被当做一种额外的奖励来计算，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出现，也是没有理由的。

复合的动机，或者做一些事情有着几个合法的理由，这是一个普通人对伦理学的感受，正如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应该担心的时候是，我们为了以一种合乎伦理标准的路线运作一项业务而具有的不同的动机，没有为明确的符合伦理标准的那个动机留出空间。或者是当伦理学动机被认为对于持续的商业成功而言，是可以可有可无的或者是附加条件的时候。

什么算做是商业伦理学？

真正的商业伦理学让一些人觉得不自在。这也许是部分地因为，他们对那些日子里所有爱管闲事的人大惊小怪地吹嘘商业伦理学感到惊奇，并且他们偏好于安静地经营一项体面的业务，而不是不得不变得令人尴尬和幼稚可笑。

另一些人觉得伦理学这个术语听起来是评判性的和道德化的，正如被宣扬的那样。这也许是商业伦理学在当今最初支持了“社会责任”的观点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因为当商业活动适用了商业伦理学之后，会产生更多的友好的对待客户而更少的威胁客户的结果。

合乎伦理标准的反映并不必然是教条主义的，并且在生活的各个行业中——包括涉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它已经被探讨了大概4000年，然而，与这些事实相悖的是，“社会责任”的观点本身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当它被应用于商业活动中时会导致混乱。

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社会对工商企业的预期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并且它的要求更加以社会为本位时，商业界的社会责任运动就成为一种流行的现象。

在这种背景之下，当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1970年发表于纽约时代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的题目中，挑战性地宣称“工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增加企业的利润”时，就燃起了许多商业伦理学家的怒火。

这篇论文成为了一个经典。它作为对真正的商业伦理学的抨击，以及作为把不道德地鼓吹赢利能力作为衡量商业行为的唯一的标准，在过去被、现在仍然被许多人所阅读。

弗里德曼的观点使得他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这种愤慨是错误的。首先，他们忽略了这样的细节，那就是在他的论文中一再明确地重申工商企业应该依照社会的基本规则行动——包括那些包含在法律之中的规则，也包括那些包含在伦理风俗之中的规则。

更为根本的是，弗里德曼的批评者们没有意识到，在抨击随后盛行的美国式的“社会责任”运动时，他并没有排斥针对商业行为适用合乎伦理要求的标准。他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流行的趋势，它使工商企业改变了它在社会中的正统的角色，而把它的资源用于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一些政治家提倡工商企业通过支持各种各样的社区项目而像“好公民”那样行动，这使得企业过分承担了社会的期望，就好像是要使法人慈善机构成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和对社会正义关注的一个代理人一样。

适用于工商企业的社会责任观点得到了美国学者阿奇·卡罗尔的细化，这种细化广受欢迎。他指出这个观点可以被分成四个各不相同的部分:

■一个工商企业可以通过它的赢利能力而被认为是承担了社会责任，这种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对提供商品和就业机会以及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给予持续的关注。

■就该国的法律而言，它可以通过遵守法律而免除它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可以使社区也参与进来，共同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贡献。

■最后，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合乎伦理标准的考虑来显示它对社会是多么的尽职尽责，这种考虑通过公平地对待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调和了他们的利益冲突。

卡罗尔的分析非常有效地使得下面几件事情凸现出来。首先，它证实了弗里德曼并不是反对社会责任中的商业伦理学成分，而是反对另一种成分，就像他指责的那样，这种成分是公司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去:公司管理层把股东的、雇员的以及顾客的钱花费到他们武断而专制的认为是“好的事业”上去。

卡罗尔的方案还使得这样一个事实明朗起来，那就是商业伦理学与单纯地服从法律是有区别的，并且它通常有更多的要求。它还显示，没有多少由公司或者它的成员做出的社会参与活动或者公司外部的活动，能够替代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包含经营一个合乎伦理标准的企业，并且对各种各样的当事人给予公正的对待。这些当事人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界定为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什么利益相关者？

也许我们今天需要另一个米尔顿·弗里德曼，来对日益流行的利益相关者观点的周围环绕着的花言巧语吹响口哨。

利益相关者这个术语出现于1963年，它是一个美妙的文字游戏，用来表达这样一种有用的社会的和伦理学的观点，那就是除了股东或者那些持有公司“股票”的人之外，许多其他的人也会受到公司的影响，并且与公司如何活动有着“利害关系”。这样，合乎道德标准的推论就是，公司应该在它的所有活动中，在考虑股东利益的同时，考虑利益相关者们的多种多样的利益。

对利益相关者理论起决定性作用的著作由美国大学教师爱德华·弗里曼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

起初，一个工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被界定为它的工人、它的顾客、它的供应商以及它所在的社区。接下来，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这个术语变得像雨伞一样被到处应用，涵盖了利益受到一个公司影响的所有的个人和团体，包括股东。同样的，利益相关者们都可以被看做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对公司进行了投资，不管是通过他们的资金、他们的工作生活、他们购买产品的忠诚性、他们的供应承诺，还是通过他们的地区性的援助和基础设施。

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的伦理学的挑战被界定为，为一个企业找到一种方式来满足所有这些当事人的利益要求。在英国，这种利益相关者思潮阶段的到来是相当晚的，皇家艺术团体1995年的“明天的公司”的研究，标志着这种思潮在英国登陆。这一研究认为，英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的成功要依赖于公司注重与它所有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用术语表示则为公司要成为“包含一切的公司”。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种更为晚近的发展，还是发生在英国，是社会规划者和政治家主要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对“利益相关者”这一术语的绑架。新闻工作者、作家威尔·赫顿第一个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旨在反对通过“共产主义化”的财务体系而使城市短期化。

接着出现的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对一种“利益相关者经济”的提倡（当他是反对党的领袖时），这种主张被TUC所重申，工会保护伞团体明显包括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参与，却在另一种名义之下主张更多的相关权力回归于工会。另一个工党政治家，弗兰克·菲尔德，现在是社会保障部的一个低级部长，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福利救济”的说法，这种说法强调福利救济的所有领受者都对福利救济的安排享有发言权。其他的政治家强调，他们的主张激发了对一个“利益相关者社会”的模糊的感觉良好的想象。

从商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利益相关者观点的现实情况是，它通过使企业对社会中所有可能因为它的行动而得到帮助或者受到伤害的当事人保持警觉，而为一个工商企业的行为带来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多角度的行为方法。

但是作为一种商业战略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有几个主要的缺点。一则，我们在企业的伦理学画面中置入越多的参加者，那么他们的各不相同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竞争和冲突的范围就越大——并且利益相关者理论没有提供裁决这些互相竞争的利益相关者们的主张的任何方法。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视野足够开阔，我们就会看到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在一定意义上每个人都与任何一件事存在着利害关系。

上面这些情况导致了试图对不同类别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区分和排序的尝试——内部的和外部的、根本的和次要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提供资金的和提供其他资本的，所有这些区分和尝试都没有实际意义。

有些时候，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点会放在一个类别的利益相关者身上，或者会通过一种积极的差别待遇的说法提倡对利益相关者的补偿，或者会把这种理论当做一种政治的而不是商业的议事日程的一部分。而在另一个极端，并没有许多人，至少是在商业界，会支持弗里曼和吉尔伯特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认为一个公司的真正意图是成为一个协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工具。

但是不管怎样，抛开寻求对利益相关者这一术语的暂停使用以便阻止它变得越来越空洞这一问题不谈，也许我们不应该搁置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并且应该单纯地把这种理论作为一种伦理性的矫正物来评价，作为对任何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公司的资本投资者而排除了所有其他考虑的观点的矫正物。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实际价值。

所有者的成本

作为今天最广为人知的商业伦理学观点之一的一种看法是，要找到使管理权和所有权之间的鸿沟变窄的办法，它的具体做法是加重管理层对所有者的责任，以及鼓励所有者来为对所有权承担的责任的做法埋单，而这一点扩展到了金融风险之外。

管理层对股东们承担的所有者责任的观点被英国董事协会所拒绝，理由是基于一种奇怪的逻辑而认为它“过于简单化”，这种逻辑认为，通常对于董事们而言，总是有太多的股东以致无法对他们一一负责。然而，管理层责任分布的范围很狭窄，甚至分布得不均匀，并不是因为他们所说的原因而停止对所有者负责，不管是对集体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

事实上，从一种伦理学的角度，我们注意到，在美国早就十分盛行的“股东能动论”的方式开始在英国出现，而且在别处，大的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责任并开始履行它们，这是鼓舞人心的。

这种股东能动论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由不良的财政绩效所激发的，而且也是由引起了股东或者社会公众焦虑的多种多样的问题所激发的，这些引起焦虑的问题包括寻求控制管理者报酬的“棘轮效应”的方法，以及引入对结果的现实检查——对不利的方面的检查不少于对有利的方面的检查——来评价高

为工商企业制定一个符合伦理标准的日程表

对合乎伦理标准的企业这一问题的日益高涨的兴趣，反映在商业学校和管理部门中越来越多的专用于此的物力，这些物力的应用通常是受到企业的鼓励的。

当然，这种教育机构有一种主要的责任，那就是为未来的商业界人士提供处理管理者们将会越来越多地遭遇到的、日益复杂多变的伦理性挑战的能力和信心。

商业学校如何训练它们的学生来扮演这样一种责任角色的方式将会是各不相同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所乐见的，但是它们的总体目标必须是告知并激励学生们对伦理性问题进行思考，并在伦理性问题出现的时候帮助学生们准备好识别并处理它们。

在这种情境下，被称为“合乎伦理标准的工商企业循环图”是一种有用的模式（参见图5.4），它把公司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看做是发生在一系列的从中心向外扩散的圆之内。

最里面的圆关注的是工商企业的内部作用，以及个人和同事被对待的方式。这里，可以被有用的检测的标题包括差别待遇、信任、远程作用，以及不仅涉及工人而且涉及管理层甚至股东们的忠诚问题。

向外来到第二个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关注顾客关系和营销，包括为商品和服务定价和做广告。

第三个更大的关于合乎伦理标准企业的圆聚焦于与其他公司的关系，包括及时地向供应商支付报酬，与可能虐待它们的员工的供应商共事，以及兼并和收购，还有内部交易的伦理学方面。

最后，在最外面的第四个圆关注公司如何与它的所在地相联系，这个圆包含这样一些题目:自我规制、文化的多样性、行贿、自然环境以及与社区共同工作。

采用这样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来研究商业伦理学的原则，能够确保所有主要的商业关系基本上被涵盖，同时又能允许灵活地选择每一个圆中的伦理性问题的例子，这些例子由最近的事件或者现行的潮流所展现出来。

这帮助我们增强了这种认识，那就是在商业领域中没有伦理学的“禁区”。它还树立了一种关于各部分的比例的直观的感觉，这样学生们就不会因为金融领域总是存在耸人听闻的丑闻、新闻媒体对之最为关注，而认为商业伦理学仅仅是关于金融领域的伦理问题的学科。

而且，强调公司是主要的道德代理人的同时，也要确保在一个商业环境中，伦理学问题不能被简单地看做是个体问题。

通过公司的宣传工具来探究合乎伦理标准的工商企业，同样也能揭示出构成多种多样的不道德的行为的个体的、共同的或者系统化的特征。

商业界的一些失误可以完全是由个人因素引起的，这些个人因素可能是源于个人的需求、贪婪，或者企业家式的贪得无厌，不管是在贸易领域还是在时间分配方面。其他的不道德的行为可能受到一个公司的那种过分强调结果，或者是不充分的监管的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在银行业还是在建筑领域——这种文化是因为无知或者懒惰而形成的。并且，不符合伦理标准的行为在另一些场合下可以更多的被看做是一个产业的特征，这种情况包括金融交易中的奖金自动浮动系统或者保险业中的委员会支付报酬制度。

尽管商业伦理学课程应该得到鼓励，但通过思考伦理学问题得出的结论却仅仅被当做是掩盖问题的一张道德的石蕊纸来应用，这也显示了这些结论在探讨解决困境的方法时没有什么裨益，甚至偶尔显得过于琐碎，你将会拿什么来告诉你的孩子，或者你希望在明天的报纸上看到你的结论被怎样报道？

这些粗陋的资源引发了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可能至少显示出了这些结论自身的不足之处。问题之一是，这些孩子的年龄多大——并且，无论如何，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年轻人变成道德专家了？另一个问题是，你所介意的报纸是哪一家？

在成年人的生活中，许多最难以处理的伦理学问题，包括商业性的问题，不是在好与坏之间做出一种纯粹的绝对性的选择，而是在好与好之间做出一种强制性的选择。

图5.4　合乎伦理标准的工商企业循环图

如何处理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的经营实践，如何处理与行贿相对应的索贿要求，如何应对有着令人惊惧的人权记录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通过对诸如此类的主要问题的认真思考和分析，可以引导我们得出结论，那就是伦理性的答案并不总是如孩子们或者标题摘要所希望的那样像雕塑或者锋利的刀锋那样清晰明了。

现在回顾那场围绕着与南非的贸易所展开的论战对讨论这一问题来说是有益的。谁是正确的:是这些公司，它们撤资、支持联合抵制，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反对种族隔离；还是那些公司，它们继续投资、采取了沙利文主义以及其他战略来从内部侵蚀种族隔离，同时又确保社会革命之后的经济存活？

当然，对这一问题没有答案。但它仍然是一个好问题。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也许事实上这两种伦理性的方法都有它们正确的一方面，并且每一种方法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南非的例子可能还显示了一种更为一般性的思考，那就是，伦理性问题，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生活的其他领域，并不必须要有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一个正确答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相对于忍受暂时的或者不公平的事实真相而言，人们通常更加偏好对确定性包括道德确定性的安全感。商业伦理学归根结底是力量的伦理学，是关于如何处置工商企业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如何获得、增强和行使的学科。商业界对伦理学的要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工商企业的力量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的多种多样、如此的深深植根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这一学科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将会引导我们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工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其本身正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日益增强的力量和这种力量可能带来的好的或者坏的可能性。处于最好的状态时，商业活动是社会中一种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当与商业界人士共同进行探索，而商业伦理学能够使他们确定如何积极地运用企业的力量以便获得最好的影响来增加它的伦理性的价值时，这一学科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做是一个错误:从时不时不幸发生的灾难、废墟和丑闻中得出一个人对商业界的总体印象，或者是对商业行为采取一种道德失败主义的态度。

然而，如果没有意识到工商企业的力量能够被、而且经常被滥用，并且工商企业的一些行动和实践可能会带来一种道德健康警告，那么商业伦理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商业伦理学作为一种准则，合乎伦理标准的经营作为一种活动，都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是，在道德失败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一条富有想象力的道德现实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将持续不断地探索商业界所寻求的建设性的方法，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关注着它同样需要面对的伦理底线。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from Jack Mahoney，Mastering Management，Financial Times Pitman Publishing，1997.）

思辨

国家健康服务署的一位代理负责人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主张医生应对他的雇主承担首要的忠实义务，而他们对病人承担的义务应在对其自身承担的义务之后，是处于第三位的义务。随着健康服务的需求趋于无限性和资源趋于有限性，为什么仍然要对一个运作很差的组织承担第一位的忠实义务呢？

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们在研究组织伦理问题时经常会遇到障碍，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出现了问题。就像管理学中的其他领域一样，主要方法是客观的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业界和研究人员都认为我们可以客观地界定商业运作的正确方式——商业组织行为的道德性镶嵌于经济体系中。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制定出行为准则。这可能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而且也不是理解商业行为道德性的唯一方法。

McKenna，R.New Management，Irwin/McGraw Hill（1999），p.138.

作为一个高级管理人员，应该如何向“地球之友”的热心成员解释商业行为的道德性？

“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的现实性的标准，运用这一标准对商业组织的有效性作出合理判断。”

讨论。

提要

■所有的组织都具有运营的功能，而且具有确保其存在和经营的动机。组织的目的决定了产品的性质和一系列使产品得以生产的行为。目的模式方法的研究集中于组织的目的研究和实现目的的成功方法的研究。这种方法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和局限性，但是组织目的的概念有助于大量的重要功能的研究。

■从严格意义上讲，组织不具有目的性，只有人才有。组织的成员经常会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目的。管理层的职责之一就是实现组织目的的具体化，努力协调个人目的和组织的整体目的。人们可以采用大量的不同方法对组织目的进行分类。但是运用组织的系统观，我们可以区分四种主要类型的目的:消费、生产、经营和附属目的。

■一种内在的思想体系或者基本定律决定着组织文化，并管理着所有的经营活动。对组织目的的追求应与这种思想体系和基本定律相一致。近些年既定的公司价值和对使命的陈述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将目的理解为目标和策略。人们将选择目标视为做出决议的一个基本部分，决议与未来的经营活动息息相关。策略在目标框架下得以发展。策略规定了做出决议的依据，也规定了为实现目标所应遵循的行为进程。

■目标和策略提供了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指南。虽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就其自身来说并不是判断商业组织进行有效经营的充分标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和动机影响着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的满足。人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对组织的生存和繁荣具有直接的和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领域。

■目标和策略在公司战略的框架中有形式上的规定。由于变幻不定的环境条件的影响，清晰的战略设计在人们进行合作时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必须注意到分析不能过于简单化，但是对SWOT的分析还是有助于理解战略变化的进程。一个商业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机会和风险的成功运营。组织的战略应该包括成功的电子商务和电子经营战略。

■在力争实现目的和达成目标的过程中，组织不能在一个与它相隔绝的环境中运作。组织的持续存在取决于环境和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这些渗透和持续的相互作用引发了大量的更为广泛的对社会整体的责任（管理层的社会责任）和对组织的利害关系人的责任。应该对组织和商业伦理的价值予以全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