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危机三步骤

防范危机三步骤

迈克尔·沃特金斯和马克斯·巴泽曼

（Michael D.Watkins ＆Max H.Bazerman）

我们承认很多意外事件是无法预测的，很多突发事件确实发生得很突然。当这种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领导者们不应该因没有预见而受到责备。如果他们已为防止正在显现的危机而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他们同样也不应该受到责难。但如果一个可以预见的、可预防的破坏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任何借口都不能被容忍。领导者应首当其冲地受到责备。

那么，如何区分真正的突发性事件和可预测性事件呢？预见并避免商业危机不单纯是做一些环境调查或制定应急计划。它需要几个步骤，从对危险性的认识到制定优先处理方案，再到真正动员一切所需资源，来防止其发生。我们将其称为“RPM程序”：认识、优先处理、动员。这三个步骤当中的任何失误都会导致公司在有潜在威胁的可预测性突发事件面前变得非常脆弱。

领导者对正在显现的威胁和问题的忽略会导致认识这一环节上的失误，缺乏关注甚至会使最出色的行政长官也苦恼不堪。例如，当欧盟执委会成员拒绝接受通用电气对霍尼韦尔公司42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以后，人们常常引用杰克·韦尔奇的话，那就是：“年老不代表经历过所有的突发事件。”韦尔奇是一位非常固执的执行官，如果说有谁会在做某事之前做好充分的预备性工作，那就是这个人。但当韦尔奇认为欧盟执委会的上述决定是一个真正的无法预测的事件时，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有证据显示他的判断是错误的。《经济学家》杂志曾说过，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预兆表明欧盟执委会要撕毁那桩交易。有一段时间，这个杂志曾指出欧洲和美国在企业并购规则上的哲学思维分歧正在扩大。人们认为最近刚刚上任的欧盟执委会负责市场竞争机构的官员马里奥·蒙太，也正在寻找机会来宣布欧洲大陆的经济独立。

看起来使韦尔奇感到吃惊的真正原因在于他对上述预兆缺乏足够的重视。据美联社报道，通用电气的总裁和霍尼韦尔的总裁迈克尔·邦西格诺，在他们要匆忙结束交易之前（当时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也想收购霍尼韦尔），“从未咨询过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律师，而这些律师是欧洲市场竞争机制领域的专家”。韦尔奇认为这个合并案将顺利通过反托拉斯法的审查。但虽然它在美国的审查中一帆风顺——这无疑增强了他的自信——但还是在欧洲翻了船。如果韦尔奇提前充分认识到潜在的否定决议的可能性，他肯定会分别处理合并谈判和反托拉斯法的咨询工作——而且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的霍尼韦尔已经是通用电气的一部分了。

领导者对潜在的威胁有所认识，但因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严重性而没有引起立即关注，这会导致优先处理的失败。饱尝这一苦果的是孟山都公司。1999年该公司的总裁罗伯特·夏皮罗和他的顾问未能足够重视一件事实，那就是在欧洲经过基因改良的食品应首先取得公众的认可。因一心想让公司往“生命科学”方向发展，夏皮罗卖掉或放弃了该公司传统的化学制品生意，而干劲十足地一心想收购种子公司。他们被表面上看起来有很大商机的基因改良植物冲昏了头脑，于是一心想在欧洲通过基因改良食品来谋求公司的长足发展。但当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重视的事实是，很多欧洲人还没有从疯牛病危机、被二恶英污染的“鸡肉事件”的阴影以及其他很多与食品有关的担心中摆脱出来。夏皮罗最后丢掉了他的公司，因为他把重点放在对技术和战略的研究上，而不是放在努力赢得民心上。他被迫把公司卖给法玛西亚公司，成为后者的一个制药分支机构，在那里孟山都农业生物的业务价值简直成了零。

有时领导者能充分认识到要发生的问题并且能够给予足够的优先处理，但唯一的问题是不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行动，这就破坏了上述三个环节当中的第三个——动员。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试图对美国会计系统进行改革的时候——早在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倒闭之前——五大会计公司曾对国会进行过艰苦的游说来阻止新的规则的出台，因为这些新规则将会限制审计员在提供咨询服务方面的作用。在2000年的国会听证会上，会计公司的总裁们向立法委员们承诺他们目前的系统没有问题。作为安达信国际会计公司合伙人的约瑟夫·贝拉迪诺当时在他的书面陈述中说：“（会计）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今后也将会保持这种光明的前途——只要委员会不迫使我们扮演在旧经济模式下那种已过期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关于审计员的独立问题’这一提案正在这么做。”五大会计公司还花了数百万美元，督促国会议员们用削减预算来威胁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领导层不要限制审计员的服务范围。这一游说起到了作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退缩了，接着，所有可以预见到的会计丑闻开始呈现。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这次的领导失误不仅在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在于各大会计公司，因为后者非常明白对咨询费的钟爱会危害到审计员的独立性。另外，还要归罪于政界的领导们——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在行政机构和在国会的领导者——他们缺乏冒着政治风险来站稳立场的勇气。

有些时候，领导者们在可预见的意外事件这一问题上自己套住自己。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1998年39个医药公司对南非政府的联合起诉。当时南非政府正试图通过对比进口（从价格相对低的国家进口药品）和强制许可（要求专利持有者们同意别人生产并以低价出售他们的药品）来降低艾滋病药品的费用。这些公司害怕南非政府的这一招会削弱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有效控制权。但这一诉讼点燃了全世界对这一行业的愤怒之火，公众对这些医药公司的利润率和商业行为投以批判的目光，媒体又把这些做法跟南非当时严峻的艾滋病状况进行了并列报道。作为回应，政府和非政府的组织结成了一个联盟，并最终在大众健康领域取得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豁免。由于只争取南非这一小范围内的法律诉讼的胜利，而不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处理这一问题，那些医药公司遭受了重创。

（朴锋春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