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使用谁的词语

我们正在使用谁的词语？

拥护者总是使用“风险”一词来描述风险传播沟通的领域，而反对者则极少用之。

拥护者通常说：“我们从这些人得到的狂暴的情绪反应是些什么？他们甚至都不愿去听缘由。他们只是拒绝讨论它。”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谓的“它”就是风险。而公众则把“它”看作威胁。他们会这么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觉着自己可以就这么来到这里，如何如此威胁我们的健康。我们应该就坐在这儿，听听他们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伤不了我们。”当然，接下来的话通常不堪入耳。

立法者和官员们出于风险专家的建议执行职责时，他们往往很容易被那些自感身处威胁的人们轻易说服。他们或许了解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科学根据，然而，情感——正如桑德曼所说的“愤怒”——是必须面对的强大力量，尤其是当选者要面对选民们定期的“评估”时。

“公众认知的危机会产生的一个共同的副效应，即来自公众的关注会有未需要的增长。立法、健康和安全部门经常会采取行动，随着它们的加入，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也随之而来。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比如必须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作证以及经受制定法规的部门无止境的调查，会对主管的行事风格产生如此之大的破坏性作用。”美国汽车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吉拉尔德·迈耶斯说道。

迈耶斯的说法也印证了桑德曼的观点，后者曾论及风险管理者关于公众对公司的风险评估不理解或不同意的见解。

“当决策者身陷危机时，会强烈地倾向于就‘认知’（大家都认为的发展方向）和‘真实’（他认为的方向）之间的不同展开辩论。事实上，迹象与真实之间并无鸿沟。真实是公众对演变成真的预期，并且一旦公众以某种方式抓住了真实，那它就会成真。真实就是你的顾客、供应商、银行、监管者以及公众坚信的东西。但科学的真理，能被证明的事实呢？它们此时并不适用。多数商业危机并不能反复再现或者在可控条件下进行实验室测试以证明其‘真实性’。”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风险传播沟通者应该了解公众如何考虑以及什么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在预料到愤怒和威胁而表现出的行为不应被视为无知，也不是无理性或者不合常理的。反对者经常会把其视作非常合乎逻辑的行为。

有一种行为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认知会如此强烈地引发公愤。

知觉控制理论说的是人类具备的天性，人类作为独立自主的生命有机体能控制自己，并天生主管着自己的所作所为。

知觉控制理论认为，我们把我们要求的与我们设想的事物对比，正是这驱使我们去作为的。如果两者间存在差别，我们就会着手修正这种差别，或者改变我们要求的，或者着手改变与我们要求不一致的。

“我们如何采取行动的细节并不太重要。让环境与我们要求的一致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我们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去认知我们要认知的，我们试图将遇到的干扰驱逐出去。”

如果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自己、家人以及朋友拥有良好的健康，而我们预见到某一设施将落户我们的家园附近，这将对我们的要求构成威胁，我们就会着手改变环境以使我们的预期——安全无虞——与我们的要求一致。知觉控制理论允许变更我们的要求，或者对环境作出修正，这比囿于现有环境要好。

在诉求良好健康的例子中，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是告知有批准权的当局，我们不希望该设施与我们的家园为邻，因为它有危险。一旦我们不准备改变自己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可能继续采取可能的措施，来改变局势以期契合我们的希冀——必须保障我们的良好健康。

化工生产厂商协会风险传播沟通研讨班的学员指南，或许堪称关于风险传播沟通课题的最广泛的资讯来源。它开列了一份清单，列举了风险研究者认为的社区公众关注的八类问题：

社区公众关注热点

·健康

·安全

·环境

·审美问题

·公平问题

·文化/象征问题

·法/法律问题

·公共政策问题

化工生产厂商协会指出这些关注热点的同时，也提及了社区公众的基本价值。价值是真正理解社区成员的关键，它们是社区成员需求的本质。我们该如何教育、告知公众去认知突来之“风险”的实质？一位拥护者如何将威胁的认知转化为可接受的风险的认知？

首先要通过言行了解他们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愤怒是个人或团体的需求驱使所致，而当对局势的预期与他们的利益需求不能步调一致时，反对者就一心想着如何下手以图掌控局势。

关于价值的研究已有时日。这一研究确认了个人保有的价值以及对这些价值产生消极或积极影响的因素。价值基础与引发的行为之间大都存在一个层级关系。研究者和业内人士使用一种“映射法”的技术来排列数据，以期建立一种传播沟通道路线和秩序，以与问题蕴涵的最深切的价值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