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途径

新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历程与中国经济体制形成与演变的历史以及工业化的进程密切相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历史事件的逻辑进程、体制演变的基本特征和企业管理的演进线索进行分析，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后一个时期又可以以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分成前后表现出较为明显变化的两个阶段。

本研究首先阐述对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基本认识，简略归纳并总结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途径，然后分别对中国企业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管理科学化的实践历程进行全面回顾和评价，并力图概括出各阶段的基本特征。

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角度看，企业管理科学化是企业在现代管理理论和先进管理理念指导下，适应企业运行环境和产业特性的动态变化，不断充分创新、应用和总结合乎企业经营活动客观规律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和业绩的实践过程。企业管理科学化不仅全面体现了企业在运行实践中不断实现管理能力的积累、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管理效率的改善，而且集中反映了企业家、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及其他组织成员在运行实践中锐意追求管理创新、业绩突破和组织卓越，乃至基业常青的不懈努力。

现代企业管理非常突出自己的科学性特征，一方面，它认为管理过程是反映管理客观规律的活动，既要求企业组织利用过去积累的经验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尽可能预测或发现问题，又要求企业组织能够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出一套科学的一般方式、方法和手段。另一方面，现代企业管理也注重实践性，强调其本身就是实践性极强的有效利用资源、协调要素关系、最终实现组织目标的社会活动过程。没有实践，企业管理科学化只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只有实践，企业管理只不过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因而，企业管理科学化的精髓就在于，它是一个在企业管理活动中不断揭示规律、反映规律和运用规律的动态实践过程。

依据上述认识，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基本内容可以划分为组织体制科学化、经营决策科学化、运营控制科学化和绩效测评（财务管理）科学化等四个方面。因此，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途径必然是沿着这四个方面展开。其中，组织体制包括以产权关系为基础决定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以内部权责关系和效率关系为基点决定的企业组织结构两个层面。就目前全球现代企业的管理现状而言，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途径的不完全归纳可参见表13—1。在组织体制方面，表中仅列出了组织结构这一层面。从表13—1可以明显看到，企业管理科学化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或方式十分广泛而细密，贯穿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层面，手段或工具非常丰富，既敏锐而有效地充分吸收、运用其他知识领域的成果，又注意对自身经验和知识的总结。这些不仅仅反映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复杂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现代企业的管理科学化具有广阔的实践空间，使管理创新有着几乎无限的可能性。

表13—1　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途径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企业管理是建立在基本的企业制度基础之上、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开展的活动，而企业制度又受到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因此，企业管理活动从经济运行的微观操作层面反映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改革开放前，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历程完整地体现了这一基本原理。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前工业化阶段艰难起步，在特定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工业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没收官僚资本、继承前解放区公营企业、三大改造、建立国家直接投资体制[1]，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消灭了商品经济，清除了竞争性的市场，微观经济中形成了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2]。各种企业归口隶属于各级政府相关经济管理部门，其运行完全由来自“条”或“块”的政府指令性计划指挥。1956年6月，从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分出国家经济委员会，归口各部门的企业管理工作成为国家经委的职能之一。

在这一时期，20世纪50年代企业管理的特点是在经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主义工业体制和企业制度之后，在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范围内全面、系统地引进和推行苏联的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其核心是严格计划指令下针对生产环节的生产型管理。这套管理制度和方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计划管理，推行生产作业计划，建立生产责任制度；实行技术管理，推行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制定技术标准、劳动定额、质量检查等制度；实行经济管理，建立经济核算制；进行干部、工人培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建立、健全生产指挥系统和管理机构，等等。全国在工业企业管理中主要是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模式和“马钢宪法”[3]。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那种不加分析、盲目、机械地照抄照搬苏联做法的教条主义学习态度进行了批评。同年9月，中共中央八大提出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1957年3月，党中央又决定在企业中推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民主管理。从1958年起，开始探索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道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尤其是在比较系统地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在企业管理指导思想上带来的“左”的错误，克服苏联僵化管理模式带来的弊病的基础上，1961年9月16日，党中央颁发了带有法规性质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从国情出发，第一次在中央的层面上对改进中国工业企业的管理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职责规范、根本任务和操作规程，被认为是“一部系统的企业管理章程”。

1961～1966年，在“八字方针”、“工业七十条”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和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主导下[4]，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有一定改进，企业管理逐步进入科学管理的轨道，各项管理工作水平显著提高，生产突飞猛进，许多技术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水平。

1964年8月，根据刘少奇的倡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上同意并批转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随后，中央各部委试办了第一批工业、交通托拉斯共12个，1965年又增加了3个。试办托拉斯是探索用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力求逐步减少行政管理办法，增加经济管理办法，改变条块分割、分散、重复建设的局面。这些托拉斯企业得到了一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限，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指令性计划的约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无政府主义甚嚣尘上，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企业当然也不能幸免。建国以来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基本经验被全盘否定，基本的管理制度被取消，“工业七十条”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纲领”，遭到粗暴践踏。“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拆散企业的管理机构，下放企业管理人员，销毁管理资料，从而使企业管理不仅没有能够沿着大庆油田等先进企业开辟的新途径向前发展，反而完全陷入瘫痪和混乱，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破，企业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1978年底这段时间，开始着手恢复正常的企业生产运行秩序，企业管理工作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受“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禁锢，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如故，企业只不过是在恢复“文革”前的秩序，旧体制束缚下的企业管理仍然只能是徘徊不前，不可能出现突破性的新进展。

2.“鞍钢宪法”所体现的中国企业管理特色

这一期间企业管理实践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鞍钢宪法”。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赋予鞍钢[5]，并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为核心内容的一套企业管理做法誉为“鞍钢宪法”，使之与“马钢宪法”相对立，要求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加以推行。毛泽东的批示实际上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挂帅，群众性技术革命，这是企业的指导思想；二是不同于“一长制”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企业的领导体制；三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企业的管理制度。这三方面内容的结合，就是毛泽东所希望的“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的“鞍钢宪法”。紧接着的同年6月，中央又推出了成都量具刃具厂执行和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的经验，进一步确立了“鞍钢宪法”在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中的“宪法”地位。

事实上，“鞍钢宪法”是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重要尝试，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对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合理要求。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重要经验或方法，“鞍钢宪法”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克服国有企业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调整企业内部各类人员的相互关系，消除企业内部矛盾，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应当认识到，“鞍钢宪法”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其诞生与推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更多的是“大跃进”时期政治运动和“群众路线”的产物，这也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6]。实事求是地说，就当时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而言，“鞍钢宪法”所产生的影响有限，不应盲目夸大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实际上，由于当时政治需要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恶化，“鞍钢宪法”的执行力度是大打折扣的，也并没有得到长期的贯彻落实[7]。20世纪到60年代中期，大庆油田成为国有企业管理的先进典范和新标杆，认为其能够更好地把党的优良传统和现代化大生产所要求的科学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很快取代了鞍钢的地位。

3.该时期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的基本特征

总之，从整体上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开放之时这一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权力始终高度集中在各级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手里[8]，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一律听从来自其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指令性计划。企业不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只不过是政府经济主管部门的附属生产单位，真正独立承担经营责任、自负盈亏意义上的企业并不存在，更不用说现代企业了[9]。在这样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和企业运行特征下，对这一时期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的基本特征可以做如下判断：

第一，企业缺乏基本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严格的规范意义上的现代企业管理。对于在数量、规模和功能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有国营企业而言，任何管理制度的变动和管理方法的引入，几乎都是由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通过发文件、抓推广、促落实、勤检查的行政计划和命令方式，从上而下地统一部署、一致行动地进行，甚至成为在国家层面上由中央政府推动的某种群众性运动。

第二，从微观的企业层面看，企业自觉自愿地、主动地进行管理科学化的实践活动基本上无从谈起。尽管在这一时期，个别企业或个别行业的员工在围绕企业运行中生产制造环节的管理创新或技术创新方面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例如，在纺织工业中曾出现过“郝建秀工作法”、“赵梦桃工作法”等，但都是受到相当大局限的局部性管理创新实践，难以上升到管理科学化的层面，并且多数蜕变为满足某种政治需要的工具。

第三，由于生产实行指令性计划，生产资料统一调拨，产品统购统销，企业管理活动仅仅局限于计划控制下的生产制造环节，基本上是传统的基础管理方法，例如普遍采用工时测定和工序控制来提高工时利用率和产品质量等，管理科学化的实践空间极其有限。

严格的规范意义上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历程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这时，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替代，对外开放使工业化过程得以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企业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方式逐渐发生变化，企业管理的范围、内容和特性也随之变化。

1.配合企业恢复性整顿的企业管理启蒙运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工作百废待兴。针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党中央很快提出了对企业进行恢复性整顿的任务，企业管理成为整顿中的重要内容，要求尽快把企业管理工作引入正轨。1978年7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为企业恢复管理秩序和科学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据。紧接着的12月，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为了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其中要求与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相适应的企业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特别强调了要使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在采取现代化管理方法方面，创造出若干个先进的典型企业。

开始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一个拖后腿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不会管理。技术落后，管理技术水平低，在工业上是个很突出的问题。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很重要。

此时，恢复和整顿企业管理面临的首要困难居然是企业管理基本知识和管理人才的匮乏，普及管理知识成为当务之急。因此，1978年10月国家经委得到恢复以后，立即承担起管理培训的任务，推动企业管理重新启蒙。1979年3月，国家经委举办企业管理培训干部研究班，这是新中国企业管理培训史上首次以国家层次命名的企业管理培训班，标志着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管理培训的开始。1979年，全国职工教育和培训人数达1000多万，其中进入各种短期培训班的人数有500多万。此后举办的中美管理培训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98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在规范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职工教育和培训。

针对当时正常生产秩序混乱，质量管理薄弱，产品普遍质量不高的状况，开展全面质量管理（简称TQM）活动成为整顿和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工作的切入点之一。机械工业部首先于1978年9月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把全面质量管理从美、日等国引入了中国。从此，TQM在机械行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后，专司TQM推进工作的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于1979年成立，进一步推动了TQM在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中的迅速开展。1980年3月18日，国家经委颁发了《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全国几百万职工收看并参加了考试。后来，TQM又在乡镇企业和服务行业全面推广。20世纪80年代，国家还组织了评选优质产品（即金、银牌产品）、企业质量管理奖和优秀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等活动，使TQM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高潮[10]。

整顿和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工作的另外三个切入点分别是企业标准化工作、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成本管理。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于1979年3月3日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11]，协助国家经委推动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工作。此后，中企协组织各相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企业调查研究和管理经验总结，组织了多批国内外专家到企业咨询诊断和交流推广国内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提出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

从总体上看，企业管理的恢复性整顿工作是围绕调整产品结构和服务方向、节约能源、企业挖潜和技术改造等调整措施进行的，并且与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体制性改革步伐相适应。1985年年底，全国范围内的企业全面整顿工作圆满结束，企业管理工作的重点开始全面转向企业管理现代化。通过全面整顿，恢复和强化了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促进了各项专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为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科学化创造了条件。

2.企业管理模式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

中国企业制度的变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着手的。1978年第4个季度，四川省首先在6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试点。从1979年起，试点企业扩大为100个。自国务院1979年7月13日下达五个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文件后[12]，全国有26个省、市、自治区在1590个工业企业里进行了试点。随着企业扩权试点的发展，人们更多地遇到经济责任方面的问题。于是改革的视野又逐步向经济责任制方面扩展。这一改革从1981年春季开始，由山东省率先在企业中试行。主要围绕国家同企业之间、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贯彻联产承包、按劳分配的原则。此后，首都钢铁公司创造了一整套实行经济责任制的经验。从1983年开始，全国又分两步对国营企业实行了利改税的改革。

这些企业制度的改革以及围绕企业改革进行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企业管理的领域突破过去所局限在的生产制造环节，向整个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延伸，从而推动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化。

198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并推广了江苏省常州市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10条规定的经验，希望各地区、各企业予以效仿。随后，许多地方政府借鉴常州的经验，在简政放权方面采取了新的措施。在这种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扩大企业自主权力得到落实的情况下，许多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形成了新的生产力，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为了发展企业扩权的良好势头，1985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个《规定》提出搞活国营企业、发挥企业自主功能的14条措施，更为具体地贯彻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搞活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要求。从1985年起，在改革分配制度上，通过落实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分配制度的改革试验。其中包括企业工资总额同上缴利税挂钩，按比例浮动，国家对企业工资进行分级管理，对工资、奖金突破限额的企业开征工资调节税和奖金税等。

1986年，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抓管理，上等级，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并要求加快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步伐。为此，国家经委专门制定和颁发了《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奋斗目标、基本内容、实施途径和政策措施等，为中国实现企业管理现代化设计蓝图，勾画了轮廓，理顺了思路，明确了方向[13]。继企业整顿之后，一个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与管理现代化，努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战略行动在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国有企业中广泛而深入地展开。

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颁发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三个条例，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在颁发三个条例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实行厂长负责制，必须保证厂长在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突出厂长在行政指挥中的作用。

198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执行改革劳动制度几个规定的通知》，而后又陆续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从当年10月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招收新工人全部实行合同制，迈出了劳动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对职工实行待业保险制度，以便为企业启动辞退职工的机制做好准备。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指出，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内部职工工资、奖金分配的具体形式和办法，以奖勤罚懒，更为实际地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这对于克服“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弊端起了积极作用。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并维护了企业的自主权利，有力地推动了企业扩权改革的发展，在一些重要企业中开始形成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经营机制，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探索企业管理现代化、科学化的实践逐步成为企业自觉自愿的行动。

3.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现代管理方法

这一阶段，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思潮开始竞相涌入中国，中国企业开始大量接触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现代管理方法，并加以借鉴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日本和韩国企业在学习美国企业管理的基础上，通过结合自身民族文化的特性以及自身的不断创新，创立了众多独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技术，而日本、韩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成为中国企业优先进行学习和交流的对象。一些世界著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投资，使中国企业直接感受到经营管理上的巨大差距。与此同时，外企也逐渐感受到管理本土化的重要性。

为了引导企业正确地学习和借鉴外国管理经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于1983年1月召开了“借鉴外国管理经验座谈会”[14]，对学习借鉴外国管理经验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和论证。1984年初，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整顿好的企业要把重点转到企业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化上来”，“逐步实现技术现代化、管理现代化、人才现代化”。国家经委紧接着在1月份召开了“全国第二次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总结并提出了企业管理现代化的“五化”内容，即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组织现代化、管理方法现代化、管理手段现代化、管理人才现代化，并推荐了18种在实践中应用效果较好、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如价值工程、网络技术、目标管理等[15]，确定了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气轮机厂等20家企业为全国第一批管理现代化试点企业。

1981年，沈阳第一机床厂引进了第一套MRPⅡ软件。1990年前后，ERP逐渐取代MRPⅡ，成为企业管理中主流的管理软件系统。

1982年冬天，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的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使中国商业企业大开眼界，开始关注先进的市场营销理念和学习科学的营销方法。

1984年，中国第一个聘用外国专家采用国际标准应用项目管理进行建设的水电工程项目，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进入中国，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6]，1992年在天津注册成立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在手机业务崛起之前，摩托罗拉的BP机业务从中国市场中收获颇丰。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摩托罗拉有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本地化的程度很高，这并不仅仅指本地采购、生产、研发等有形的东西，更多的是指企业文化、市场策略以及细微到在待人接物上给外界的感觉，曾有业内人士感叹说，摩托罗拉是个最像国企的外企；其二，无与伦比的政府关系，摩托罗拉两任中国总裁都是逢人必说，作为来中国发展的外企，摩托罗拉是“先做人，再做事”。这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所以摩托罗拉在很多事情上享受着特殊的国民待遇。因而，摩托罗拉很快成为进入中国的许多跨国公司的榜样。

1988年，中国正式在医药行业企业中推广GMP、GSP标准，标志着医药业全面质量管理的开始[17]。此后于1992年和1998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1990年，麦当劳进入中国。不过，麦当劳不仅仅是一家餐厅。在全球麦当劳的整个制度体系中，麦当劳餐厅的营运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麦当劳工业化的快餐制作包括食品原料基地的建立、食品质量检验以及高效的食品储运分发等重要的流程环节。先进的管理体系使得麦当劳的质与量得以有效保证。而中式快餐店在整个流程管理控制方面的欠缺，导致了与洋快餐在质量控制方面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麦当劳的平均营业额是中式快餐店的160倍。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局面，世界各国的著名跨国公司加大了进入中国的步伐，在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联想、方正、长城等刚刚完成创业的国内企业也纷纷敞开胸怀，拥抱国外品牌，像联想代理AST，方正代理DEC，长城与IBM合资等，都为这些国外品牌抢占市场立下赫赫战功，而这些企业自身也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营管理经验和资金，逐步建起自主品牌。

4.该阶段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的进展

多数当今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在这一阶段纷纷诞生。这些企业不是经过艰苦创业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进一步扩张做好了准备，就是通过对原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改制、改组和改造完成了体制上、机制上的变革，为摆脱体制束缚参与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并且在管理科学化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地步伐，开始了有益的探索。一批锐意改革，具有战略视野、市场眼光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开始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1991年，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调研小组到海尔参观考察，发现了海尔人独创的日清日高管理方法，也称OEC管理法。正是这样的管理方法创造了海尔奇迹[18]。具体地说，OEC管理模式意味着企业每天所有的事都有人管，比如擦玻璃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但车间、办公室的玻璃，就连材料库的1964块玻璃，每块玻璃上均标有责任人。海尔的当家人张瑞敏认为，需要创建一种管理机制解决管理细节问题，这一机制同时还要具备下述功能：领导在与不在，企业照样良性运转。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企业管理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大多数企业已经初步树立起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市场观念和用户观念，并开始将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约束机制引入企业，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增添了动力和压力；企业的领导者已开始从过去的行政干部型向经营管理者、企业家转变；企业领导体制由党委一元化领导改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由过去比较单一的直线职能制向多元化组织形态转变，企业管理的重点也从对物的管理为主逐步转向以聚集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为重点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管理。

在企业管理科学化方面的初步探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应用单项现代管理方法发展为多项现代管理方法配套应用，从企业管理的某个环节、某个子系统的局部优化发展为多个子系统乃至整个企业管理系统的优化，例如全面质量管理的普遍推行，就大大提升了整个企业体系的科学管理水平。二是在现代管理方法上有所创新和提高，不少企业在学习和运用国外现代管理方法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更加适合于自身情况的新的管理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先后涌现出的综合性的优化管理方法、专业性的单项管理方法、基础性的现场管理法有数十种，尽管许多方法不够成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但代表了中国企业管理方法的应用水平和发展方向。三是随着技术的引进与革新，计算机应用已逐步从生产、设计领域扩展到管理领域，在一些起步较早的行业和地区，大中型企业应用计算机进行企业管理的已达90%以上，其中，一些应用水平较高的企业已经初步建立起管理信息系统，从辅助一般管理发展到辅助经营决策。

5.该阶段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的基本特征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的过渡，对任何一个中国企业都意味着一种全局性的本质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充满着大量的机遇和挑战，而企业自身体制的变革使企业真正以一个独立的经济活动主体看待管理问题、从事管理实践。面对体制变革和运行环境的变化，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拓展管理的范围，丰富管理的内容，同时每个企业也都有把握住市场机会，通过管理创新一举超越同行确立竞争优势的可能性，尽管这时的管理创新有可能不过是某种率先模仿。对这一阶段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不算长的管理重新启蒙时期。通过企业“集体”学习，重新普及企业管理知识，使企业管理恢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打开国门后，大量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和科学管理方法的引入和介绍，使中国企业管理工作者如梦初醒，感受到巨大差距，深受启发，认识了科学途径，拓展视野，明确了追赶目标。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管理人才以及未来的本土企业家也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管理启蒙运动中受到教育和激励。

第二，管理科学化仍然是国有企业唱主角的舞台。在这一阶段，以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拨改贷等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是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伴随企业制度改革而推进的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也主要是围绕国有企业展开。与此同时，一些今天处于管理科学化前沿的民营企业抓住了创业和发展机会，实现了资本、人才和管理知识的积累，为大规模开展管理科学化实践创造了条件，做好了准备。

第三，追踪、学习、模仿是企业管理科学化的主流。这一时期是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进程中的全面学习模仿阶段。在企业管理方面，面对因历史原因与西方同行之间产生的巨大差距，奉行“拿来主义”成为尽快缩小差距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完全有必要借助人类智慧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结晶，站在他人的肩膀上重新起步。尤其是在具体的企业管理活动中，操作性、流程性的西方科学管理方法和技术是完全可以借鉴并采用的。当然，例如海尔这样的少数领先企业在学习、模仿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具有赶超意味的管理科学化实践。

第四，政府倡导、推动仍然是企业管理科学化的主要方式。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在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中继续起着主导作用，企业管理变迁是强制性和准强制性的。政府发布相关文件，统一规范和步骤，企业全面推广实施是管理科学化实践的基本路径。先进管理方法的引进、实施，往往由政府通过选择试点、总结经验、树立标杆、普及推广的模式予以推进。针对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改革、发展和管理现状，这样的企业管理科学化推动模式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主动性，也反映出这一阶段由于企业仍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生能力，自觉进行管理科学化实践、创新的动力普遍不足。

第五，企业管理科学化内容逐步丰富和完善。随着企业体制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管理活动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制造环节，而是面向市场顺应整个运行环境的变化，从单纯的生产管理转向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管理。从而，企业对管理科学化不仅有了现实的需求和可能，推动企业管理科学化的范围和内容得到极大的扩展，而且管理科学化创新的实践空间空前地增大了。

从1993年开始，中国企业全面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期初步工业化的实现，使中国工业增长的制约因素从过去的供应能力不足历史性地转变为有效需求的限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成为进一步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企业不得不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这些变化都要求企业管理向全面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

1.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引领管理创新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并明确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是十几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经验的结晶，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以此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由“放权让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政府对公司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进入“九五”以来，许多企业面向市场，转变观念，抓企业管理，苦练内功，坚持“三改一加强”[19]，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管理新模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邯郸钢铁公司“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目标成本管理成功经验，由国务院专门发通知在全国推广，产生了强烈反响，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企业抓管理的自觉性和市场意识都有所增强，管理科学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央政府选择了100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到1996年底，5000多家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公司化改造，少数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上市交易。

1999年9月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为此，国家经贸委组织了大规模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人“双基”培训[20]。

党的“十六大”以后，国有企业加快了股份制改革步伐。来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表明，截至2003年底，在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2514家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近60%[21]。

2.企业管理与尝试与国际接轨

1996年，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了重振昔日“中国第一店”的雄风，聘请了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为其设计集团的主业连锁经营方案；同年，请安达信咨询公司开发了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1997年，请麦肯光明广告公司进行了市场营销和广告总体策划。随后，在遭遇了几次挫折之后，它不得不偃旗息鼓。

1997年，华为集团在引进IPD（集成产品开发）技术时，为了保证能够将国际先进的管理体系不走样地移植过来，总裁任正非斩钉截铁地做出规定：“5年之内不许任何改良，不允许适应中国特色，即使不合理也不许动。5年之后把人家的系统用惯了，我可以授权进行局部的改动。至于结构性改动，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这便是任正非著名的“三化”理论：“先僵化”接受，“再固化”运用，“后优化”改良。

1998年秋天，如日中天的实达各项业务全面出击，销售业绩却开始滑坡，管理层顿感多产品营销管理力不从心。为此，总裁叶龙以300万元的价码请麦肯锡为其设计了几套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方案，叶龙选择了其中一个大胆的，但难度更大的在实达予以实施。然而，这个符合国际性企业管理体制潮流的方案最终遭到了失败。从1999年1月1日体系运行到1999年5月宣告失败，实达又回到了方案运行前的状态。

KPI管理模式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先进管理模式，自1999年正式引入我国后，受到国内企业界的普遍关注和欢迎，一些国有企业率先在KPI管理模式方面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KPI管理模式通过对关键业绩指标的考核和管理来评定和改进员工个人、所在部门及企业整体的综合绩效。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中国市场已成为国际大市场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要求你有国际化的眼光和立场，遵循国际规则，参照国际惯例直接面对和参与国际竞争，逼迫中国企业尽早应对。这也为跨国公司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企业自身发展规律进入中国投资经营进一步铺平了道路。对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日益成为其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002年以来发生的每一个中国企业重大并购事件，几乎都与国际资本市场相联系，那种孤立地由政府来安排企业重组方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国内较早推行六西格玛的企业，中兴通讯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引入六西格玛，2002年作为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全面实施，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等企业也于2002年前后引入六西格玛管理方法。此后，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很快在国内机电制造行业中得到普及应用。

3.信息化提升企业管理科学化水平

随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用信息技术推动企业管理科学化成为时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央政府的倡导和部署下，中国企业开始了管理信息化建设。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管理信息化的方向。

2000年1月，国家经贸委、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决定共同发起“企业信息化工程”，并成立全国企业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职责是加强对企业信息化工作的规划和指导，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同年1月26日，国家经贸委、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在北京召开企业信息化推进大会，正式启动“企业信息化工程”，旨在通过推进国家重点企业的信息化，典型示范，全面引导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2001年11月，国家经贸委、信息产业部在联想集团召开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工作现场会，总结了联想、海尔、斯达三个典型企业的经验，进一步要求以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和企业管理创新。此后，宝钢的信息化建设经验也受到推广。

2003年，中国企业界加大了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全年大型企业信息化投入平均为2208.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1%，在总投资额中，硬件投入占60.8%，软件投入占29.9%，IT服务投入占9.3%[22]。企业信息化资金投入逐步由“重硬轻软”向“软硬件并重”的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不少中国企业在信息化中开始采用“IT外包”的方式。这是企业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表现，也是重视企业信息化投资回报率的表现[23]。企业信息化的投资由“盲目跟风”转向“脚踏实地”。

2003年，一汽大众初步建立起了从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全过程的ERP信息化管理模式，实现了从内部财务信息和业务表现数据的有效整合以及可以延伸的协同商务平台，为今后加大国产汽车自主品牌的研发打下了良好基础。

目前，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在重点企业中基本普及；计算机监控技术在化工、建材、造纸、冶金等到企业中广泛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在全国大中型企业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

4.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前景备受全球关注

自1994年下半年以来，各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统一协调管理其在华投资企业，最终实现投资管理的系统化。以后又蜂拥而来，在中国建立独立的研发中心或研发实验室。

1997年，美国《家电》杂志公布全世界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家电企业，海尔超过GE、西门子等世界名牌，名列榜首。1998年3月25日，张瑞敏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坛，“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的案例正式写进哈佛大学教材，中国企业以成功的业绩使其管理方式受到世界的关注[24]。1998年11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亚太地区声誉最佳的公司评比中，海尔位居第七，是惟一进入前十名的中国企业。2000年5月19日，美国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财富》杂志集团等评选“全球最佳营运公司”，海尔是亚太地区企业惟一得主。2004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1016亿元，成为中国首个规模过千亿元的自主品牌。2005年4月，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世界品牌500强》研究报告，海尔排名第89位，是惟一进入世界品牌百强的中国品牌。

2004年6月，一周之内，有“世界第一CEO”之称的GE前CEO杰克·韦尔奇与中国企业领袖进行了尖锋对话和战略大师波特的演讲。接着，美国首任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飞抵北京，她要求中国外资企业按国际惯例提高员工待遇，许多中国人从她那里第一次听说SA8000——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权益保障体系。至2005 年2月，54家中国企业获得SA8000认证。

2005年3月，“2005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表彰了第十一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大会由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共同主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大会指导单位。大会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管理创新”并以此作为会议主题。

2005年5月，联想集团完成对IBM笔记本电脑业务的收购，在管理科学化方面意味着中国大企业能够直接借助跨国公司成熟的管理平台，尽快在全球经营中缩小差距。同月，美国《财富》杂志第三次在中国举办全球论坛，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高层管理者前来交流。

5.该阶段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的基本特征

这一阶段，中国企业的管理思想、体制和组织等方面都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陈旧管理观念已经逐步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企业管理观念所取代。大多数企业经营管理者已经初步具备现代市场导向观念、无形资产观念、经营创新观念、质量效益观念、经营风险观念、人才观念和法制观念。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从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也是一种剧烈的变化，企业生存和发展竞争加剧，要求企业从管理科学化的创新中要效率、要业绩。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在这一阶段有如下明显的基本特征：

第一，组织体制科学化进展迅速。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过改革、改组和改造转变为现代公司制，一大批大中型民营企业也开始了从“家族制”向现代公司制的转变，尝试建立起规范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方面，不少企业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放弃了应用多年的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采用了事业部或矩阵式的现代管理组织形式，把企业建设成学习型组织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共识和具体行动。

第二，中国企业管理的方法与标准与国际逐渐接轨。经过短暂的中西融合的过渡，企业管理方式与绩效往往以国际先进水平为标杆，并在迅速向其靠拢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本土化，更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环境。先进的企业管理的方法与国际标准在企业中得到普及性应用，并取得初步成效。制造业中有少数领先企业在管理科学化方面已经逼近世界先进水平，个别企业已经跻身世界级优秀企业行列，成为中国企业的杰出代表和学习标杆。

第三，企业自身推进管理科学化的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管理变革的推动力量、主导力量由政府向企业转移，诱致性变迁明显增强。随着自生能力不断提高，企业要求发展的主动性、自觉性也体现在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中，政府倡导、推动的模式逐渐淡出。企业管理科学化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精细化、规范化，在管理规范的共同平台上日益突出满足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管理科学化个性。

第四，管理科学化的自主创新与模仿并存。通过学习、模仿、消化和提炼，企业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科学化经验，管理方法不断创新、优化。这些创新方法在讲求系统整体优化，强化控制功能，实行规范化管理，加强生产现场管理以及重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成效，标志着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进程从全面学习模仿阶段进入了以方法创新为突破口的快速追赶阶段[25]。

第五，利用信息技术推动企业管理科学化。从企业内部来看，已经由局部信息化向全局信息化发展，信息化应用正从基础系统应用向综合系统应用过渡。经过几年的发展，企业对信息化的理解逐步深入，企业不只关注一些基础系统应用，而是更加注重提高企业的整体信息化水平，在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物流的各个环节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并注意系统的协调反应情况，实现企业信息化。总体上看，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还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整个程序所依赖的管理思想、最佳业务实践、最优化模型仍需要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环境和管理水平本土化。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还有一段艰难的探索历程[26]。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目前，中国企业在整体上正行进在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过程中，处于快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阶段。其中，制造业中的企业更为突出，一些领先企业已经在探索从传统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管理向着眼于产业链、供应链或价值链整合的管理转变，少数企业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受到全球同行的尊敬，并且有希望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形成实现赶超的企业群体。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实践已经成为世界企业管理实践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其光明前景也日益受到全球关注。这样的实践历程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完全一致。

面对环境的急剧变化、新的形势和发展要求，中国企业自觉开展管理科学化的动力不断增强，能力继续提高。任重而道远，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应当敏锐地把握时代给予的机遇，继续保持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努力探索、持续创新，使管理科学化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同时为丰富世界企业管理科学化的实践和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1]“三大改造”即1953年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开始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于1952年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将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并列。195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维汉的报告，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的基本方针。

[2]以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工业为例，在1957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比重53.8%，集体所有制企业占19.0%。在1978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比重77.63%，剩余22.57%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占有，而非公有制工业企业早在1962年就已经完全销声匿迹。

[3]“一长制”模式即厂长责任制。“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沃托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马格尼沃托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是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对工厂的管理是建立在“专家治厂”的基础上，有一套完整的、严格的规程、规范和标准，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4]1960年冬，为消除“大跃进”运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

[5]“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改革和改进上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6]当时的背景之一是，1960年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接近公开化，《鞍钢宪法》是对苏联的《马钢宪法》的否定，也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否定。

[7]在学术界，对“鞍钢宪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近年来仍存在激烈争论。代表性的文章有：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高华：《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4期；戴茂林：《鞍钢宪法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等等。

[8]尽管其间企业管理体制经历过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的转变以及若干次企业隶属关系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下放和上收。

[9]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提出“中国不存在企业”的论断，代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特征和运行状况的一般判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触到了当时中国企业问题的实质，曾引起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响。

[10]20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办的金、银牌产品和质量管理奖企业评选停止，在政府引导下，企业又把兴趣和注意力转向了贯彻实施ISO9000族标准和质量体系认证，掀起了认证的热潮。

[11]后来更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

[12]这五个文件分别是：《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加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加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加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

[13]此后，国家经（贸）委还先后制定和颁发过“八五”《企业管理现代化纲要》和“九五”《企业管理纲要》。

[14]后来被称为“全国第一次管理现代化座谈会”。

[15]又称为现代化管理“十八法”。

[16]正是在这一年，摩托罗拉公司首创了六西格玛质量策略。作为全面满足客户需求的关键经营战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种建立在测量、试验和统计学基础上的现代质量管理方法逐渐被众多一流公司采用。

[17]GMP是英文“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一词的缩写，中文翻译为《药品生产质量规范》。GMP自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问世后，陆续在世界各国制药企业中得到广泛的推广。40年来的实践证明，GMP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先进的科学管理制度，特别对消灭药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混淆和差错的隐患，保证药品质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18]其实这时被称为“海尔模式”的OEC管理方法在海尔早已不是新闻，在海尔冰箱厂这种方法已推行3年多了。

[19]即国有企业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这个中心，开展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等四项工作。

[20]“双基”即上述《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和WTO的基本规则。

[21]“坚持国企改革方向规范推进国企改制”，《人民日报》，2004年9月29日第六版。

[22]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04）》，第65页，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23]从资金平稳度角度来讲，传统的直接采购往往给企业的流动资金造成压力，这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在搞信息化时面临的障碍。信息系统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可能有上千万元，对投资方的冲击很大，企业的业务运作和资金运用就会表现得不平稳。而采用“IT外包”的方式，可以在3～5年之内平均投资，每年的投资量可控制，容易得出未来的需求量和成本量。

[24]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登上哈佛讲坛，中国企业管理经验第一次被写入哈佛案例。

[25]一些企业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客观情况变化的要求，从过去局限于对单项现代管理方法的实施，转向多种管理方法的综合运用；从单纯应用现代管理方法，逐步发展到“五化”（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组织现代化、管理方法现代化、管理手段现代化、管理人才现代化）并用，共同作用于各项管理功能，形成了满足自身需求的企业管理整体优化模式，为进一步建立现代化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26]例如，尽管国内企业实施ERP的整体环境已有所改善，但在企业中完全成功地发挥ERP功能的比率并不高。“不上ERP等死、上ERP找死”仍是业界流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