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方法论的辨析

管理学方法论的辨析

罗　珉

（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4）

［作者简介］罗珉，1954年生，男，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　要］本文认为，管理学方法论的多样性一方面是由管理学探究对象——组织及其管理活动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受到各种文化、知识传统的影响，因而每一种方法论都不能自诩把握了整个组织及其管理的真相或全貌，更不应该将特定的视角普遍化为全知全能的视角。

［关键词］管理学；方法论；反思与批判；多元化方法论

管理学方法论（Management Methodology）属于基础工具理论研究的范畴，而基础工具理论研究的深度，今天已经成为衡量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标志。管理学方法论主要是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管理学方法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所以它既有“元管理学”（Metamanagement）的性质，又具有科学哲学的性质，它属于与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语言论相联系的一个独立学科。管理学方法论与管理学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关联又互相区别、互相作用又互相促进的。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表现在：管理学方法论为管理学提供一般原理和概念构架，而管理学也为管理学方法论提供概念、方法和材料。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管理学所强调的是对特殊现象的观察，根据事物起作用的方式即根据自然规律和人类行为规律对它们进行分类；而管理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是一般研究法则和方法论。

今天，管理学这一人类智慧结晶的产物，已经深深地镌刻和内化于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然而，在基础工具理论研究方面，管理学“与大多数其他学科相比，管理学只能算是刚刚踏上历史舞台”。可以这样说，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管理学基础工具理论研究才进入起步阶段。

在管理学领域中，之所以存在不同种类或学派的管理理论，都是与建构管理理论的思维方式或方法论有关。实际上，这些方法论的数量繁多，都是以特定的视角和层次看待和分析管理问题。作为管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工具性理论——方法论是管理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它包括方法论或者说是各种理论的研究方法。由于方法论在管理学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近几十年间发展迅速，因而对它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管理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分类

在追溯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的发展历史时，人们很快就会碰到这样一个事实：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不只是把兴趣集中于单独的理论或孤立的局部问题，相反，他们所关心的是相当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在各种不同的管理理论流派中，研究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方法或方法论也有所不同，对管理的含义和理解也不尽相同。

因此，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不同，就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管理理论流派的天然尺度（The Natural Criteria）或评判单位（The Unit of Judgment）。这些不同管理流派常常围绕着某些管理问题，还没有做详细解释就先说出来了，即是由在特定的主导思想下的方法论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方法论是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的天然尺度或评判单位。

英国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Burrell and Morgan，1979：1）认为：“所有的组织理论皆根植于科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之上。”依此假定，管理学方法论主要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代表着管理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是有关管理学本质的假定，并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与方法论的相关问题。上述“四论”的问题皆能以从客观到主观两种表达方式回答。第二个维度代表着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这个维度反映了有关社会（组织）本质的假定和社会学中所探讨的主要论题（秩序与冲突的争论）的基本区别。

从管理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来看，可以分为从客观到主观两种表达方式，即对管理学本质属性的解答归类后形成了“主观与客观表达方式：从以强调人类事物主观本质的德国唯心论到以运用自然科学研究程序于人类行为分析的社会学实证论”。主观表达方式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认为人可以创造、修正并诠释世界而使其发现自我”。而客观表达方式是寻找“解释并掌控所观察到的实体的普通法则”（Burrell and Morgan，1979：3）。从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来看，可以分为从“稳定的管理学”到“急剧变革的管理学”的两种表达方式。前者强调作为整个人类体系基础的秩序，后者则为社会的激进变迁寻求解释。

这两根轴线汇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四个不同的象限。管理学方法论就可以分为职能主义方法论（Functionalist Methodology）、诠释型方法论（Interpretive Methodology）、激进的人本主义方法论（Radical Humanist Methodology）和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Radical 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Burrell and Morgan，1979：3）。

图1　方法论分类图

（一）职能主义方法论

职能主义方法论也称为实证主义方法论（Positivist Methodology），它认为管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Experiential Science），必须观测现实世界以弄清这些概括、推断、臆测是否符合事实。职能主义方法论主张，管理学理论要依靠可以由实证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管理学应具备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的特点，这样管理学才具备可推广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ation）。所谓的外部效度，是指管理学研究者论证组织及其管理世界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可推广性，也就是适用于其他对象、情境、时间和空间以及观测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程度，或者可以看成是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之后，希望能对同类事物加以有效解释、预测与控制，即研究结果能推广到某种总体的有效程度。

职能主义方法论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非批判性（Non-critical），因为人们无法质疑正常的假设条件和合乎逻辑的答案；二是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看成是一种可以脱离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生命的具体实在（Realities），并且深信理论有能力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进行重构。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职能主义方法论信奉着这样一种假设（Hypothesis），即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客观的、实在的和个体的，而管理学家只有独立于这个世界，才能如实地记录和积累有关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各种事实。因此，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客体的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应当是分离的，这样才能使研究者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使研究的结果具有客观真理应当具有的客观性，具有假定的普遍主义（Presumed Universalism）的意义。

这种方法论主张，万物皆有职能或功能，都要指向于某种终极关怀。所有事物都是有条不紊的，其组织及其管理的秩序应当首先得到认同。管理学家的责任仅仅只是去发现指导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结构内部的规律。

从组织理论的视角看，职能主义方法论一再追问的是，如果组织及其管理的存在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和改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与效能呢？因此，职能主义方法论始终把努力的目光放在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与效能上，无论是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对组织效率与效能的研究，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所热衷的交易成本模型，都把重点放在组织自身的效率与效能上，而把组织与环境、组织与组织内外复杂的社会关系等复杂的社会现象抽象掉，或者是将其简化为一组可控的约束条件。

严格地说，在职能主义方法论中并不存在一个观点统一、结构缜密的完整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职能主义方法论是一个学派林立、观点并不集中的理论集合群。但是，这些表面看似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方法论，却在很多方面“共享着相同的职能主义假设”（Functionalist Hypothesis）。这些假设归纳起来，可以说是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经验主义、行为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一般系统理论。现行的组织及其管理理论，绝大多数都属于职能主义方法论。威廉·福斯特（Foster，1986：118）认为：“绝大多数的西方传统组织理论都能毋庸置疑地划归到职能主义方法论之内。”

（二）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

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也称为规范方法论（Normative Methodology），它强调以客观性（Objectivity）、规范性（Normalization）和概括性（Generalization）为特征的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规范方法论的研究目标是回答“应该怎样”或“应然”（Ought To）问题，力求构建一种规范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架构（Conceptual Framework）。

从这个意义上讲，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同职能主义方法论分享了某些相同的假设，特别是组织结构是“外在的”、可以研究的这一点上，它们相当一致。但在宣称这些结构具有物质利益并成为了统治力量这一点上，又背离了职能主义方法论。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主张，组织及其管理世界并非是秩序井然的、和谐融洽的，而是充满着利益的矛盾与斗争，正因为如此，该方法论往往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那些因制度原因而产生的种种管理问题上。

从管理学或组织理论的视角看，结构主义方法论与目的论（Teleology）有着相同的一面，这就是强调组织及其管理有其存在的自我价值，突出组织发展的目的性，强调战略选择对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与效能的影响，突出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强调人在选择与利用组织、管理及其制度来服务于自己。在如何解释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问题上，目的论认为，某种观念的目的是预先规定事物、现象存在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原因和根据。然而，一个尴尬的事实是，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像是一个自组织的主体，有着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的轨迹，原本作为人的手段设计出来的组织及其管理有逐渐脱离人的控制的趋势，甚至成为人的对立面。

因此，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特点或框架强调的重点是重视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局势，如特定生产模式下的组织的正式科层制结构、管理制度、决策模式和工作程序，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主观机制（如意识）。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唯实论（Realism）。唯实论认为，我们之所以可以在许多个别事物间看出它们在某个方面是一致的，理由很简单，那是因为客观上有“同样的一个东西”，同时出现在这许多事物身上，或同时被这许多事物所“展现”。唯实论者因此将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区分成两类：一种是“整个儿”同时只能出现在一个空间区域的东西，叫做“殊相”（Particulars）或个别事物（Individuals）；另一种则是“整个儿”能够同时出现在许多空间区域的东西，叫做“共相”（Universal）。^[1]唯实论认为，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中除个别的东西外，还存在着一般的规律性。在较为严格的唯实论者看来，一般先于个别，个别是由一般分化而来的。组织及其管理世界存在于个人的感知之外，它是由坚实的、有形的、相对不可改变的结构构成的真实世界。组织及其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实在，它存在于个人之中。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只能由抽象的、普遍的本质加以说明而不能归结为个人因素。因为组织及其管理中存在着集体意识、集体特征，它们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客观事物。唯实论者重视整体研究，主张摒弃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作客观的描述。对管理学的研究者来说，唯实论最鲜明的特点是它无条件地支持本质论，其精髓就在于个人、群体、组织都可以被合法地认为它们有自己的真实性。

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管理学研究之所以采取唯实论的立场，是因为管理学家希望通过研究与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相关的规律性及彼此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中已经发生的事情，预测组织中将要发生的事情。

（三）诠释型方法论

诠释型方法论也被称为“后实证主义”方法论（Post-positivist Methodology），它是运用直觉判断和个人洞察力获取知识的思辨方法（Speculative Approach），它着重个人的主观感受，认为社会现象实际上为个人主观经验。

诠释型方法论强烈主张，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毋宁说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是主观或共享主观（Inter Subjectivity）的产物，是一个为他人所共享的理念，所以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及其管理现实问题。

诠释型方法论强调，个体是实在的，而指引行为的是那些共同的决定和共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大多数事情就是不断地建构和解释意义。在该方法论看来，管理科学原本就是由导致社会建构的常识（General Knowledge）实际所组成，管理学家作为观察者的作用就在于试图理解常识概念和作为人类交往基石的那些内在假设。管理学研究者的身份不是观察者（Observer），也不是观察者身份的参与者（Participant-as-observer），更不是组织及其管理的立法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或是以参与者身份出现的观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是科学共同体中实践社群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肯尼斯·贝利（Bailey，1994）所言：“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是他所正在研究的现象的参与者，而社会科学家则是。”

诠释型方法论批评了传统管理学不假思索地采取偏重于狭窄的归纳法的实证主义方式，他们主张直接调查个体的理解、他/她的行为和经历。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解释这个世界，从管理学者自己作为股东和行动主义者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的立场，在复杂的动态的关系中不断地形成和再造我们的未来。在他们看来，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管理学者被迫与它产生联系的世界，管理学者被迫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管理学者应当适应并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从而形成一个不同于管理学社会建构论者所认识的理性的、客观化的语境世界。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诠释型方法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唯名论（Nominalism）。唯名论认为，现象是通过个人的感知而构成的，外部世界由人们心目中形成的主观创造而构成。诠释型方法论者相信，我们其实可以不诉诸“共相”而去解释组织及其管理的这些现象。既然我们可以这样做，唯名论者因此认为，基于哲学上所谓的“奥坎姆剃刀”（Ockam’s Razor）原则——不要假设在解释上不必要的东西——我们便应该彻底放弃“有会分身的‘共相’存在”这个想法。如何能够不诉诸共相，而又能够对这些现象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关于这个挑战，不同的唯名论者有着不同的答案。

诠释型方法论认为，个体所处的组织及其管理的空间被重新发现，展现出的是“殊相”的特征，共相失去了意义，职能主义方法论和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构成瓦解了，管理学方法论分崩离析为杂乱无章的单体（Singularities）。那正是职能主义方法论和结构主义方法论解体后的处境，唯实论的理念被唯名论批判摧毁了，理性和规律性在新发现的现象面前黯然失色。

诠释型方法论强调人的直觉、情感、创造力等个人的内心体验和意识，认为这比纯粹的感官世界重要得多。这就是说，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信息最终仍然要受到内在意识的影响。1981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Les Prix Nobel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81）获得者、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Sperry，1991）在他的《寻找与科学共存的信仰》一文中，明确反对“科学根本不必依赖意识的头脑和精神的力量”的看法，他强调人的信仰是“生物圈的命运将取决于人类对价值优先次序的定位，而这种定位取决于关于人类生命及其意义的假定”。

从诠释型方法论的研究角度来看，它认为组织及其管理是研究者与实际操作者共同建构的行为空间，有关组织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这一点来说，诠释型方法论与职能主义方法论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职能主义方法论认为，作为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客体的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应当是分离的，这样才能使研究者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使研究的结果具有客观真理应当具有的客观性，具有普遍主义的意义。但在诠释型方法论者的眼里，管理学研究是语境驱动的，管理学研究者不再是组织及其管理实践的观察者和立法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是科学共同体中实践社群的组成部分（注意它与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有所不同，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是指具有同一研究兴趣的学者，一般不包括实际工作者）。

不管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认知逻辑上，管理学方法论都意味着实践社群的成员围绕着管理学特定学科或特定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这个实践社群通过一系列基于规则和案例的讨论，制度化或结构化地产生有关组织及其管理的知识，而研究者在决定哪种结构和哪种知识可能易于被采纳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如彼得·克拉克（Clark，2000）所说：“研究者被看成观察者和立法者，还是被看成参与者和解说者是刻画管理研究不同的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gy）的根本标志。”

（四）激进的人本主义方法论

激进的人本主义方法论这种研究方法对研究人的行为有很大的作用，它已经成功地应用在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领域中，并且它提供了有关已经成为现成学科的人的行为的知识。

激进的人本主义方法论避开用职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组织及其管理事实方面，与诠释型方法论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在强调被创造的社会性结构也具有物质利益方面，却拓展了诠释型方法论。在激进的人本主义方法论看来，结构不是被重新创造的，而是一个历史性存在。正是这种历史存在导致了权力差异，并最终形成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也就是说，人被组织“异化”，组织反复通过规则、标准和习俗来复制人，是制度在同化人，而不是人在选择和利用制度来服务于人类自己。

事实上，许多管理学家在有关人性论（Humanism，来源于拉丁语Humanus）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人是自主行动还是被动行动问题上。有些管理学家认为个人可以创造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有些管理学家则把个人视为环境的产物。在管理学理论中，对这两个不同的假定，有些管理学家着重于个人转变中价值观的作用，有些管理学家则着重于影响个人行为的结构设计方式。

在我们看来，要对组织及其管理现象进行认识，需要我们转换思维观念：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不是被认知的客体，而是管理学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的观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共同建构的行为空间，有关组织及其管理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情况正如1977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和历史学家伊沙贝尔·斯唐热（Prigogine and Stengers，1984）所说的那样：“自然界不能‘从外面’来加以描述，不能好像是被一个旁观者来描述。描述是一种对话，是一种通信，而这种通信所受到的约束表明我们是被嵌入在物理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

二、对现有管理学方法论的反思与批判

事实上，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的方法论，都可以纳入布赖尔和摩根的方法论分类体系中。这如同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Foucault，1972）所说：“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

不可否认，布赖尔和摩根的方法论分类体系，广泛地影响了组织及其管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加拿大著名教育管理学家托马斯·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1993）评价道：“在管理和组织研究这一领域，由于布赖尔和摩根的作用，方法论概念已变得有些流行起来。”许多管理学家在布赖尔和摩根理论的启示和推动之下，对管理理论流派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许多新的极富创意的方法论主张。

应当看到，管理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是建立在意见分歧、长期论战和各种不同观点共存基础之上的。探讨管理学方法论本身是一种科学探索，同时它又是寻求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因而具有自身价值。

威廉·福斯特（Foster，1986）认为，布赖尔和摩根区分激进的人本主义方法论和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依据并不充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也没有得到明确的澄清。因此，威廉·福斯特主张用批判理论来修正、综合和取代这两种方法论。威廉·福斯特提出的方法论体系是以批判理论为主体的分析、探讨组织与管理理论的三大视角，即职能主义方法论、主观主义方法论和批判框架方法论。西罗特尼克和奥克斯（Sirotnik and Oakes，1986）等人则认为，职能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并不是分离的，它们应当整合在一起而成为一种实际的方法论，他们将自己的主张冠以“批判探究”（Critical Inquiry）。托马斯·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1993）认为：“布赖尔和摩根的概念在理解上有明显的强求一致的特性，它也落入了人所共知的2×2桌面但又不相关的笛卡儿尺度（Descartesian criteria）里。其结果就是，种种新的和令人激动的思想又会回归到一个框架之中；这种框架与那种安逸于熟悉结构的经验主义者的旨趣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不少管理学家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Positivist Perspective）来看待管理学方法论的，其核心思想就是各种概念的含义要从它们的结果中去寻找，思想的职能在于作为行动的指南，而真理要明显地根据信念的实际结果去验证。艾尔·巴比（Babbie，2006）认为，社会科学中的所谓“方法论”，无所谓对或错，都只是提供了观察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式和思路。不同的方法论代表对社会和现实本质的不同看法。就本质而言，方法论本身是一种对理论“形而上”的抽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理论是指“一套相互联系的用来解释某类社会生活的命题”，而方法论则“提供一种观察社会生活的角度和方法，其往往基于对社会现实本质的一系列基本假定（Assumptions）”。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组织行为学家斯蒂芬·罗宾斯（Robbins，1985）指出，探讨管理学方法论“关键是要能够把每一种观点在什么条件下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解释清楚”。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组织行为学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本尼斯和奈纳斯（Bennis and Nanus，1985）指出，探讨管理学方法论“充满了尝试和错误，胜利和失败……这里没有简单的公式，没有严格的科学，没有能够直接告诉你成功秘诀的烹调书”。他们的结论是直接从经验中学习，方法论的制定者应该对现实进行再检验，因为在他们有信心着手把目标变为现实或者验证自己的观点之前，他们必须对自己目前的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或许我们可能发现，理性主义学派（Rationalist School）的管理学方法论或管理学哲学都用一套超历史的标准来理性地规定管理学，用简单的图式来重建管理学说史，希望找出一套超历史的规范作为科学方法。例如，管理科学学派的理性主义方法论用一些超历史的逻辑范畴来规定方法论要素，如观察、理论、事实、发现、论证等来建构管理学方法论，希望用一整套精确的、固定的逻辑方法来刻画管理学的发展史。按照他们的假定，管理学知识的各个要素——理论、观察、事实、论证原理都是超时间的实体，它们有着相同的完善程度，全都同样地易于理解，并且独立于产生它们的事件而相互联系。它们都奉行“事实自主性”这条原则，即组织及其管理事实的发现和描述独立于一切理论化程序。按照理性主义学派的说法，组织及其管理都是离散的实体和事件。

在我们看来，理性主义学派的管理学方法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主张所谓“一致性条件”，即主张要求管理学提出的新假说必须同已得到充分确证的（Corroborative）现有理论相一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Berkeley）哲学教授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科学哲学教授、奥地利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78：25）指出，这个条件必然导致理论的一元论，因为它迫使“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将把经验上可能的替代理论撇开，专心致志于一个理论”。战略管理学家约翰—克里斯多夫·斯潘德（Spender，1996）从认识论的角度明确指出：“非常清楚的是，我们领域中关于知识的流行观念主要是来自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如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2]和亨普尔（Karl Gustav Hempel），^[3]以及证伪主义者波普尔，但这样的认识论基础是不足以完成我们现在所要面对的目标的。”

三、发展管理学的多元化方法论

我们认为，组织及其管理是复杂、异质的历史过程，不能用这些精确的、固定的逻辑范畴来刻画，组织及其管理事实的描述不可能独立于理论。如果仅仅采用单一的管理学方法论，用纯客观立场来进行管理学研究，就只会使我们丧失必要的自觉性与批判性。强调管理学研究理性和事实自主性，“我们就会丧失自发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等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才恰是人性的价值所在。如果全部实现那些应被视作和感觉成极度规律和精确的东西，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其先前的环境决定的，那么不管我们实际上做什么，我们都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样，我们便不成其为负责任的力量。”管理学家阿什特利（Astley，1985）明确指出：“管理学的语言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这反映了具有不同背景、价值观和哲学基础的研究者之间深层次的元理论（Metatheory）差异，没有一个理论能用中性的语言简单地描述经验事实，所有理论视野都要受到内在于特定世界观的偏见的污染。”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M.Rorty）指出：“是我们的信念和愿望形成了我们的真理标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天钩可以把我们吊离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愿望，而达到某个较高的‘客观立场’。”保罗·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78：60）认为：“一个理论之所以可能和证据不一致，并非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是已被玷污了的。”而托马斯·库恩则把这种情况称为“观察渗透着理论”（Theory-laden of Observation）、“理论和经验的双向互动”，这说明管理学知识的产生是一种经验观察（Experiential Observation）和先验范式（Prior Paradigm）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

事实上，信息在我们对客观关系的认识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要认识组织及其管理的实在，就必须注意到信息与组织及其管理的实在之间的密切关系。信息标志着组织及其管理的间接存在，由于信息始终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因而组织及其管理的存在方式和状态的显示也随信息变化而发生变化，信息表征着组织及其管理的特定物理构成、结构、功能、状态、行为、属性、演化趋势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的大部分都是以客观关系而不是以客观实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的认识就是要转移到搜索那些我们还没有给予重视的关系信息方面，从而全面地把握和认识组织及其管理的特定关系。

在我们看来，管理理论可以同组织及其管理事实不完全一致，事实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是客观的（Objective），但更为重要的是生成的（Generative）、演化的（Evolutionary）和涌现的（Emergent）；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主观的（subjective）。理论与事实不一致，不是事实不独立，而是人们拥有的直接经验和看事实的视角不同所致，因而同样一个事实就变成了多个事实，于是就出现了管理理论的多样性（Multiplicity）。

可以这样说，管理学家视野中的组织及其管理事实是生成的、演化的和涌现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管理学家作为观察者，也不是外在独立的观察者，而是处于内在过程中的观察者，或者说是参与者身份的观察者。这里，我们就看到，组织及其管理事实和观察者二者都是生成的、演化的和涌现的以及二者演化的相互作用，使观察者观察的事实并不完全等同于组织及其管理事实。因此，今天管理学理论中的实体已经不是泰罗科学管理时代的客观的实体（Objective Reality），而是视野中的实体（Perspectival Reality）。这也就是说，认识与实在的差距是永远存在的，而这正是管理理论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

或许可以这样说，组织及其管理事实犹如万花筒中的东西，轻轻一动万花筒（如环境变化、制度调整或技术进步等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可能并不完全是这个东西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直接经验的差异和视角发生变化所致。这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或视角所了解到的东西不一样，这样，理论就自然同事实存在差异了。正如库恩（Kuhn，1970）所说：“当他们从相同的问题出发按相同的方向看时，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两者都在看这个世界，而他们所看的东西没有改变。但是在某些领域里，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是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看这些东西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学方法论的转变是经验和视角的转变，属于不同方法论的管理学家拥有不相同的直接经验。因此，没有独立于方法论之外的中立观察事实。“与作为外部的观察者来观察自然世界不一样，我们现在必须去理解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命和活动作为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个因素是如何运作的。因此，我们理应发展一种更加兼收并蓄的协调的世界观，将自然界与人类世界包容在一起——这样的观点，它能整合，而非仅仅聚集我们的科学理解，同时它能与实践协调一致”。

这说明管理学应当与把组织及其管理看成是事实和价值、观察者与世界的二元论的彻底决裂，管理学家为这种决裂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再享受把自己看成是超道德的、中立的知识专家，而必须在这个充满着价值和道德责任的世界上重新获得他们的位置，承担起一种居于主客体之间的充满尊重的、同情的和理解的观察任务。

这样的结论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不能通过异质的结果，来比较“看待”各种各具特色方法论的优劣。或许可以这样说，从不同的角度或视角所得到的方法论可能就是解开某种难题的专用工具，但它不能解决组织及其管理中的所有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应当从实体性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变，从物实在转向关系实在。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定层次的实体按照一定的方式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组织系统，从而确定了一种特定的相互关系。这种客观关系比客观实体有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因此，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关系思维来进行思考，这种思维突出客观实体是在关联性关系中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客观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了客观实体本身。

今天，我们无法期盼管理学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能够用一套较为简明的图像模型和数学结构帮助人们深入地分析纷繁错综的组织及其管理行为和现象。对于这一点，保罗·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78：146）指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包含了高度复杂的系统，以及古老和僵化的思维形式，也包含了思想体系的含糊和不协调的预期。其中的一些成分可以以简洁的书面形式得到表述，另一些则是隐藏的，并且只有通过对照，通过与新的不寻常的观点加以比较才能得到认识。”因此，科学活动就不应当也不可能被完全纳入任何一种方法论的框架。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指出：“社会学/社会科学的真正成熟不是等待一个牛顿，而是揭示社会世界中各个场域的运行逻辑，使社会学/社会科学成为一门关于社会实践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一门充满争议、饱含真正的冲突活力的科学，比起充斥着不温不火的共识的科学更发达、完善。在后一种科学场域内，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左右逢源的概念、含糊不清的纲领、息事宁人的论辩和曲意删改的著作编辑。一个真正的科学场域，其实应该是这样的空间：在这里，研究者们对各自所持异议的根据，对应用哪些方式或途径解决这些异议，能取得共识，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共识。”

多重视角能够使我们克服个人的片面性，从而有利于把握以前所忽视的东西。“一种多视角的社会理论从多个视角来观察社会。一个视角就是一种观察方法，一种分析特定现象的有利位置或视点。‘视角’一词意味着每个人的视点或分析框架决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现象，它总是有所取舍，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观察者本人现有的假设、理论、价值观及兴趣的中介。视角这一概念同时也意味着没有哪个人的视点能够充分地说明任何一个单一现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更不用说去完全地说明一切社会现实的无穷的联系和方面了。”在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看来，一个视角是一只眼睛、一种看事物的方式，一个人所拥有的视角越多，他能够看到的东西就越多，他对特定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就越好。一个人要避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就应该学会“如何运用多重视角和解释所用的知识”。“人的每一次提升都是对更狭隘解释的克服；其力量的每一次加强和增加都打开了新的视野和意味着对新的地平线的信任。”

我们应该保持一种理智的谦虚，对不了解的东西保持沉默，并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方法论或视角。管理学的研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论以及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对或者错的方法。重要的是能够采纳不同的看法，从多方位、多角度来看待和考虑管理问题，采用多元化的方法论。

四、结束语

从根本上说，管理学方法论是与构成管理理论的基本观念有关。这些基本观念可能包括：①关于研究对象的属性和作用过程的本体论视角（Ontological Perspective）；②关于怎样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论方法论（Epistemological Methodology）观念；③研究者所选定的研究主题和理论的兴趣领域；④关于有关上述观念所影响决定的作为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出发点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潜在知识假设和理论假定。

在我们看来，一种管理学方法论并不是另一种方法论的假想敌，管理学方法论之间更多的不是替代性的，而是互补性的，这是由作为某种管理学理论或学术传统下的每个研究者视角的有限性和知识储备的有限性决定的。要求每个研究者都从整体上把握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够分析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能够为理解组织及其管理现象提供一把钥匙。我们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方法论去贬斥另一种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方法本身就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是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

我们认为，对管理学发展来说，那些富有特色的方法论甚至是反对意见，作为管理研究多元化的变动形式，是十分有用的。这些方法论或反对意见多半出现于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的发展过程中，并在一次次的争论中辨明是非，从而起到推动管理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作用。反之，各管理理论流派之间如果没有“相互摩擦”，管理学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甚至导致一些理论流派和方法论在沉默中悄悄地走向它的终结。为此必须提倡：管理学研究应通过相互批评形成积极的思想竞争局面，竞争性的学术环境之于管理学的发展，犹如市场竞争之于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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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nagement Methodology

LUO Min

（Institute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Chengdu，610074，China）

Abstract：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iversity ofmanagementmethodology is determined by both the complexity of organization and it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nd the culture and knowledge tradition. Therefore，no methodology can boast that it grasps the truth or the whole picture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let alone generalize a specific perspective as omniscientand omnipotential.

Key Words：Management；Methodology；Reflection and Criticism；Diversified Methodology

【注释】

[1]“共相”是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术语。在哲学领域中，共相意即普遍、一般或同一性概念。

[2]阿尔弗雷德·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年生），英国当代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3]卡尔·G.亨普尔（Karl Gustav Hempel），美国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