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的学科发展

二、中国管理学的学科发展

尽管中国管理学在近期才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研究探索过程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具体说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传统管理时期（1840年前）

中国管理学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萌芽于夏、商、周，繁荣于春秋战国，定型于汉、唐，止步于宋、元，盛行于明末清初，衰落于清末。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华夏文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记载了我国古代无数杰出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关于国家管理、军事管理、经济管理、家庭管理、自我管理等方面的学说和主张，珍藏着光辉璀璨的管理智慧和实践经验。大约在公元前11、12世纪完成的《周易》是我国最早的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书中包含的“变异”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稍后的《管子》、《孙子兵法》等等对管理均有精辟独到的论述。《史记》则专设货殖列传来介绍历史上的著名商人。明末清初兴起的“十大商帮”更是纵横捭阖，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清朝时期的康乾盛世（1684—1799）更是将中国传统宏观管理发挥极致。中国管理学是在总结、梳理、提炼传统管理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实践是中国管理学发展之源。

（二）近现代管理时期（1840—1949）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了爱国救亡运动。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粉墨登场。而一些实业人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向海外探询管理之道，从而开启了近代管理思想的革命。在当时，涌现出了一批民族企业和民族资本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南海的继昌隆巢丝厂、烟台张裕酿酒厂、上海裕元纱厂等。这些企业从国外购进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营知识还是比较贫乏，管理水平也较低，但这些民族工商企业家开始学习、采纳西方的一些管理技术和手段，仍是积累了不少的经营经验。

与此同时，一批开明的清朝官员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办洋务企业，比如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的上海制炮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等军工企业。后来，由于这些军工企业每年耗费巨大，于是洋务派开始改变策略，采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民用工业，以期“先富后强”。他们最早切入的行业是轮船运输业、矿业、电报业以及洋纱洋布业。这些企业均购进外国先进设备，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积累了大量的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的经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亲身实践，也逐步形成了“救穷防不均”、“开放”等经济管理理念。同期，20世纪初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回国，带回了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并进行经营管理实践。1917年，黄炎培等人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职业指导力图实现“教育救国”。

从1919年开始，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7—1949）。这个时期的管理思想与实践包括两个方面：

（1）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公营工业企业的管理主要参考苏俄的做法，并结合自身的情况进行创新。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战略决策思想，刘少奇的“三人团”、“厂务会议”、“工厂管理委员会”等思想均是此时期管理思想的杰出代表。

（2）在国统区，一些民族资本家和企业家在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夹缝中求生存，进行着生产经营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没有拘泥于西方科学管理表层的机械形式，着重在人的感情、心理上下工夫，倡导、培养一种类似于今天管理界称为“企业文化”的“精神”，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比如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凭着一股“民生精神”，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创办不久就成为川江航道上最大的航运公司。民生公司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实践，比如公司管理人员的吃、穿与职工一样，船长和技术人员的薪水高于经理，实行完善的福利制度等等。又比如宋棐卿等人创办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巧妙的经营和科学的管理，发展迅速，并形成以“东亚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三）中国管理学的创建时期（1949—　）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新中国管理科学奠基期（1949—1959）、新中国管理科学第一次创新期（1960—1965）、停滞期（1966—1976）以及中国管理学形成发展期（1978—　）。

1.新中国管理科学奠基期（1949—1959）

在这个时期，由于旧的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办法已经不再适用，而当时我国又缺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因此，当时主要参照苏联的管理模式，同时部分吸收西方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实行计划管理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生产技术责任制度、劳动保护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等等。在经济管理的实践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管理模式，需要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管理体系。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此方面的最初探索。

2.新中国管理科学的第一次创新期（1960—1965）

在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开展经济管理的新尝试，扭转了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鞍钢宪法”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所谓“鞍钢宪法”，是指1960年3月中共中央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所作出的批示中提出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具体内容包括：“两参”，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即改革企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三结合”，即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一项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创造性发展，对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停滞期（1966—1976）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在打乱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的同时，还造成了管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企业内部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前五年调整时期刚刚制定的具体方针、政策均被当作修正主义“管、卡、压”而遭到任意践踏。在此时期，尽管一些管理技术，比如正交试验、优选法、统筹法等得到推广，但从整体上来看，此阶段的管理思想与实践处于停滞阶段。

4.中国管理学形成发展期（1978—　）

将中国管理学作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新学科去进行探讨，是始于“文革”后。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从此，我国进入经济管理思想与实践创新的黄金时期。无论在宏观的经济管理领域、还是中观的产业经济管理领域、微观的企业管理领域，均在吸收西方管理科学方法的同时，探索中国自己的管理方法。经济管理实践领域的迅速发展，为构建中国管理学提供了契机。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随着大量西方管理思想的传入，一些管理学者开始思考中国式管理的特色究竟在哪里，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学科体系。比如，苏东水教授在“文革”后期就开设“红楼梦管理思想研究”讲座，开始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管理学。苏东水教授在《管理世界》1985年第1期中发表《中国古代经营管理思想——孙子的经营和领导思想方法》一文。他从个体微观角度探索中国式管理心理学、管理学，从中观角度探索中国式产业经济学，从宏观角度探索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从文化角度探索东方管理学。《管理心理学》、《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研究》、《产业经济学》、《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国管理通鉴》、《东方管理学》等均为苏东水教授在研究、探索中国式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成果。经过三十余年的潜心研究，苏东水教授将中国式管理的本质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并提出了“三为”、“四治”的中国管理学完整学科体系。

国家经委、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上海企业管理协会和上海管理教育学会的企业家、学者等也在进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探索和实践。1982年，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等开展了国民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经济管理、管理心理学的多次电视讲座，参与的学员、听众有上千万人次。1984年，袁宝华召集二十多位学者教授座谈开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研究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扭转当时流行的管理“言必称西方”的倾向。二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最终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一书发表，影响极大。在该书的序言中，袁宝华指出：发掘、研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此书中收录了苏东水教授在日本现代化论坛中发表的《中国古代行为学说》的论文。潘承烈（1994，1997）、虞祖尧、沈恒泽（1988）等也从古为今用角度对古代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了提炼，并也开始试图从体系框架角度来构建中国管理学。赵靖（1997）、叶世昌（1991）等则从史学角度对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管理科学化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有些专家教授也从方法论、思路等方面对创建中国特色管理科学提出了一些看法。还有一些学者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管理进行了探索，并出版了一些著作。

尽管目前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成为热点，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然而，在现代中国，真正意义上形成中国管理学完整理论体系的著作并不多。因此，本书就是要从东方管理学的视角，从文化、经济、心理、社会等多角度去系统研究中国管理学，拒绝片断式、拼凑式的诠释，力图从现代的、全球的观点去提炼中国管理的精髓，构建中国管理学学科新体系。

对于一个新兴学科而言，其研究平台、研究团队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1986年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创立，1999年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国内最早专门以研究中国式管理为使命的研究机构，开创国内学者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平台。1991年、1999年相继成立的东华国际人才研究院、东亚管理学院成为中国式管理研究学者的实践基地，为发展中国管理教育作出贡献。2004年，复旦大学在国内外率先开设东方管理学专业硕士点、博士点，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中国式管理研究，正式招收东方管理专业研究生，此专业现已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特色专业。在苏东水教授的率领下，东方管理学派的学者凝聚一心，精诚合作，潜心研究，共同探索中国管理学之真谛，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形成了重要影响。

中国管理学是相对于美国管理学、日本管理学而言的，在比较研究中其特色更容易得到彰显。因此，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苏东水教授等学者参加了1992年以来的历届IFSAM世界管理大会，为中国管理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1997—2005年我们召开了九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学术研讨会，一届世界管理大会，一届华商管理大会，出版论文集九册，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2008年，我们将在上海举办第九届IFSAM世界管理大会，这是中国式管理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

目前，国内掀起一股研究中国式管理的热潮。上海交通大学、华侨大学、贵州大学等高校相继建立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和东方管理研究院。学术机构的繁荣、研究学者的云集、管理实践的渴求预示着中国管理学的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