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传承的两种传统

一、《周易》传承的两种传统

卜筮活动大约是原始人类在蒙昧状态下产生的。当人类还处于自身的幼年期时,便有着一种从无知走向有知的活动要求。这种求知活动的出发点虽然是无知、是迷信、是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神灵可以帮助自己做出正确决定,但其目标却是摆脱这种无知,达到有知。从《易经》的传承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它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从连山易演变到归藏易,从归藏易演变到《周易》,一方面传承了卜筮的功能,一方面不断地积累着、增长着管理社会思想的功能。尤其是在春秋末期孔子为《周易》作《易大传》(即“序、彖、象、系、说卦、文言”)之后,《周易》作为指导社会管理思想的功能大大地增强了。孔子说:“《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上》)孔子告诉我们:《易经》的思想境界是至高无上的,古代圣贤们创作《易经》是为了尊崇和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光大、开拓人们的事业。通过《易经》,使人们懂得知贵崇高,礼贵卑下。知贵崇高就要效法上天的崇高;礼贵卑下,就要效法大地之卑下。《易经》效法天地而设立了乾、坤两卦,象征着天地之间的万物变化。《易经》不仅表明其“易道”来自世间万物的变化,而且“易道”里始终保存着万物的本性,是物生不失其性,物终仍保其性。这就叫“成性存存”。因此,《易经》便成为指导人们走向最合宜管理社会的必经之途。

几千年来,《周易》随着历史一路走过来,很明显地出现两种不同的传统:一种是讲卜筮的传统,另一种是讲义理的传统。《左传》和《国语》等古籍上记载的许多卜筮的实例,生动反映了先秦时代人们利用《周易》求筮的特殊功用。尽管战国末期韩非曾给予尖锐批判,但这种求筮解疑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尤其是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社会里至今还有许多“高人雅士”为人们提供算卦之类的服务。这种传统所以能绵延不绝达数千年之久,因为总有为数不少的人对周围的环境、对个人的前途和如何应对客观事物缺乏分析和决策的能力,于是,这便成为卜筮这种活动存在经久不衰的市场需求。只不过在古代的主要“顾客”是王公、贵族、富商大贾之流,而在现代,主持国政的政党或政治领袖都拥有自己的智囊班子,一般不可能成为“卜筮”的需求者,而在民间则存在颇为广大的需求市场。

另一种讲义理的传统,最早始于孔子及其后学弟子所撰述的《易传》。由于《易传》(十翼)的出现,才使得《周易》成为群经之首,也使《周易》摆脱沦为单纯卜筮手段成为可能。孔子及其后学弟子为《易经》作传在整个先秦时期并没有彻底改变《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身份,所以当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焚书坑儒”,烧毁一切不利于统治的旧制经典时,《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不在焚烧之列而得以幸免。西汉初年,经学恢复,《周易》的传授较诸其他各经最为完整无缺,基本上是“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不存在假托伪造之虞。自汉以降,知识分子研习《周易》之盛况经久不衰,从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序》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总结的唐代以前易学传习的情况。他说:

若夫龙出于河,则八卦宣其象。麟伤于泽,则十翼彰其用。业资凡圣,时历三古。及秦亡金镜,未堕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其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

在这段文字里,孔颖达总结汉唐之间传易者,包括他自己,共十位名家,西汉有丁宽、孟喜、京房和田何,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有荀爽、刘歆、马融、郑玄,而特别推崇王弼(辅嗣)。论资格田何最老,丁宽还是他的学生。孟喜、京房、费直可以说是西汉第三代传易者。欲知他们的详情,可以去读《汉书·儒林列传》里这些人的事迹。需要指出的是,汉初传易的主要是传卜筮一派的传统,特别是孟喜和京房,传的就是卜筮。汉代人还比较迷信,他们研究《周易》是为了占卜、算卦,但也不是个个都讲卜筮。费直便是一位只以《易传》解说《易经》的义理传统的传易者,东汉以后的荀爽、郑玄、马融、王弼等就是费氏易的传人。孔颖达所以独尊王弼(辅嗣),因为他认为王弼的《易注》,一扫汉初以来一味追求象数的迷信阴霾,鲜明地阐扬哲理,使传承了四百年的两汉卜筮“象数”易学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到了唐初,朝廷敕令修撰《五经正义》,孔颖达采用王弼注本为定本,一切旧说并废。所以,《周易正义》的王弼的注和孔颖达的疏几乎定于一尊。清修《四库全书》,《四库总目·周易正义》有言:“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1]。王弼乘其极敝而改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这说明自孔颖达根据王弼、韩康伯注进一步作疏以来,义理派的传统便成为传易者的主流,其地位牢不可破。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义理派传统得到官方(朝廷)的支持,并不意味象数派钻研卜筮传统的消亡,每朝都有“名家”出现。如唐代李鼎祚就遍寻汉人的注解,著《周易集解》,宋代研究易的文人学士很多,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有关于《周易》的研究,尤其是二程(程颢、程颐)的《易传》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之作,绝大多数属于义理派。但象数派的力量也不弱。如邵雍搞先天图、后天图,朱熹搞卦变图等。朱熹认为《周易》属卜筮之书,对程颐把《周易》当作哲学、强调义理颇感不足。朱熹虽说是二程理学的继承人和发展者,是北宋程朱理学的完成者,但在《周易》的认识上较之二程反有所退步,这种倒退现象代代相传,到了清代大有恢复汉易之势,致有皖派、吴派之别,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吴派首领惠栋。惠栋治易,凡古的东西一切都好,他的《易汉学》、《周易述》,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孙星衍的《周易集解》,焦循的《易学三种》,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学》,都是回锅讲汉易。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竟充分肯定了这种倒退现象,称焦循《易通解》为“凿破混沌”之作,未免吹捧过甚。

实际上,《周易》研究和传承中的象数派和义理派就是两种不同的传统,谁也不可能把谁消灭掉。这和当前科学技术日益昌盛、宗教迷信依旧普及是同样的道理。前者表明人类理智的进步,而后者反映人类情感的脆弱,各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因此,对于志在振兴中华民族的人来说,首先应该把先进思想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在研究和继承《周易》的传统方面,很自然地应该拒绝卜筮的传统,而继承讲义理的传统,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我们应该根据21世纪的现实,重新领会孔子及其后学者为《周易》所作的诠释,发掘出新的义理。利用《周易》所提供的唯物辩证思想,使我们广大民群都具备“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的水平。所谓“天之道”,就是指自然科学知识;所谓“民之故”,就是指社会的人情世故。明察于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律,才能使《周易》成为人们正确判断事物发展前景的“神物”。我认为,这是孔子在《系辞传上》中提出的很重要的观点之一,它实际上告诉我们,不要为《周易》的一套蓍卦卜筮方法所局限,卜筮蓍卦之所以“神”,其奥妙并不在蓍卦本身,而在于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社会的管理者(君子或圣人)具有了“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的水平,乃是“兴神物”,即用《周易》中变与不变的思想来指导人们的行动。请看《系辞传上》这段话的原文: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这段话里包括这两大重点:第一,“以神明其德夫”句以前的几句话是强调圣人(指社会的管理者及提供管理思想的君子)应该以极为虔诚的心态来对待《周易》,是《周易》成为非常神妙的管理社会的指南(“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使《周易》成为“神物”的前提)。第二,强调《周易》既是弥纶(概括)天下之道、阴阳变通的哲学思想体系,又是一整套认识社会和管理社会具体指南。从“是故阖户谓之坤”起,一共有八个“谓之”,前四个“谓之”,说明《周易》的六十四卦是显示变通结果的“象征”,由“象征”产生一定有形的、具体的“器物”,针对具体器物,制定可供使用器物的规则,就叫做“法则”,如果民众都能普遍利用这种“法则”,自由地出入活动于天地之间,这就叫做“神奇”了。所以,“象”、“器”、“法”、“神”说的就是《周易》具有管理社会的功能。由此可见,《周易》既有“形而上”的“道”,又有“形而下”的“器”。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周易》应用于治国治民的伟大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