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手工业的不同命运

三、中国手工业的不同命运

甲午战争以后，在国际性商品竞争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刺激下，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挣扎图存，力求发展。由于各行业的生态环境各不相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过程和最后结局也千差万别，这种千差万别体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内部之间乃至同一企业内，以致人们很难用一种单一标准去衡量评判手工业的具体状况。在本节后面的“多元结构”内容中，我们将大致反映这种复杂状况。但为了综合分析的便利，我们暂且主观地将甲午战争后的手工业归纳为三种类型。

（一）在机制工业品冲击下趋于衰灭的手工行业

与前一时期土针、土钢手工业为外国机制工业品所取代而濒于绝迹的命运一样，甲午战争以后，又有一些传统手工行业在机制工业品的打击下日暮途穷。

最先表现出衰落迹象的，也许是江南的踹布手工业。踹布业作为土布生产的后整理工序，自来与织布手工业关系密切。明清时代，土布生产以苏州、松江为中心，踹布业也以这里为盛，已经出现了由包头经营的踹坊。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随着江南土布集散中心向上海转移，踹坊业的中心也由苏州趋向上海。1880年前后，上海的踹布坊曾一度发展到数十家。但是，踹布作为土布生产必不可少的加工过程，与土布业的命运息息相关，进口洋布既无须加踹，用洋纱织就的改良土布也用不着砑光加工。甲午战争后，洋布输入日盛一日，改良土布崭露头角，土布市场日益萎缩，踹坊业务随之急剧下降。民国以后，使用电力轧光机的近代印染厂在国内出现，原已存留不多的踹坊业务又被夺去相当一部分，遂使踹坊业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到20世纪20年代中，上海只剩下10余家踹坊在苟延残喘。不过，由于国内土布生产一直没有完全绝迹，踹坊业也就在有些地区勉强得以存留。例如，山东出产的一种“寨子布”，在二三十年代颇有名气，这种土布需要踹坊的整理砑光，直到30年代初，当地尚有623副踹石在维持运作。⁽¹⁵⁸⁾

土烟业是这一时期遭受打击而衰落的又一手工行业。烟草自16世纪传入中国后，吸者渐众，种植日繁，遂出现土烟制造一业。土烟制造是将烟叶刨丝，加配香料。约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外国卷烟初入中国，是由美商老晋隆洋行输入的，据说首批卷烟全属次货，所值甚微。经外商大肆宣传，卷烟也确有方便之处，渐渐地打开了销路。输入卷烟的价值一路跃升到民国六年的3185.26万两。1902年，英美烟公司开始在华设厂制造，3年后华商烟厂、日商烟厂也纷纷投产，到1920年前后，国内烟厂已年产卷烟100万箱上下，极大地侵蚀了土烟的市场。东南的杭州原是一个土烟制造中心，清末尚有烟坊数十家，年营业额数百万元，20世纪20年代中只剩下十六七家，年营业额六七十万元。1915年全国尚有土烟作坊6.4万家，产旱烟值1840万元，水烟值1736万元，连同其他烟产值共3950万元，⁽¹⁵⁹⁾估计此时土烟与卷烟尚可勉强平分秋色。其后更江河日下，虽然还保有一点市场，但主要龟缩在内地农村。

土靛业的衰落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中国旧式的染坊大多备有一种发酵靛缸，专染青蓝各色。所有染料为一种草本植物，包括蓼蓝、木蓝、菘蓝、吴蓝、马蓝等，取其茎叶，浸水捣制，即成蓝靛。制靛原为种蓝农民的家庭副业，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制靛作坊，不仅成为国内染料的大宗，还曾成为重要的输出品。蓝靛产量国内消耗六至七成，输出国外三至四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前的20年中，广西北海每年出口蓝靛1.5万担，到1899年增至8.5万担。1898年，汕头出口的蓝靛亦多达9.3万担。但是没过几年，由于外国人造靛的输入，蓝靛输出顿时大减，甚至绝迹于国外市场，而外国人造靛输入激增。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德国人造靛初入中国，仅3625担，值关银13.12万关两，10年后的1913年激增至31.43万担，值962.87万关两，“自是之后，土靛之业渐被洋靛所夺”。⁽¹⁶⁰⁾世界大战期间，洋靛进口锐减，土靛业一时尚可维持，⁽¹⁶¹⁾战后洋靛复又源源而至，到1932年进口值高达1742.46万关两。⁽¹⁶²⁾于是吾国染业乃全为洋货所充斥。

土烛业是这一时期迅速衰落的又一手工行业。中国土烛大抵以乌桕脂为主要原料。乌桕树在华中、华东一带生长颇盛，土烛则各地都有出产。甲午战争以后，洋油输入日盛一日，土烛销路已受影响，其后，又有以从煤油中提炼出的白蜡为原料的洋烛业出现，土烛生产愈形衰颓。苏州在道光年间有产销兼营的蜡烛铺坊100多家，1910年减至50余家，20年代中仅余20家。其他各地情况相仿。

草帽辫业的命运值得玩味。草帽辫业的兴起已如前述，本是由西方传教士教授技术和样式，按照西人服用需要生产出口的新手工业，甲午战争后，1899年青岛开港，1904年胶济路通车，给草帽辫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激素。1911年，全国出口草帽辫达12.08万担高峰，值1191万元之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草帽辫业发展势头顿挫，出口锐减，1918年仅为5.3万担。次年出口突然转盛，比上年增加1倍多，但仅昙花一现，1920年又减至5.5万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更是每况愈下，1922年输出5.2万担，1926年降为3.9万担，1930年更降为3.7万担。⁽¹⁶³⁾草帽辫主产地的山东，一些地区已经全部停顿。只是因为国内及日本、台湾等地还有一定的消费需求，草帽辫手工业的生产才没有完全萎缩。

最引人注目的，还要算是棉纺织手工业中的手纺部分。甲午战争以后，一反前期缓慢推进的状态，进口洋纱和国产机纱加快了对土纱的取代过程。从1895～1913年的近20年间，洋纱进口量值迅速增长，除了印度粗纱外，进口的日本粗纱急剧膨胀，后来居上。1899年，进口洋纱量达到空前的274.5万担，其中印纱190.6万担，日纱78万担。到1913年，进口印纱41.8万包，日纱42.4万包，日纱首次超过印纱，此后大部分时间也都居于主导地位。⁽¹⁶⁴⁾

同时，19世纪90年代后，国内近代纱厂兴起，大量吸收了产棉区的棉花，对农家自纺纱不啻又增加一重压力。国内机纱产量逐渐占到进口洋纱的一半以上，日益成为替代农村土纱的主要角色。据估计，1894年手工织布用纱量中，手纺纱为567万担，1913年则迅速下降为173万担，仅占全国土布用纱量的27%；土布生产中使用机纱的比例则迅速扩大，已占总用纱量的73%。⁽¹⁶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洋（机）纱的迅猛推进和农家自纺纱的节节败退出现了反复。当时进口洋纱、洋布锐减，而国内纱厂亦因战争关系，进口设备、扩充生产也有相当困难，增产不多，于是土纱生产余烬复炽，产量增至342万担，土布生产中使用土纱的比重重新上升为45%。20世纪20年代后，进口洋纱已经大量减少，但国内生产的机纱则高速增长，产量已达进口洋纱的1.3倍，成为取代农家土纺纱的主力，土纱生产遂再次收缩，从此江河日下。估计1924～1927年，手纺纱产量为97.4万担，为当年国内棉纱总产量的1/3。尽管手织布产量已大大缩减，但土纱在土布生产用纱量中的比重还是降至38%。到1928～1931年，手纺纱产量进一步减少到80.4万担，只占国内棉纱总产量的1/4，在土布生产用纱量中的比重也降到了34%。⁽¹⁶⁶⁾

（二）向机器工业转化的手工行业

既迫于帝国主义国家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巨大压力，加之国内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近代机器工厂的实践，又在生产工具、经营管理等方面准备了现成的条件，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样板，甲午战争后朝野“实业救国”的思潮也成为一种强大的动力，清末民初，一些传统手工业陆续开始了向近代机器工业的过渡。

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上海等地的缫丝业中，已经有资本主义机器工厂的出现。这一时期中，不乏由缫丝手工工场向近代缫丝工厂过渡的例子。中国第一家蒸汽丝厂的创办人陈启沅，在设计“汽机大偈”的同时，又设计了一种名为“汽机单车”的足踏缫丝车。这种足踏丝车的功效远比旧式手摇丝车优胜，价格又较蒸汽缫丝车便宜，很快就在南海、顺德等地流行开来。渐有商人购置足踏丝车多具，收购蚕茧，雇用工妇缫丝。其中有采取集股公司形式的，购办足踏丝车多达百数十具，设置场所，排列成行，并将炭火热水改为蒸汽热水，俨如蒸汽丝厂。⁽¹⁶⁷⁾当时，这些缫丝工场还缺乏机械动力转动车轮缫丝，甲午战争后逐渐发展成为使用机器动力的缫丝工厂。广东三水县“西南有一缫丝局，闻已创设十有四年（约在1885年），惟有机器者不过5年（1894年左右）而已。局内可容缫丝女工280人”，⁽¹⁶⁸⁾或许就是由手工工场发展而来。事实上，广东地区的早期丝厂，多为蒸汽热水而非蒸汽动力，其普遍添加动力设备，大约是进入20世纪后的事情。1912年顺德县的86家丝厂，一般均已使用了10～15匹的马力。⁽¹⁶⁹⁾所以有人说：陈启沅“创设足踏机械，以人力代火力，所制生丝较之法国所产无多逊”，“其后遂进而改用蒸汽动力”。⁽¹⁷⁰⁾

这一时期，丝织业中也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机器工厂。20世纪初年，日本式手拉提花丝织机引进中国，比旧式木机无论在生产效率上还是在产品质量上都要远胜一筹，“拉机的转速远较木机为高，又如在织花纹绸时只要一个织工就够，而木机织花绸至少要两人”。⁽¹⁷¹⁾拉机的操作需要一定的手工技术作基础，也便于中国丝织生产者驾轻就熟地掌握。1916年，杭州纬成公司购进日本手拉提花织机6台，试织纬成缎新品种获得成功。同年，杭州观成堂绸业董事金溶仲也开设了振新绸厂，用手拉机试织绒纬绮霞缎。次年，袁震和绸庄亦购置手拉机，在杭州开办绸厂。从1914年起，虎林公司、天章绸厂等次第创立，也都采用手拉提花织机。原有的一些绸庄纷纷不放料而改建绸厂，到1920年，杭州已经有绸厂51家，购置手拉提花织机3800多台。⁽¹⁷²⁾苏州丝织业采用手拉提花机，亦始自1912年。当年，永兴泰文记纱缎庄老板谢瑞三从上海日商小林洋行购进手拉机2台，附带200针提花机龙头。运回苏州后，按式仿制铁件，安装使用，试验成功，1914年正式创办苏经纺织绸缎厂，拥有手拉机100台。⁽¹⁷³⁾随之开办的广丰、洽大等绸厂也都“采用提花织机，织造优良绸缎”。⁽¹⁷⁴⁾1916年后，振亚、延龄、东吴、三星等绸厂陆续投产，到1920年，苏州已经有绸厂10家，共计手拉机1000余台。⁽¹⁷⁵⁾湖州1914年出现了采用手拉提花机试织花色绸缎的集成织绸公司。1917年，成章永绸庄又开设了丽生绸厂。南浔的绸庄、丝行也竞相购置新式织机，转而创办绸厂，还有一些机坊、机户也纷纷联合建厂，先后有广益、中华、瑞华、达昌等10余家绸厂创立。到1925年，湖州城乡已有绸厂10多家，手拉提花机2000多台。⁽¹⁷⁶⁾1915年，嘉兴也出现了惠成织绸公司。江南小镇盛泽的绸业人士，亦于1916年创办了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资本2万银元，购置日式手拉机20台，日产绸缎130匹。⁽¹⁷⁷⁾

就在手拉提花机迅速推广、中国传统丝织业逐渐由分散的家庭劳动向工场手工业过渡的同时，“产率更速而出货愈精”⁽¹⁷⁸⁾的电力织机也开始引进中国。得风气之先的通商大埠上海，1915年出现了国内电机织绸厂——肇新绸厂，系盛泽绸业同仁集股创设，拥有电力织机9台。⁽¹⁷⁹⁾同年，物华绸厂又创办于上海，拥有资本百万多元，电力织机百数十台，工人数百名，“厂屋规模宏大，各部设备齐全”。⁽¹⁸⁰⁾稍后，锦云、美文、美亚、达华等绸厂相继在上海开办，大多采用电力织机。杭州丝织业使用电力织机开始于1915年的振新绸厂，各厂随之仿效，1920年时，杭州已有电力织机800台。到1927年，杭州的绸厂发展到112家，共计电力织机3800台，同时还有手拉机6800架。湖州也于1917年创办了广益电机织绸厂，置有电力织机12台，自备发电引擎。20世纪20年代后，湖州供电量增加，电力织机更有发展，1925年时，已有绸厂60多家，电力织机200余台，手拉机2000余架。丝织业本不甚发达的浙东、绍兴、宁波等地的绸庄也先后购置手拉机和电力机，办起了手工场和丝织厂。⁽¹⁸¹⁾苏州的电机织绸业始于1921年。⁽¹⁸²⁾是年，苏经绸厂先向日本洋行购进1台电机试织，成功后扩大投资8万元，添置了电力织机24台。两年后，延龄绸厂因投资苏放州电厂，得到优遇供电，“采办电机6台织造，产品为‘真丝毛葛’”。⁽¹⁸³⁾其后，电力织机在苏州丝织业中日渐普及，到20年代中期，已有电力织机近1000台。⁽¹⁸⁴⁾

在丝绸织造的主要工序实行电气化的同时，翻丝、并丝、捻丝、摇纬等准备工序，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设备改造和技术革新。各绸厂初建时，接头牵经的操作均由原来的手工业者承接，20世纪20年代后，各电机绸厂相继改用电力整经机，配备专业牵经工人，牵经手工业业务逐渐萎缩。一些规模较大的绸厂还纷纷添置“西洋摇纬车”，把摇纬由人力改为电力。丝绸炼染亦由旧式染坊过渡到近代炼染厂，生产方式从原始的“一缸两棒”手工操作变为使用锅炉和整理机等机械设备进行生产，不仅扩大了生产能力，而且提高了丝织品的质地和外观。新式丝织机械起初依靠引进，多由日商洋行包办，1914年，杭州武林铁工厂开办，其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又陆续出现了一些铁工厂，专以制作手拉提花机和电力丝织机及各种五金机械、配件等为主，中国近代丝织业的机械设备已经基本上能够自给。⁽¹⁸⁵⁾

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过渡，还有一个例子是榨油业。榨油业历史悠久，分布很广，早在明代，已经见有榨油手工工场的文献记载。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榨油业受到的影响较小。19世纪80年代以后，洋油输入日增，开始取代了用于照明的一部分植物油，但整个榨油业受损不大，甚至还因国外销路打开而有所发展。湖南湘潭的油坊“以清咸同至光绪年间最为兴盛”，⁽¹⁸⁶⁾达50多家。东北营口的油坊也从1866年的2家增加到1895年的30余家。⁽¹⁸⁷⁾山东的花生油业在“航运通达，津浦铁路筑成之后”的20世纪初年达到鼎盛期。⁽¹⁸⁸⁾江苏武进以“清光绪二十年至宣统初元为油坊最盛时”，全县共有大小油坊八九十家。⁽¹⁸⁹⁾山西的大同、神池等地，在光绪年间也都各有油坊百余家。⁽¹⁹⁰⁾甲午战争后，近代榨油业开始兴起。1897年，朱志尧在上海创办大德油厂，资本15万元，纯以机器榨油。两年后，朱又在上海投资13万元创办同昌油厂。到1907年，上海、汉口已开设机器榨油厂多家，规模均较大。在东北，近代榨油业的出现与上海、汉口不同。19世纪70年代中，英国商人曾经在营口试行蒸汽碾豆未成，1896年，英商太古洋行再次开设太古元油坊，使用蒸汽动力碾豆，以手推螺旋式铁榨榨油。1899年起，华商怡兴源、怡东生、东永茂等“见新式榨油法之效率比旧式压榨法为大，亦相继改用新法”。到1904年，营口已有新式机器油坊4家。其后，日商又于营口开设了使用水压式榨油法的新式油厂，“完全不用人力，效率比手推螺旋式压榨机更大，旧式油坊愈难立足。于是本地各旧式油坊亦渐改用蒸汽及煤油发动机。迄宣统年间，旧式油坊遂完全绝迹”。⁽¹⁹¹⁾安东、大连等地的旧式油坊业也大多经由同样的过程过渡到机器榨油厂，东北遂成为中国近代机器榨油业的中心之一。

再一个局部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手工行业就是面粉业。“吾国旧式面粉制法，系以石磨磨成，乡间多由农人备磨自制，城镇则由所谓磨坊”。⁽¹⁹²⁾近代以后，这种磨坊更加普遍。1878年，朱其昂在天津创设贻来牟机器磨坊，就是建立在传统畜力磨的基础之上的。此后，关于开设机器磨坊的消息时有所闻，但时开时停，留存下来的极少。甲午战争以后，机器磨坊发展加快，到19世纪末已有11家，20世纪后获得进一步发展。有记录可查的新办机器磨坊，1900～1913年间为11家；1914～1921年间增为28家。⁽¹⁹³⁾“由于电力磨坊的出货速率，约可3倍于牲畜所磨，其制品虽不及机器面粉之细白洁净，然较牲畜所磨者已胜数筹，故电磨之装设者日众。”⁽¹⁹⁴⁾1924～1926年间，天津旧式磨坊改装电力马达的有200家左右，北京有50多家，其他地区也有二三十家。⁽¹⁹⁵⁾早期机器磨坊的开设，多利用旧式磨坊的场所和设备，其后旧式磨坊改装马达，更表现出前后相继的关系。这些机器磨坊所使用的动力和作业体系，既不同于旧式磨坊依靠人力、畜力，也与近代面粉工厂的新式设备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一种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中间形态。

在机器磨坊发展的同时，新式面粉工业亦在中国出现。这些近代面粉工厂虽然大多并未经由旧式磨坊到机器磨坊的逐步过渡，但是由机器磨坊发展而来的也并非绝无仅有。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安徽芜湖益新机器米面公司，10年后“添置新机器，建造新厂房”，改组为益新面粉公司，由一个机器磨坊进化为机器面粉工厂。⁽¹⁹⁶⁾1902年，荣宗敬在江苏无锡创办的保兴面粉厂，起初也只是一个机器磨坊，到1905年添置钢磨，才改造成为近代面粉厂。和保兴厂同年的南通张謇兴办的大兴面粉厂，其规模和设备也不过一个机器磨坊，到1909年发展为新机器面粉厂。⁽¹⁹⁷⁾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机器磨坊的发展中，应该也是存在的。可见在旧式磨坊、机器磨坊和大机器面粉工厂之间确实存在着逐步过渡的情况，尽管这很可能并非中国近代面粉工业产生发展的主要渠道。

甲午战争前很少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影响而保持独立发展的四川井盐手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向近代机器工业过渡的动向。1894年，盐商灶户李伯斋租办发元盐井的过程中发现了岩盐层，盐井渡水，盐岩融化，整块岩层逐渐浸通，形成“合匡”现象。一井渡水，他井得卤，促进各井的联合和盐业资本的集中。此时，各井盈利大小已经不受各井卤水多少的限制，而主要取决于汲卤能力的高低，因此采取了加大井口，加长汲筒，增加牛只，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解决提高汲卤量的矛盾，于是，机车汲卤便应运而生。1897～1899年，曾经投资过井盐业的商人欧阳显荣经由汉阳周恒顺五金厂研制成功蒸汽汲卤机车，开始在自贡试行机器汲卤，经过多次改进，大见成效，于1904年筹组了华兴公司，专营机车汲卤业务。一部机车价值数千元，加上钢绳、燃料等共约上万元，一般日可汲卤300～500担，与畜力相比投资省而工效提高数倍，从而利润倍增。各井纷纷仿效，逐渐放弃牛推而改用机车，到20世纪20年代中，四川井盐业使用机车汲卤者已达80%，井盐生产在汲卤这一环节上进到了机器化的阶段。⁽¹⁹⁸⁾

与井盐业相似，这一时期民族资本的新式矿冶企业，也多是经由土法采掘的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这些矿冶企业都是依托原有的民矿或土窑、土窿的基础，采用土法上马，然后添置机器，逐步向新式矿冶工业过渡。山西的广懋、保晋，河北的峰峰、磁县、正丰等矿是收购土窑后加以改造，添置机器发展起来的；浙江长兴、河北六河沟、山东中兴等矿则是收购土窑后，还先用手工生产了一段时间，再陆续添置机械设备的；还有像河南中原煤矿一类，则是由本来的土窑主集资招股加以改造而成的。⁽¹⁹⁹⁾1907年时，机械采煤218.8万吨，占全部煤产量的20.8%；到20世纪20年代，机械采煤量已增加到1413.1万吨，在全国煤产量中的比重也上升到了66.3%。⁽²⁰⁰⁾

一些中国原本没有，鸦片战争后从国外传来的新手工行业，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地、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近代机器生产的方式。例如，火柴制造业，自1879年日本归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设立巧明火柴厂之后，到甲午战争以前，国内共有11家火柴厂开办，都是工场手工业，上油、涂药、拆烘、排梗、装盒、包封等“全部制造过程，都用手工进行，火柴盒则由女工和童工或在工场或在家里糊制”。⁽²⁰¹⁾即使备有排梗机、卸梗机的厂家，在没有电力之前，这些机器也常常是手摇或足踏。甲午战争后，随着抵货运动和挽回利权运动的展开，华商火柴业出现了设厂热潮。1895～1913年间新设火柴厂58家，虽然大多还是手工制造，尚无动力设备，但是规模扩大，资本增加，资本额在10万元以上的有6家，更有拥资42万元、雇工1900余人的大厂。1914～1920年间新设火柴厂又有65家。⁽²⁰²⁾到1927年，先后设立的火柴厂已经共计160余家。⁽²⁰³⁾此时的火柴厂排梗已多用机器，上海中华铁工厂且已能制造排梗机、卸梗机、单贴机等机器，成本也有所降低。1920年，刘鸿生投资20万元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购置发电机、磨磷机、旋转理梗机等新式设备。1923年，刘把燮昌火柴厂盘进后也如法炮制，此后又与荣昌、中华合组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国的火柴业逐步过渡到了机器工业。

针织业是又一个例子。“吾国所用之机织衫袜，皆自舶来”，光绪末叶，洋货“既属盛销，旧时之葛衫布袜，渐归淘汰。于是国人痛恨利权之外溢，欲思购机仿制，以塞漏卮而图利”。最初的针织机械都由洋行购进，“均系手摇”，“嗣后手摇袜机，国人亦知仿造，于是针织业者，厂肆如林”。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一地已有袜厂50余家，两年后更增至100家以上。天津、武汉、无锡、南昌、九江、辽阳等地也都是针织业的集中地。辽阳1924年有针织厂坊43家，南昌1926年有针织厂坊60多家，武汉1927年有针织厂坊200余家。这些针织厂坊多为手工工场或作坊，但也时有电力针织厂创设。早在民国元年，即已经有电力针织机进口，“广东有进步电机针织厂之发起，上海有锦星针织厂之组织，为吾国针织业开一新纪元”。20世纪20年代后，电力针织厂发展较快。1928年时，上海的电机针织厂已有35家，织袜机1307架、罗文车263架、织袜头机200架、摇纱机2466架，其中以开办于民国六年的中华第一针织厂为大。该厂初时资本数万元，规模不大，亦以手摇机起家，其后营业发展，添置电机，资本渐至20余万元，每年产袜多达40余万打，贸易额在规元百万两上下。杭州的六一针织厂，1924年创于上海，因“营业不振”而移杭开办，改装电机，“机器多半来自法国，亦有德、美及本国制造者”。有摇机8台，织机18台，缝纫机20余架，还有抽水机以供漂白，“除缝纫机外，皆用电力”。1925年，武汉裕中袜厂拥资5万元，年产袜2万打，“机器皆为电力机”。⁽²⁰⁴⁾

日用化工品起初也多是手工生产。洋皂传入中国后，效用优于中国旧式猪胰皂或皂荚，在市场上颇有人缘，“无论通商巨埠，乡村闾巷，贫富贵贱，皆备为家庭日用必需物品”。肥皂“制法简易，不须机器”，20世纪后，各地开设的肥皂厂坊日渐增多，大多设备简陋，采用手工，产品多为低级粗皂，据说“其品质虽不及英、德货，而足与日本货并驾齐驱”。1903年，宋则久创办天津造胰公司，资本仅5000元，也系手工生产，到1908年增资至2万元，始聘用外国技师，改用机器生产，“产量尚能如常，且出品质料亦佳，差可与外商竞争”。上海的五洲固本皂药厂，情况则较复杂。它创自宣统元年，原称固本肥皂厂，系德商经营，欧战期间，德人返国，因欠华商张某款项，乃托其代管。其后几经周折，易为五洲大药房经理，遂更名五洲固本皂药厂，成为一家纯粹的华商企业，机器设备则全由德国进口，“自成立以来，成绩斐然，其所出香皂、肥皂达三四十种，资本亦激增至100万元以上”。⁽²⁰⁵⁾上海的其他20多家肥皂厂，起初均为手工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亦逐步改用机器生产，因机器生产可以分离回收甘油，价值颇高，因而降低制皂成本，手工生产则无此能力。

（三）依违于传统轨道的手工行业

有一些传统手工行业，尽管也受到洋货和机制工业品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既没有迅速没落，也很少转而采取机器生产，或者曾经一度试行机器生产而不成功，重新退回手工生产的传统轨道。这些多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有些还带着特种手工艺的性质。

制伞业是其中一种。“吾国制伞业，自昔有之”，鸦片战争后仍沿袭旧法，“无人研究，无人改良”。五口通商以后，即有来自外国的布制洋伞输入，但是数量微小，用者亦少。1912年，上海有民生阳伞厂设立，旋因“意见不合，定货损失，未几即行停歇”。失业员工遂因陋就简，组织手工场坊，自制阳伞。五卅运动时，抵制日货，国内制伞业获得发展，实因制伞无须巨额投资和先进设备，全凭手工，“一切附件，国人亦皆能自制”，所以很快就抵消了洋伞进口，并能源源输出国外，“不独洋伞输入几告绝迹，即洋伞原料，输入亦已大减”。1927年，出口日本、南洋、欧美诸国的纸伞4575109柄，值1186856海关两。之所以有此不俗表现，原因在于“以吾国制伞原料之丰富，人工之低廉，皆较任何国为优”。当时制伞虽称“设厂制造”，实际“全为手工业”。分布很广，而以江浙、两湖、闽粤等省为多。江苏全省约有伞厂200余家，类皆“小本经营，故资本极少，组织极简”。武进县的伞厂，资本最大者仅5000元，上海方面最大者亦不过1万元，小厂则大都只有一二百元，“租屋一间，制造在此，营业亦在此”。浙江一省亦有伞厂200家以上，都是“资本极小，组织极简”的“制伞铺户”，资本多者三四千元，普通仅数百元而已。

陶瓷业是又一种。“吾国陶瓷，向以精良之品，为世界冠，而瓷器之制作，尤所擅长。”光绪年间，洋瓷倒注，国瓷逐渐衰减，引起一般业者的忧虑，遂有设厂制造之举。江西的景德镇、鄱阳县，湖南的醴陵，四川的重庆、成都，河北的唐山，山东的淄博等地，先后有陶瓷工场设立，“集合资本，购备机器，聘请技师，领导制造”，其后因经营不善，大多停顿。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陶瓷业仍未脱“家庭工业式之手工陶瓷厂，继续制造”的局面。据1924年农商部的统计，1921年陶瓷产值6657029元，但这仅是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5省的产值；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河北等陶瓷大省皆未计入，可见全部产值当比此高出数倍。从《海关关册》来看，1928年陶瓷类出口值6406602海关两，而国内的消费量至少还要高出数倍。时人称：陶瓷业“生产能力，颇称浩大。缘此项工业成本既轻，制造又无须何等高上技能，常为农人副业，备资数十元，即可开窑出货，组织既如是简单，故其活动能力颇大”。⁽²⁰⁶⁾

陶瓷生产分布极广。内地农村常利用农隙烧制陶瓷器皿，以解决日常生活所需，仍属农民家庭副业。在一些陶瓷生产较盛地区窑场较多，规模也稍大，但观其经营组织及生产方式，也还是传统的手工场坊。即使像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山东淄博、河北彭城这样的陶瓷生产特别发达的地方，尽管已有“脱胎器厂”、“二白釉工厂”、“四大器工厂”、“四小器工厂”等诸种工厂名目，实际上“其营业大都个人资本，制造全守古法，出品又属不多，此种工厂亦系大家庭工业之变相”。以江西景德镇来说，素为陶瓷业生产中心，产量之丰，行销之广，约占国内陶瓷业半数。20世纪20年代中，景德镇每年出口瓷器总值常达1000万元以上，颇为可观，“惟制坯窑户及陶行，皆近世所谓家庭手工业，分门别类，各有专营，无大规模组织之工厂，制法只知依旧，不加研求改良。其中资力稍厚，范围较大，兼营圆琢二器，精粗具备者，仅江西瓷业公司一家而已”，而如前述，名为“瓷业公司”者其实只是工场手工业。⁽²⁰⁷⁾

那些带有工艺美术性质的手工业更是如此。以驰名世界的漆器业为例，起源甚早，产地甚广，南部诸省皆有出产，尤以福州为盛。“福州漆器之佳，在国内素称第一，其出品彩色匀配，尽其巧妙。金银所画之花样，亦复精工，言画漆者，当首屈一指。在南洋一带，外人拱如珍宝”，据说连“欧美各国之博物院中，几无不陈列吾国漆器者”。近代以后，社会经济变化剧烈，漆器业却“墨守陈法”，“花样千器一律，殆无有改变者”。光绪末年，漆器业也有人提倡设厂制造，但是迟迟无人响应，亦未见有这样的工厂诞生。这种需要特殊技艺的工艺美术手工业，实际上是很难用机器生产来代替的。20世纪20年代中，福州从事漆器手工业的店铺约有90家，据有名可稽的55家的情况来看，成立于清乾隆年间的2家，光绪年间的5家，宣统年间的11家，民国元年至十六年的28家，还有9家成立年代不详。其中资本超过1万元者3家，最多者为11000元，大多资本只有一二千元，不足千元者有13家，最少的仅200元。雇工30人以上的3家，20人以上的2家，10人以上的5家，余皆10人以下，大多为四五人，最少者仅1人。这些漆器场坊，“所有制品，各有所异”。有一沈姓师傅最为有名，其学徒满师后“亦多设厂制造”，“仅造美术物品，以供赏玩……沈氏之漆器，品物精美，待价而沽，故其营业不甚畅旺”。⁽²⁰⁸⁾其他铺户也大多仿效沈氏。似此，若想一律代之以机器生产，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诸如漆器业之类的“整个生产过程的性质自始就不宜大规模生产”的手工业，还可以举出“文房四宝”的例子。安徽泾县、宣城、宁国一带生产宣纸由来已久。宣纸选择一种特别植物青檀的枝条，经浸泡、揉制、蒸煮、漂白、打浆、加胶、贴烘等十余道工序精制而成，不易蛀虫，不易折损，为中国书画的必需品。清朝末年，泾县制作宣纸的场坊百有余户，年产宣纸15000余件，价值150余万元，工人不下四五千人。民国以后，“各庄营业，犹与清季不相上下”。⁽²⁰⁹⁾20世纪20年代中，在当地其他土纸因洋纸输入而收缩，⁽²¹⁰⁾且有近代造纸工业出现之后，宣纸依然维持着原来的生产规模和生产形态。产于安徽徽州的徽墨，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它以松木为基本原料，掺入20多种辅料，经过点烟、和料、压磨、晾晒、描金等复杂工序方告完成，具有色黑不褪、坚而光润、防蛀防腐等特点。近代以后，一些传统手工业生产不振，徽墨生产反有发展，绩溪胡开文墨店的分店开到了休宁、屯溪、歙县、安庆、汉口、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地，大多都附设制墨场坊随产随卖。20年代中，胡开文墨店每年产值15万元，⁽²¹¹⁾仅休宁制墨工场就有制墨工100余人，年产高级徽墨300担。⁽²¹²⁾这些适应着中国独特文化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行业，尚有许多，一般不太会受到洋货的倾轧或取代，仍然有其特定的市场，但因此也难以有大的发展，如同时人所说：“宣纸虽甚乐观，但成本太贵，且不适于近代印刷之用，仅足供给少量中国书画之需”。⁽²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