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中心从广州向上海的转移

三、贸易中心从广州向上海的转移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是对外通商的惟一口岸。五口通商以后的最初几年，广州仍然是对外贸易的最大中心。从对外贸易上占有最大份额的中英贸易看，在整个40年代，由广州输往英国的货值，仍居于五口的首位，在各口总值中的比重，最高达91.7%（1846），最低也在75%以上（1848），⁽⁹⁵⁴⁾中美贸易的状况亦复如此。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广州对外贸易的绝对值，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40年代下半期（1845～1850），广州输出的茶叶，由7600万磅下降到5500万磅，生丝由6800包下降到4300包。进口的棉花由7700万磅下降到6400万磅。⁽⁹⁵⁵⁾对英国的贸易总额，由3100万元下降到1600万元。⁽⁹⁵⁶⁾进口的美国商船由93只下降到70只。⁽⁹⁵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下降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

和广州对照，上海在同一时期（1845～1850）中，茶叶的输出由380万磅上升到2200万磅，生丝出口由6400包上升到17000包；⁽⁹⁵⁸⁾对英国的贸易总额，由1100万元增加到1200万元；⁽⁹⁵⁹⁾进口的美国商船，由17只上升到62只，⁽⁹⁶⁰⁾上升的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

进入50年代以后，贸易重心之由广州北移上海，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在出口方面：中国的出口大宗茶叶，在1846年由上海出口的只占全国出口的七分之一，1851年就增长到三分之一，紧接着在1852年超过全国出口的一半，1853年又进一步几乎达到70%。⁽⁹⁶¹⁾50年代中期，中国茶叶出口，基本上集中在上海、广州、福州3个口岸，而1855年上海一处出口的茶叶，超过广州、福州两口之和的30%。从上海运往美国一国的茶叶，比广州对各国的整个出口还要多，⁽⁹⁶²⁾从广州出口的茶叶，这时已落后于福州，屈居各口的第三位。⁽⁹⁶³⁾60年代以后，广州出口茶叶直线下降，在1861～1870年的10年间，由将近30万担下降到6万担，⁽⁹⁶⁴⁾远远落在上海、福州和新开口岸汉口之后。生丝出口，在1845年时，上海、广州各占一半，而广州略高于上海。到了50年代中期以后，则几乎全部由上海供给。⁽⁹⁶⁵⁾60年代中期（1867），包括丝茶在内的全部出口，上海一口达到3600多万海关两，差不多相当广州的4倍。⁽⁹⁶⁶⁾

在进口方面，40年代中期（1844），广州进口的英国粗哔叽为上海进口的3倍多，50年代中期（1855），则倒过来不及上海的一半，60年代中期（1863），则几乎全部集中于上海，粗哔叽的进口，已不见于广州。⁽⁹⁶⁷⁾60年代终了（1869），上海的全部进口货值，达到4900万海关两，而广州则不过500多万海关两，只相当上海的九分之一。⁽⁹⁶⁸⁾

船舶进口，亦复如此。40年代中期（1845～1846），广州进口的英国商船，相当于上海进口的2倍以上，到了50年代中期（1854～1855），也倒过来，广州只有上海的一半。⁽⁹⁶⁹⁾在1850～1860年10年间，上海进口船只由原来相当于广州的一半上升到是广州的3.5倍，10年之中，上海进口的船只数增加了5.5倍，而广州则仅仅增加1艘。⁽⁹⁷⁰⁾

由此可见，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对外贸易的扩大同时伴随着广州外贸的缩小。马克思在1858年指出：“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上海。”⁽⁹⁷¹⁾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曾经被西方商人幻想为“永远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⁹⁷²⁾的广州，在五口通商之后不到10年的光阴，便已趋于衰落。

上海、广州以外的厦门、福州、宁波，情况各有不同，但总的说来，它们的对外贸易，除了个别商品以外，一直不占重要地位。

厦门是中国传统的南洋贸易港口，也是英国入侵者最先垂涎的口岸之一。在新开的四口中，它是开放最早的一个。厦门开埠的最初几年，对英国的进出口贸易，的确有过比较迅速的增长。从开埠的1843～1850年，对英国的进出口，分别增加了180%和280%。但是厦门贸易的规模，一直很小，即使在贸易迅速增长的1850年，厦门的进口货值只相当上海的四分之一，出口仅及上海的四十分之一。⁽⁹⁷³⁾10年以后（1860），厦门的进出口贸易，达到了200万元的水平，⁽⁹⁷⁴⁾这个时候，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在8000万元以上，⁽⁹⁷⁵⁾和上海比较起来，厦门瞠乎其后。

福州是四口中开放最晚的一个。因为五口之中，以福州最为邻近红茶主要产区的武夷山，所以开埠之初，西方商人对它成为一个取代广州华茶出口的口岸，抱有莫大的希望，从50年代上半期开始，这里的红茶出口，的确有过显著的增长。1853年在美国旗昌洋行的带头下，不少外国洋行争相非法闯进内地茶区，直接收购茶叶。⁽⁹⁷⁶⁾在其后几年内，福州的茶叶出口，迅速上升。1856年以后，一直超过广州，1859年并一度超越上海，达到4700万磅的高峰。⁽⁹⁷⁷⁾但是，除了茶叶以外，福州几乎没有别的贸易可言。在茶叶贸易高峰的1859年，出口货值达到1100万元的时候，福州全部进口货值，不过200余万元。⁽⁹⁷⁸⁾“不管怎样，福州只能算作一个单一商品的口岸，它打破将有繁荣的美梦。随着以后的变动，它又从那么惊人的成就中，回到原来的状态”。⁽⁹⁷⁹⁾60年代以后，福州的进口贸易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出口却一天一天地衰落下去。

宁波是中国沿海帆船贸易的重镇，也是对日贸易的传统港口。但是宁波开放以后，对西方的贸易也没有发展起来。1844年开埠的当年，贸易总额仅50万元，实属微不足道，而其后10年，则每况愈下，减到不足此数的十分之一。⁽⁹⁸⁰⁾除了鸦片走私之外，这个港口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贸易记录。进入60年代以后，宁波的贸易几乎全部转到上海，它本身的对外贸易额，是通商五口中最少的一个。⁽⁹⁸¹⁾

由此可见，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上海以外的四口中，原有的广州趋于衰落，其他三口，也并没有得到西方入侵者所期望的发展。这就是说，开放五口“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只是新的贸易中心向北移了将近1000海里。

60年代以后，中国又被迫开放了天津、汉口等9个口岸。对外贸易有了相应的增长。60年代中期（1865），中国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第一次超过了1亿海关两。⁽⁹⁸²⁾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中，贸易总额增加了大约3倍。但是，一直到60年代终了，占主导地位的港口，仍然是上海和广州两口。这两个口岸的贸易总额共达1.8亿元，占总数的90%，其中上海一口为1.3亿元，占总数一半以上。而新开口岸一共不到1700万元，其中超过500万元的，只有天津、汕头两口，70年代以后成为贸易重镇的汉口，此时直接对外贸易总额不到200万元，只占全国各口贸易总额的1%。⁽⁹⁸³⁾这就是说，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力量同时扩张到新开的各个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