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崭新的社会秩序，坚决镇压反革命

★建立崭新的社会秩序，坚决镇压反革命

重庆是全国最后解放的一个大城市，当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反动政权手中接收下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的时候，面临的社会情况是十分混乱复杂的。

特务匪徒趁火打劫，以所谓“渝警解放大队”、“保民军”、“浙赣边区纵队”的名义，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乱行接管工厂、仓库和交通工具，甚至接管了停泊在江面上的28艘登陆艇。

各种破坏活动不断发生，敌特主要采取暗杀我军军政首脑，纵火焚烧工厂、仓库、交通设施，抢劫市民财物，盗卖军用物资，扰乱金融市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挑拨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等手段进行公开或隐蔽的破坏活动。

此外，成帮结伙的地痞流氓沿街斗殴、聚赌，散兵游勇到处敲诈勒索，成批的乞丐逼索粮款，盗匪分子肆意抢劫银行商号，摊贩为争地盘堵塞市区交通要道更是比比皆是，整座城市处于无政府状态，到处一片混乱。

面对敌特的暗杀，同志们都担心陈锡联的安全，但他一点也不在乎，照样出入公众场所。

陈锡联素有“特能打仗，打仗不要命”之名，胆识和魄力非一般人能比。他飞刀斩指的故事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

陈锡联的左手拇指第一节已经没有了，那是他自己斩下来的。在一次战役中，他拇指受伤，卫生员做了简单处理，弯着包扎上了。由于血液不流通，渐渐坏死，终成黑色。为不影响行军打仗，陈锡联见状来了气：“妈的，给我黑了，没啥用了。”他喝了两口白酒，一口酒喷在剃头刀上消毒，借着酒劲儿，飞刀斩指。

陈锡联参军前，按家乡风俗，右臂上有一刺青，入伍后，共产党说这是迷信，陈锡联立即用刺刀剜了皮肉，留疤至今。陈锡联四次受伤，最危险的一次被日军的子弹从下颌处穿孔而过，从此右耳残疾。

因而，在重庆面对敌人的破坏和捣乱，陈锡联丝毫不为所惧，不但不避其锋，相反，给予了他们迎头的严厉打击。

陈锡联深知，彻底整顿社会治安，这是新生人民政权必须尽快完成的一项紧迫任务。不如此，人心就不可能安定，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新民主主义政权就无法巩固，接好、管好重庆的历史使命也断难完成。因此，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在警备部队重庆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下，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的治乱措施。

一是坚决镇压反革命。

彻底打击匪特，铲除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这是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前提。1949年12月6日，市军管会发出布告，命令游杂武装停止非法接收，一切接管权力集中到军管会。7日，重庆市警备司令部成立，取缔了“江浙赣边区纵队”等非法组织。12日，军管会颁布了《匪军溃散官兵登记办法》和《非法武器电台收缴办法》，16日颁布《解散国民党特务组织及非法党团的布告》，解散了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等反动党团组织，勒令国民党中统、军统等特务人员悔过登记。17日，召集“保民军”总队长以上人员开会，对“保民军”进行了整编。

1950年1月9日，市公安局形式完备，迅即在全市建立了20个公安局、100多个派出所。

1月18日，经刘、邓首长批准，对潜伏在重庆市的各种匪特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搜捕，陈锡联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刘明辉等亲自乘车上街巡视，吓得那些特务和受蒙蔽的群众把蒋介石像、国民党党旗、委任状、枪支弹药扔得满街都是。这次大逮捕，全市共抓获匪特1315名，其中有军统组长以上、中统分区主任以上的特务头子190余名，狠狠地打地击了敌人，大快人心。次日，军管会颁布了《重庆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在严厉政策的威慑下，特务人员纷纷申请登记，要求悔过自新、宽大处理。

经过这次打击，匪特转而采取更加隐蔽、更加狡猾的方式继续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四五月间，特务趁全市财经及生产出现困难之机，勾结乡间土匪，在市区和郊区大肆进行破坏，抢劫案每日有数起，有的甚至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投掷手榴弹。为此，再次给匪特以严厉打击，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陈锡联又于5月19日进行了全市第二次大搜捕，又抓获匪特400余名。经过这两次大逮捕，从组织上给匪特以沉重打击，社会治安渐趋好转，革命秩序基本建立起来。在政府宽大政策的感召下，至8月，4788名匪特分子先后到治安机关自首登记。8月5日，全市解除戒严令。

通过这次镇反运动，基本上肃清了重庆市的反革命势力，铲除了其赖以存在的土壤，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群众莫不欢欣鼓舞，都说人民政府“办得好”，“现今才真是老百姓坐江山了”，从而推动了城乡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其他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是遣送旧军政人员，处理游民乞丐。

1949年12月12日，市军管会颁布了《匪军溃散官兵登记办法》，限即日起到市内12个登记处分别办理登记手续。至20日止，共收容蒋军官兵6500余名，内有中将1名、少将10名、校官340余名、尉官1800余名。1950年2月3日，市资遣办事处正式成立，负责资遣与转送本市及外地收容的蒋军官兵、旧政权职员及难民。凡无业务技能、又无改造前途，而本人又能自谋生活的自愿回籍者，均发给路费遣送回籍，到10月止，共遣转蒋军官兵22715人、旧人员296人、难民2164人。充斥社会的散兵游勇，则于5月后移归警备司令部办理，先后共收容了12612人、资遣回籍9206人。通过遣送旧人员，不仅减少了威胁社会治安的因素，便于建立城市新秩序，而且使被遣送者顺利还籍，从事生产，扩大了政府的政治影响，增加了社会的生产力量。

解放初期，重庆市有乞丐1000多人，其他无业游民则更多。他们常常聚集市区街头，强夺硬讨，大耍无赖，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为使他们能在生产中求得改造，达到自立谋生的目的，市政府于1950年3月18日成立了游民乞丐处理委员会，下设唐家沱、觉林寺两个收容所。至5月底，共收容了7081人，不久在歌乐山又增设了第三收容所。

收容的游民乞丐几乎人人有病，以梅毒、肠胃、皮肤病居多，有烟毒瘾的约占60%以上，其中有职业乞丐，也有因染上恶习而失业的流落为乞丐的公务员、教授、大中学生、技术专业人才、城市贫民和农民等。初入收容所时，这批人思想极为复杂，存在严重的恐惧思想，对政府不信赖，抱着混饭吃的苟安心理。收容人员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政府的政策法令与收容方针，给他们理发、洗澡，帮助他们治病和戒除不良的嗜好恶习，进而组织他们学习、劳动，根据他们的切身利益揭发其痛苦的根源和旧社会的罪恶，启发他们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憎恨，逐步提高其思想觉悟和劳动观念。

通过教育改造，被收容的人员大都改邪归正，要求工作，愿重新做人。其中1149人被遣送回家参加生产、1194名青壮年组织起来参加修筑成渝铁路，其余的则统一收留在生产教养院内，参加轻微生产或学习专门生产技术，进一步习艺改造。对旧社会的特有产物——妓女，也采取收容教育的办法，集中进行改造，使广大受害妇女获得了新生。

三是救济失业、整顿市容。

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重庆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形成为数众多的失业大军。1950年年初，全市约有5万失业工人，连家属在内共达17.5万人，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起初，市劳动局采取了个别登记、零星介绍的方法来安排就业，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1950年6月17日，中央政务院颁布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27日，重庆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正式成立，陈锡联市长亲任主任委员。

7月19日，全市开始进行失业工人登记，截止到9月底，先后登记的失业工人共3.45万人。根据中央“以工代赈为主，以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给救济基金为辅”的原则，通过各产业工会的登记审查，失业工人或由政府安置就业、或采取以工代赈，其中介绍到各机关企业部门就业者有3093人、动员参加修筑成渝铁路者有4565人、资遣还乡者1924人、自行找到工作者11450人。经过一年的安置处理，到1951年6月，全市工人失业问题基本解决。

解放初，市面既乱又脏，国民党遗弃的汽车被散兵窃据了一部分，满街飞驰，公私汽车随便在大街上售票揽客，装卸货物；一般摊贩误认为解放了，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占据交通要道贩卖商品，造成市内车辆、行人都难以通行。为清除混乱，1949 年12月5日，市公安局利用旧警察人员开始整理交通。首先恢复了城区的39个主要交通岗，划定了93个停车场，经过5个月的大力整顿，基本克服了交通混乱的现象。

同时，调查了全市摊贩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以及能够摆摊设点的空地，以不妨碍市容、交通，并兼顾摊贩营业为原则，在市区指定摊贩区41处，采用编组管理的办法，将全市摊贩编为381个小组，由政府发给营业执照，定点经营。此外，市政府还发动各界人民进行了有史以来的卫生大扫除，清除了历年积留下来的垃圾污垢，使全市面貌焕然一新。

通过上述措施，社会治安情况很快好转，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秩序井然，人心安定，不仅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创造了条件，而且为重庆市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是禁烟禁毒。

西南鸦片种植之广，吸食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这是封建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罪恶统治的结果。重庆是西南水陆交通的枢纽、对外贸易的集散地、烟毒运销的集中点，烟毒危害极其严重。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初期，全市共有烟民20201人，其中吸食者15110人、贩售者4476人、制造者615人，烟馆有270余家，渔洞镇2万余人中，吸毒者在千人以上。

重庆一解放，陈锡联便指示有关人员，对残害人民的毒品，必须采取坚决禁止种植与吸食的政策。

10月13日，重庆市政府发出《关于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布告》。布告规定即日起，任何市民不得制造、贩运与售卖烟土、毒品，如有违反，除没收外并依法严惩，吸食烟毒者，亦应即向当地人民政府进行登记，限期戒除。同时，成立了重庆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有组织地开展全市性的大规模禁烟禁毒运动。

首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清查，组织对重要烟毒犯的大逮捕，封闭烟馆，没收其毒品和烟具。其次掀起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农民代表会以及减租退押中做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如专题讨论、街头宣传、漫画标语等，并举行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当众焚毁烟毒和公审烟毒犯，以烟毒对社会的危害事实来教育人民。市政府还在全市设立700多个戒烟所，将数千名烟民集中进行戒烟，向他们讲解吸毒的害处和人民政府禁烟的决心。同时，在生活上照顾他们，加强文娱活动，规劝他们戒去烟瘾。

由于陈锡联和市政府在禁绝烟毒上表现出坚毅的决心和果断的措施，从而打消了部分市民的观望态度和侥幸心理。在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和群众的积极配合下，至1951年春，全市共破获贩毒集团200多个，贩毒案件2万多件，查获大量烟毒品及制毒吸毒工具，施戒瘾民1.8万多人。首恶烟毒犯分别受到枪决、判刑、罚金及拘留等处理，基本上根绝了重庆市内贩、制、吸食烟毒的历史积患。

五是摧毁封建把头制度。

重庆市建筑、搬运等行业中的封建把头制度由来已久，自从成为通商口岸后，重庆市区商号林立，日渐繁荣，历来地位卑微、被人瞧不起的泥水匠、木匠、搬运工开始有了较丰厚的收入，成为把持地方的军阀势力、封建帮派、地头蛇争抢的对象，他们相互串通设“庄”，控制和剥削广大工人。国民党中央势力入川后，这些“庄”又发展为行业的职业工会，实际上形成了国民党特务、社会局和封建把头“三位一体”的反动封建势力。各码头、各行会、各地区都有一批欺压群众、残害人命、无恶不作的恶霸、把头和流氓恶棍，号称“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四大魔王”等。

重庆解放后，一贯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横行不法的封建把头，见大势已去，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压榨、剥削工人。但是，由于反动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不少封建把头利用人民政府接管中的空子，混入工会等合法组织内，继续为非作歹，压制工人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他们趁着国家建设的开展，包揽工程、垄断运输、漫天要价、勒索国家和客商，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据1950年建筑行业的不完全统计，各级封建把头仅剥削工人应得工资一项，就等于3亿多斤粮食。工程上偷工减料、降低质量，甚至卷款潜逃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则更无法计算。封建把头势力已成为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社会物资内外正常交流、工商业恢复发展的严重障碍。

1950年1月23日，市军管会颁布了《关于整顿码头秩序的布告》，勒令解除伪工会，废除封建把头制度，同时成立了市码头管理处，统一管理运输业务，使工人的生计有了保障。11月，成立了码头、驳渡船、街道、人力车等四个全市性的工会，斗争了连绍华等10余名码头恶霸，废除过去剥削工人的不合理的陋规，统一并降低全市力资（较新中国成立前降低80%），从而使商品成本得以降低，城乡货物流畅。12月5日，市军管会在大田湾广场召开由5万建筑工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公审枪决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极大地震动了全市的封建势力。此后，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在全市各工地、码头中普遍展开，通过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推行民主改革，逐渐打垮了封建势力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