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迁移与劳动力流动

第二节　家庭迁移与劳动力流动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单个劳动者的流动问题，但是相当多的劳动力流动都不是单个劳动者的迁移，而是整个家庭的跟随迁移。因为，作为单个劳动者的丈夫或妻子不能忍受远离家庭、单身赴任的痛苦。^[4]因此，迁移决策考虑的就不是单个劳动者的成本与收益问题，而应该是家庭整体的成本与收益。

用图形可以更清晰地说明这一问题。如图8-1所示，纵坐标表示丈夫迁移的个人收益，横轴表示妻子迁移的个人收益，有一条直线平分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对于丈夫来说，迁移的个人收益在A、B、C三个区域是大于零的，如果他是单身者，在这些情况下会选择劳动力迁移。对于妻子来说，迁移的个人收益在C、D、E三个区域是大于零的，如果她是单身者，在这些情况下会选择迁移。

图8-1　家庭的迁移决策

但是，作为一个家庭迁移，必须保证双方的收益之和大于零，即在区域B、C、D内。在区域B内，妻子的个人收益小于零，如果她是一个单身者，则不会选择迁移；但由于家庭的总收益大于零，丈夫的迁移收益足以弥补妻子的迁移损失，作为家庭的成员，她会选择迁移，这时她就成为跟随迁移者（Tied Mover）。在区域E内，妻子的个人收益大于零，如果她是一个单身者，则会选择迁移；但由于家庭的总收益小于零，妻子的迁移收益不足以弥补丈夫的迁移损失，作为家庭的成员，她不会选择迁移，这时她就成为跟随留守者（Tied Stayer）。对于丈夫来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区域D内是跟随迁移者，在区域A内是跟随留守者。可见，家庭成员个人的迁移决策是相互影响的，要服从家庭总体收益最大这个目标，个人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不能单方面追求个人收益最大，要不得不成为跟随留守者或跟随迁移者）。

由于家庭迁移要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迁移收益问题，一般来说，家庭迁移的可能性比个人迁移的可能性更低一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那样，家庭“束缚”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但是，如果作为家庭成员的妻子不外出工作，则不会对家庭迁移造成影响。^[5]丈夫还会像单身者一样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同时也是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因为他是家庭唯一的工作者。在美国，近几十年来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这使得劳动力流动和家庭迁移必须考虑夫妻双方的迁移收益，因为只有家庭总的净收益大于零，才能进行家庭迁移。事实上，在妻子工作情况下家庭的迁移率比妻子不工作情况下家庭的迁移率低4%。^[6]

由于丈夫、妻子都工作，家庭迁移存在一定的障碍，一些有意雇佣丈夫或妻子一方的雇主也会主动提出优惠条件，帮助其解决配偶的就业问题，以使家庭的迁移收益大于零。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这样的做法，为了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到异地就业，异地企业承诺为其解决配偶的就业和子女的入学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方成为跟随迁移者或跟随留守者家庭获得的总收益会小于按照各自收益最大化选择的个人收益之和，只是后者会导致家庭成员不在同一地区工作。例如，图8-1中的区域B、D，无论是丈夫跟随迁移还是妻子跟随迁移，获得的家庭总收益都小于各自谋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收入之和。^[7]如果有的家庭过度看重跟随迁移或跟随留守“损失”的经济收益，而对家庭团聚看得很淡，也会出现家庭成员分别在不同地区工作的现象。在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家庭中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有的是丈夫在外地打工，妻子在家乡务农；有的是夫妻双方在不同地区打工。这是相对较贫困的农民家庭为了获得更高收入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但这样一种迁移方式的不利后果是，家庭迁移决策和个人迁移决策之间的矛盾使得家庭成员必须承受很大的精神成本，要忍受家庭分离的痛苦。更进一步地，家庭会变得不稳定，甚至导致婚姻的破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异地迁移的增多与离婚率的上升是同时出现的两个现象，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我们还不清楚离婚率的上升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家庭迁移决策中拒绝成为跟随迁移者或跟随留守者导致的。

决定家庭迁移的因素很多，有的因素是与收入的高低无关的。例如，为了子女受更好的教育而进行劳动力和家庭迁移，为了寻找舒适的生活环境进行迁移。但在本质上，这些目的都是在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效用也要相互协调，其分析思路与上面单纯考虑工资因素的家庭迁移是相同的。读者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