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寡头垄断竞争分析

第四节　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寡头垄断竞争分析^[19]

移动通信市场是电信市场中增长幅度最高的市场之一，各国都予以了高度重视，并通过各种改革改善此市场的竞争环境。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由原中国电信的无线业务部分发展起来，具有十几年的历史，且已经历多次改革但仍未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

中国移动通信市场是非对称双寡头市场。政府已多年不发放第三张移动牌照，使这个市场实际具有高进入壁垒，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个企业都没有面对潜在竞争对手的压力。中国电信和网通^[20]利用其显著地位和广泛关系，用小灵通打“擦边球”，开展“准移动”业务，也就是提供异质产品，使自己成为事实上的第三家移动通信市场竞争者。

一、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中的异质产品

与古诺模型分析双寡头市场和三寡头市场中的同质产品假设不同，实际上现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存在GSM移动通信产品、CDMA移动通信产品和小灵通“准移动”通信产品三种异质产品，因此本节将对异质产品市场作简要分析。

在实际市场中，只有少量产品属于同质商品，绝大多数产品都属于异质产品，经济学认为除绝对相同产品外，其余都是异质产品。异质产品的差异可分为横向差异化和纵向差异化两种情况。横向差异化指“在制造过程中所需的资源一样，但在设计中却存在差异的产品之间的差别”。^[21]也可认为，“消费者A偏好企业1的产品而不是企业2的，与此同时，消费者B偏好企业2的产品而不是企业1的”。^[22]纵向差异化指“按照某种品质要求，例如，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消费者所认可的可信度与安全性的等级，所生产的一系列商品之间的差别”。^[23]也可认为，“存在这样的情况:所有消费者都偏好某一种特定的产品。举例来说，即便不是所有的消费者，绝大多数都会同意这一点: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汽车越省油越好”。^[24]我们可以将分析自由进入和差别产品的垄断竞争模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代表性消费者模型，在此类模型中，由于所有的消费者通常购买每一家厂商的产品，因此所有的厂商是平等竞争。在这一市场中，市场上生产差别产品，但所有厂商为同一顾客群展开竞争。”“在另一类模型——空间模型或选址模型中，每一位消费者都偏好有特定特征的产品或由邻近厂商出售的产品，并且愿为这些偏好产品支付溢价。而且，消费者可能不大在意市场上其他一些产品的价格。”^[25]在此不对差别产品模型进行详细分析，只引用相关结论。

根据豪特林模型分析可得出:“产品差异化的程度越大，市场势力越大。”^[26]通过对古诺模型的分析可知，厂商生产同质产品，寡占者数量的增加会使消费者获益，因为新增竞争将导致价格降低。但如果市场上生产的是异质产品，一个新厂商的进入将在导致价格降低的同时，提高产品的多样性以供消费者选择，^[27]后一点将导致厂商市场势力增大。更确切地说，“产品差别的主要影响是每家厂商面对的下倾的需求曲线比其他情况下的曲线更为陡峭。这是由于其他产品是关系较不密切的替代品。越陡的倾斜赋予厂商越大的市场力量——将价格提至高于边际成本的能力。”^[28]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网通的移动产品属于横向差别范畴产品。分析横向差别产品的鲍利模型得出结论，“最大消费者剩余量可能随着品种数量的增加而增加”。^[29]即可得到，异质产品将导致市场价格下降，增加消费者选择，扩大市场消费者需求规模，使消费者剩余增加，总福利水平上升。但同时也带来产品差异越大，企业市场势力越大的负效应。

二、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运营商数量与市场绩效关系分析

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可基本视为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网通提供移动产品，由于许可证规制的原因，没有潜在竞争者。对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其通信制式的差别并不明显反映在业务提供方面，可认为它们提供同质产品，共同满足市场需求。移动和联通网络建设都由政府投资，其技术评估、建设方案设计大部分由同一机构完成，且在同样范围内挑选系统、设备，可基本认为在相同网络规模下，这两个企业的平均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相同。

中国各电信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不定期交换管理人员，获得市场和对方企业的信息并不困难。由于中国实行价格上限规制，市场价格基本取决于各企业产量和服务品质量。目前，中国各电信企业是否发展某一业务种类，其主要考虑还是来自于投资，即成本约束，确定建设和扩容数量，进行投资—效益分析是提供每一种业务前必做的工作。因此可基本认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网通符合古诺模型的假设条件。

如果能够验证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小灵通介入后，产量上升，但收入下降，而同时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移动通信业务收入，加上中国电信和网通的小灵通业务的收入总和，大于小灵通介入前移动通信市场的收入总和，以上理论分析将得到验证，但由于中国网通未公开小灵通业务的收入，因此不能得到中国移动通信业务的收入总和。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我们可认为，如果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产品供应量上升，但价格下降，同样可认为它们的移动业务收入下降。由于每个运营企业的各省分公司都有一定的价格决策权，甚至同一省内各地市的移动通信资费也不一样，因此在价格样本过多，且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情况下，单纯进行价格对比是毫无意义的。幸运的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在报表中提供了平均每月每户收入（ARPU）及平均每月每户通话分钟数（MOU）两种指标。我们可以推测，当移动服务产品价格一定时，这两个指标应呈正效应关系，即平均每月每户通话分钟数上升时，平均每月每户收入应该增加，如果它们呈负向关系，则表明价格下降。针对此点，我们进行以下分析。

表2-7　1999～2004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MOU值和ARPU值及其变化率

注:①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年度报表。②中国移动的数据通过备考，其报表中对同一年统计数据稍有差异。③中国联通数据中未表明的为GSM网络数据，标有“c”的为CDMA网络数据。

从数据可看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平均每月每户通话分钟数（MOU）值在1999～2002年间都呈下降趋势，而在2002～2004年呈上升趋势。同时在1999～2004年间，这两个公司的平均每月每户收入（ARPU）值都呈下降趋势。1999～2002年期间，两公司的ARPU值的变化率都比MOU值的变化率高。而2002～2004年期间，两公司的ARPU值和MOU值呈反向变化关系，虽然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各省的移动资费不完全相同，但在这期间总体下降。尽管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但2002年后中国电信和网通开展小灵通业务，促使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价格下降，使得平均每月每户通话分钟数（MOU）值上升，但平均每月每户收入（ARPU）值下降，即移动通信服务消费者剩余增加。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应该扩大移动通信市场产品的供应量，尤其是同质产品的供应量。

扩大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产品的供应量有几种途径可以借鉴:①直接增发全国性的移动通信服务提供商的牌照数量。②划分区域，在区域内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移动通信服务提供商数量。③区分基础业务和增值服务提供商，提升互联互通资费的合理性，严格互联互通的执行力度，减少对增值服务各种角度的约束。

从促进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应该扩大异质产品的供应量，但同时也应注意异质产品与同质产品供应比例的合理调配，防止市场势力的扩大。

思考题

1.博弈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2.什么是纳什均衡？

3.说明逆向归纳法的基本思想。

4.简述古诺模型、斯塔克尔伯格模型和贝特兰德模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5.简述影响串谋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姚国庆:《博弈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3.吉本斯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5.石磊等:《产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6.杨建文等:《产业组织:21世纪理论研究潮流》，学林出版社，2003年。

7.平新桥:《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8.石磊等:《产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9.刘易斯·卡布罗著:《产业组织导论》，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

10.斯蒂芬·马丁著，史东辉等译:《高级产业经济学》（第2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著，钟鸿钧等译:《产业经济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边琳:“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寡头垄断竞争分析”，《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年第5期，第197～203页。

14.余建华:“欧佩克发展历程与新世纪挑战”，《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6期。

15.Shy，Oz，1994，Indurstial Organization，MIT Press.

16.Tirole，J，1988，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7.George J.Stigler，1964，Public Regulation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in 37，Journal of Business，pp.117-142.

【注释】

[1]姚国庆:《博弈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2]姚国庆:《博弈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4]吉本斯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2～9页。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6]这好像给我们一个印象，那就是静态博弈一定要用标准式，动态博弈一定要用扩展式。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任何博弈都既可以用标准式表示，也可以用扩展式表示，只是对于动态博弈来说，扩展式可能更加方便一些。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8]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

[9]在囚徒困境中，冷酷策略是指这样一种情况:（1）开始时选择沉默。（2）一直选择沉默，除非某些参与人选择了招认；如果某些参与人选择了招认，那么自己就永远选择招认。

[10]在囚徒困境中，针锋相对策略是指:（1）开始时选择沉默。（2）此后，在第n期选择其他参与人在第n-1期选择的行动。

[11]吉本斯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7～18页。

[12]这个需求函数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只要企业j的产品价格足够高，无论企业i要多高的价格，对其产品的需求都是正的。根据后面的均衡价格结论将会看到，只有在b＜2时问题才有意义。

[13]石磊等:《产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4月，第109页。

[14]杨建文等:《产业组织:21世纪理论研究潮流》，学林出版社，2003年11月，第73页。

[15]平新桥:《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83～184页。

[16]如果追随者制定的价格高于价格领导者，就会丧失市场份额；如果追随者制定的价格低于价格领导者，就不再是价格领导模型的分析了，追随者也就不是所谓的“追随者”了。

[17]George J.Stigler，1964，Public Regulation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in 37，Journal of Business，pp.117-142.

[18]石磊等:《产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4月，第114页。

[19]边琳:《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6年第5期，第197～203页。

[20]由于中国电信和网通小灵通业务市场南北分离，互不进入对方的主导运营区域，本文将中国电信和网通视为一个企业。

[21]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著，钟鸿钧等译:《产业经济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22]刘易斯·卡布罗著，胡汉辉等译:《产业组织导论》，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23]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著，钟鸿钧等译:《产业经济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24]斯蒂芬·马丁著，史东辉等译:《高级产业经济学》（第2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25]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著:《现代产业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6]同⑤，第202页。

[27]同③，第406页。

[28]多纳德·海，德理克·莫瑞斯著，王勇等译:《产业经济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29]斯蒂芬·马丁著，史东辉等译:《高级产业经济学》（第2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