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深远影响

三、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深远影响

1.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内容

如前所述，国际战略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正确估量自己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制定的一定时期的对外谋略。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相互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可分割，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是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战略家，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及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他在新时期为我国制定的国际战略，其核心就是要维护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新时期国家根本利益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具体分为三步走，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按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此，必须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国际战略就要为之服务，努力创造和发展这样一个和平稳定的、有利于我们全心全意进行建设的国际环境，对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决不动摇。

1989年10月，当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施加压力时，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他还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³⁴⁾这是我们处理一切对外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由当前现实世界的实际决定的，是为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服务的，是实现现阶段根本利益的需要。

应该指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仅有很强的现实性，把实现“四化”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的集中表现，是看得见、摸得着、时刻在经受检验的；也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一国的利益凌驾于别国利益之上的强权政治有本质的区别，也和戈尔巴乔夫高唱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根本不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世界无产阶级、全人类的利益有其一致性，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体现。现在我们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就是对人类进步事业最大的贡献。

（2）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他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观察，深入的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相继对国际形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的、具有创造性的见解：

第一，通过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长期观察与思考，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新中国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个固定的看法，常年处于备战状态，其影响既深且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先是认定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可能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³⁵⁾这个论断是总结战后历史、分析世界现实、预测未来发展的科学结论，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认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巨大而深远。

第二，针对东欧剧变、前苏联动荡，及时提出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的判断。战后两极格局维持了40多年，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孕育着多极化发展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东欧剧变、前苏联动荡。1990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他还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前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³⁶⁾也就是说，两极格局在终结，多极化趋势在发展，当前正处在新旧格局转换时期。邓小平强调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体现了他既反对一国主宰世界的单极格局，又重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力量的地位、作用的一贯思想。后来他还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问题是要善于把握。”⁽³⁷⁾这是提出了一个多极矛盾的存在和多种力量重新组合的问题。他强调“中国算一极”是肯定社会主义虽然经历了挫折，但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仍将是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力量。在格局变化的关键时刻作出这一论断意义重大，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

第三，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明确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面对世界局势急剧、深刻的变化，多种矛盾更加复杂，出路何在？邓小平1984年就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³⁸⁾早在1974年他在联合国发言时，就讲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又提出：“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³⁹⁾“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⁴⁰⁾他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列为我国一项基本的对外政策，强调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是我国新时期在国际舞台上举起的一面旗帜和实施的一个纲领，不仅有其必要性，还有其可能性和现实性。和以前提出过的实现“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目标相比，是一个更符合当前实际、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面对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明确提出科技和经济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是推动国际社会向前发展的原动力。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他说：“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⁴¹⁾“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⁴²⁾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解决所有的问题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关键是科学技术”。这是我国制定和实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途径，也是认识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的关键和制定实现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

应该指出，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融为一体的，是对国际形势的宏观把握和基本分析，既为我们展示了进行“四化”建设的有利国际环境，也为我们制定对外谋略指出了有力根据。当然，国际形势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当我们从时代、格局、秩序、动力这些基本问题上来把握它、分析它、认识它，我们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能保持理论的坚定性，不会因某些局部的、细小的变化而动摇。

（3）邓小平客观地估量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他把中国定位于现在是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将来是世界多极格局中独立的一极。他在“文革”后复出之后，多次强调要充分地、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⁴³⁾后来讲得很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全面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及两极格局的变化后，郑重宣布：中国将是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所谓多极，中国算是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是一极。”“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⁴⁴⁾

为了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快地实现“四化”，成为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还吸取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认定对外开放是实现三步走宏伟目标、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是一个战略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经验。……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⁴⁵⁾为此，必须有开放的思想，要建设开放的社会，还要成为开放的国家。在实行全方位的开放中，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对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前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它是我们政治上和平共处的主要对象，经济上合作、引进的重点所在，文化上扩大交流的广阔领域，外交上平等相待的重要伙伴。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战后发展的新特点、现实的生命力以及它面临的困难、深层次的矛盾和发展的历史趋势，深刻认识两种制度竞争、共处的长期性。毫无疑问，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我们要学会正确处理这种矛盾和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这种斗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外开放的目的，使中国更快地富强起来，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名实相符、独立的一极。

中国这一极不同于其他极，也不是所谓“列强”之一强。中国将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的一极；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奋斗的一极；是支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一极；是坚持社会主义，既不争霸、也不称霸，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的一极。

（4）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策略，也就是总的对外谋略。邓小平总结新中国建国以来外交工作丰富的经验教训，结合新时期的实际，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⁴⁶⁾独立自主首先强调的是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同别国发展关系从不以牺牲自己的主权为代价，也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对别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敢于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包括为此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我们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在发展党际关系中我们强调四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独立自主原则。为了更好地实行独立自主，邓小平还提出要实行不结盟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⁴⁷⁾历史经验证明，结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作为一个大国，奉行结盟政策，也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实现自身的发展，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这是我们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解决有关对外关系问题，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基础和物质保证。

新时期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这是我国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讲“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⁴⁸⁾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无论是超级大国，还是弱小国家，都是如此；对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存在的争端和分歧，主张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不计较历史恩怨，实现同前苏联的正常化，随后又发展同独联体、特别是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本着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精神，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使得中美关系得以发展；坚持“一国两制”，同英国和葡萄牙妥善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谋求同有关国家解决南海争端和钓鱼岛等类似问题。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本目的就是全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大家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不愿意与任何国家为敌。当然，当今世界上还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所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一场不可回避的严峻斗争。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能乞求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

为了更有效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面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还制定了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务实的精神。“冷静观察”就是面对苏东剧变、西方施压，要沉着应付，泰然处之，不受挑动，稳住阵脚，不感情用事，不自乱阵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⁴⁹⁾“韬光养晦”就是要收敛锋芒，含而不露，要埋头苦干，后发制人，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还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前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⁵⁰⁾“决不当头”是对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根本利益的清醒认识，是“一个根本国策”，⁽⁵¹⁾是邓小平长期以来的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是对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的明确回答；“有所作为”是表示我们决不是无所作为，什么都不干，而是要量力而行，要敢于维护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干涉，要勇于承担我们应该而又能够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要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在支持公道、伸张正义，在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坚持社会主义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中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一个完整的方针，具有战略的意义，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闪耀着绚丽的光芒。正是这一指导方针，指导我们胜利地渡过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艰难岁月，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它也会在今后长期的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指导我们沿着既定的方向，继续阔步前进。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展示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确实是一个有内在联系、不可或缺、自成一体、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

2.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产生形成的坚实基础

20世纪80年代前后，邓小平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思想并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绝不是偶然的，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邓小平理论产生有其必然性一样，它的产生也有其必然性。

首先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发展和深刻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呼唤着新思想、新理论的诞生，以指导人们能够予以正确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停滞的观点、僵化的观点不仅不能给人们以正确的指导，还会造成严重的失误和危害。这已为许多历史教训所证实。

其次是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确立了新的任务，需要新的思想的指导来创造新的国际环境，以保障新任务的实现。既不能滥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提倡“打倒一切”的斗争哲学，也不能照搬别国的做法，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或让别人牵着鼻子走，那是决然行不通的。那将使我们的宏伟目标落空，还会使我们成为别国的附庸，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是人民决不答应的。

再次是邓小平非凡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及其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是这一国际战略思想得以形成的坚实基础。人们熟知邓小平在革命的一生中有三落三起的经历，尤其是“文革”中的经历，这对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是有重要影响的。他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谈到“文革”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⁵²⁾经历了“文革”的人何其多，但能够像邓小平这样总结、反思、复出后提出新的一系列政策的人却很少，这也正是他能够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的原因所在。

最后是邓小平复出后，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亲自出国访问、考察，看到了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国际战略思想的诞生和发展。他访问美国，在钢铁厂感受了什么是现代化；访问日本，在新干线上体会到什么是高速度；访问新加坡，从一个城市国家的发展中看到对外开放的好处和作用；当然，访问法国，从历史对比中更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这些出访，无疑直接地促使他决心对外开放，促进了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

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里固有的，更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人为地树立起来的”，“是秀才们杜撰出来的”，而是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依据的，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符合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并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它和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近20年对外工作的伟大成就，也是我们迎接新世纪，继续夺取外交战线新胜利的法宝。

3.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精髓及其深远影响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精髓仍然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论是在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上，还是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正确估量上，也无论是在对外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上，还是在国家利益的认定上，邓小平都是从实际出发的，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强调对现实情况的缜密分析，还重视对未来发展的预测。他谆谆告诫我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⁵³⁾他还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⁵⁴⁾我们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时候，在迎接新世纪的到来，面对世界新变化、新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在实践中贯彻这个精神，勇敢探索，开拓前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当然，首要的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维护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争取顺利地实现第三步总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