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的竞争优势分析

第三节　版权贸易的竞争优势分析

自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版权贸易发展则显得滞后。根据国家版权局统计，2000—2007年，我国版权贸易超过93 676种，版权贸易发展良好。但另一方面，我国版权贸易发展又呈现出进出口失衡的特征，版权贸易逆差显著。表5－1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版权引进一直保持增势，2004年较上年有所下降，但是之后又开始上升，2007年有所下降。且从2002年开始，版权贸易引进量始终保持在1万种以上。但版权贸易输出却发展缓慢，版权贸易累计引进和输出比高达7.61，版权贸易逆差呈现先增后降的形态，至2007年引进输出比仍高达4.28，我国版权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可谓低下。

表5－1　2000—2007年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概况

资料来源:国家版权局。

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滞后已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在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指出，由于版权贸易逆差，我国已成为“文化赤字国”。而从经济贸易与文化发展角度来看，为了平息与国外的贸易摩擦，我国已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作为外贸战略调整的方向之一，版权贸易及版权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在服务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不少发达国家，版权贸易及版权产业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例如，版权产业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在1977年为3.73%，1987年和2001年分别增加到5.45%和7.75%。

版权贸易的基础是版权产业，版权贸易的竞争力源于版权产业的竞争力。产业和贸易竞争力则有赖于资源配置、相关政策和产业协作等多种因素形成有机系统。本节将主要从图书版权贸易角度结合我国版权贸易及产业实践，运用迈克尔·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分析版权贸易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及造成我国版权贸易缺乏竞争力的原因。

一、生产要素

根据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如果一国拥有对产业发展十分重要的低成本要素或独特的高质量要素，该国就可能在该产业获得竞争优势。要素又可进一步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初级要素主要是指资源禀赋，高级要素需要经过后天努力、投资才能获得。对于出版业而言，初级要素包括纸张及其原材料、资金、非技术人员(主要是各种后勤人员)、半技术人员(主要是各种助理编辑、排版和印刷工人)，高级要素包括高质量人力资本(出版家、作者、编辑和高层次营销人员)、高科技的出版介质和使出版流程电子化的机器设备，最重要的则是知识资本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员。高级要素是稀缺的，它所创造的竞争优势不容易被取代，因而是竞争优势的长远来源。对推进要素加以培育、获得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升竞争优势的过程。

出版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版权贸易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是一项创造性的复杂的脑力劳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人才资源是影响版权贸易竞争力的首要因素。具体地说，版权贸易竞争力体系中的人才资源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领导人才

据调查，国内版权贸易做得比较好的出版社无一例外地都是社领导高度重视版权贸易，注重对其加强领导。一个懂政治、懂专业、善经营、会管理、有远见的领导决策层是开展版权贸易的重要条件。这个领导层应具有前瞻意识、忧患意识，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立足国内市场，面向国外市场。他们善于结合本社的发展方向和品牌特点对各项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同时应能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设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编辑人员的积极性，注意引导编辑人员挖掘国内出版资源，组织策划外向型图书选题，加大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优秀的领导人才能够准确把握国内外市场需求，统筹全局，将所领导的出版集团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力求打造自身品牌。

(二)编辑人员

新形势下的版权贸易要求编辑人员不仅精于文字加工，更应当是集策划、编辑、宣传、销售等众多角色于一身的多知识结构的复合型开放性人才。他们应能准确捕捉市场信息，经消化整理后立即策划具有创造性的选题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组织稿源，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把图书推向市场。从初期的了解市场行情、搜集版权信息、遴选选题，到中期的组织翻译、策划出版以及图书的质量把关、著作权把关，乃至后期的宣传推介和营销，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编辑人员积极广泛的参与，其参与程度是决定版权贸易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翻译人才。国内市场上缺乏以世界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法语、阿拉伯语等所著的图书，因此很难输出到国外市场。由于大部分作者都不具备用外语来写作的能力，因此出版的著作很难输往国外，这就需要搭建一个平台，能够将已经出版的图书翻译成出口对象国的语言。而此时，就需要好的翻译资源。虽然目前在国内英语学习已普及，但还是缺乏能够胜任翻译各种类型和专业书稿的人才，例如专业医学以及科技类翻译人才等。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译的难度，阻碍了输出的进程。因此，要想大力推动图书“走出去”，除了满足海外华人和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阅读需求外，还必须大力开发和生产可供国外读者直接阅读的作品和图书，同时还应在克服语言障碍上下工夫，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搞好对外翻译出版工作，以及英文书稿的撰写工作，将承载中华五千年文化精髓的更多外文出版物输送到西方主流社会。

(三)作者资源

调查表明，在决定读者购买图书的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作者。作者决定了出版物的市场号召力，因为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意味着高质量的、丰富的版权，作者是开展版权贸易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否则，“空中楼阁”式的版权贸易将难以持久。没有好的作者就没有好的图书，优秀的作者同时也是品牌的保证，例如杨红樱的《马小跳》系列丛书之所以能够作为少儿读物类的作品将版权输出到各西方主流国家，被这些国家的少儿所接受，这与杨红樱本人是脱不开关系的，她的文笔、她的写作风格、她的奇思妙想都是“马小跳丛书”成功的保证。但是目前国内优秀的作者，了解国外读者口味的作者还是少之又少。而且，国际版权贸易是双向经济贸易，任何一个出版社要想壮大实力、树立形象都不可能一味地只是购进版权而很少输出版权。国际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其作者大多是知名作家或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无论是文化层级较高的读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更加青睐专业人士的作品，这无疑是出版社必须把握的消费者心理和市场潮流。然而，任何一个出版社都不可能网罗所有的知名作者，它必须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版权贸易的重点做出选择，建立作者资源库，收集包括作者学科成就、学术研究动态在内的信息，并不断地整理、更新;要有意识地留心媒体上的动态报道，加强对作者和优秀作品的挖掘，善于发现潜在作者和值得开发的版权贸易选题。

(四)版权贸易工作人员

版权贸易工作人员是版权贸易活动的具体执行者，从搜集版权信息、筛选合作对象到通过各种手段联系对方，从确定选题、洽谈版权到签订合同和最后的履行合同，版权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版权贸易工作人员。版权贸易又是一种政策性、策略性、知识性很强且涉及面很广的工作，它要求从业人员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版权贸易工作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品德和奉献精神，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事，有良好的语言文字功底;至少精通一门外语，有较高的口译、笔译能力，能熟练地运用外语与外商进行谈判;精通世界各国的版权法及相关法律，掌握谈判技巧;了解国际国内图书市场行情和引进版权图书的销售状况、趋势，知晓版权从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且具有全程操作能力;具备出版知识，了解选题、组稿、编辑、装帧设计、印刷、成本核算乃至发行、库存、收款等工作;掌握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应用技术，具备学习和使用各种先进通信工具的能力⁽¹⁾。

欧美国家版权贸易的繁荣发展，与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分不开。在欧美国家，从事版权贸易的专业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素质，他们不但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丰富的知识储备，还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以及较强的公共活动能力和技巧。国际版权专家、培生公司(Pearson)的莱内特·欧文(Lynette Owen)女士提出，对于那些销售版权的人员，要鉴别哪些选题在哪些市场有销售潜力，需要热情、精力、毅力和创造力，需要了解所要销售版权的产品，发展和维护客户和市场的信息，还要有谈判技能和经济头脑，能够理解各国著作权和法律状况，并具有准确起草合同的能力、出色的组织能力，以及在同一时间安排多种谈判和贸易、有机地将其协调并顺利推进的能力。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如果没有准确的合同，不能适当地执行，付款没有保证，授权版本未及时出版或质量太差，这些都谈不上是成功的版权贸易。当然，这一系列素质要求有时很难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具备，但莱内特·欧文女士的表述仍是对版权贸易人员理想的素质架构的极好注解。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对人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我国大多数出版社都没有专门版权贸易机构，设立版权贸易机构的人员也严重不足，因而工作难以展开。国内许多出版社对版权贸易人才的素质要求还存在着简单化的认识，认为懂外语、法律就可以做版权。其实，虽然语言是进行版权贸易的前提，但正如版权专家莱内特·欧文女士所说，优秀的版权贸易人员是一个胜任的版权代表，不仅要及时了解海外的出版动态、畅销书的动向，准确地分析出海外读者的阅读倾向及畅销书流行的原因，而且要对国内出版有较好的把握，能够准确地选书，知晓图书的出版成本和流程。

目前我国从事版权贸易的人才非常少，且素质不高，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人才的不足。其一是翻译人才。英国出版学教授、牛津国际出版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理查森(Paul Richardson)认为，造成中国版权贸易巨额净进口的原因首先是语言因素。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存在很大的语言隔阂。目前国内优秀的图书翻译人才奇缺，很多图书产品推介不出去都难在翻译。翻译不准确，别人看不懂，不知道书的具体内容，因此无法挑选;翻译不地道，我们的书再好，外国人无法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深意，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版权贸易中则是好书也怕译不出。中文虽然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言，但只限于华人地区使用。国外出版单位的编辑很少有人懂得中文。语言差别是文化差异的首要表征，而出版却又是以文化为内涵的产业，当图书需要以另一种语言翻译出版，以另一种文化表达时，翻译就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融。目前我国能将中文翻译成外文的语言专业人员短缺，真正能将中国语言文字精准地翻译成外文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译者的稿酬甚至比原著的稿酬高出几倍，不论是出版单位还是代理机构都难以承担这笔费用。其二是版权贸易人才。入世后，一些国外大的版权公司为了打开并深入中国市场，纷纷实行本地化人才策略，国内出版社有经验的版权贸易人才、有市场经营能力的优秀编辑都是他们招聘的对象，这使得人才战更加激烈。怎样培养人才、留住人才，打造中国特色的版权企业文化，都是关系我国版权产业存活的现实问题。

二、需求条件

版权贸易与一般的货物贸易和大多数服务贸易相比，不仅要实现经济利益，更承担着满足国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任，对外输出可以向国外传播本国的优秀文化产品，对内引进则可以使本国人民享受国外的文化资源。所以，版权贸易必须建立在洞悉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具有文化传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国内需求

一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有赖于文化产业的繁荣，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水平和国民文化需求，但现阶段我国经济水平和文化需求的发展非常不平衡，主要表现在:

1.城乡差别大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悬殊，农村居民收入过低且增长缓慢，这导致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过低、农村文化市场难以启动。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导致我国农村图书市场极不发达。如表5－2所示，从1978年起算，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都大幅下降，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近20个百分点，降至37.9%，农村下降24个百分点，降至43.7%，高于城镇约6个百分点。以绝对数来衡量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0年来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从1978年的不到3倍，到2008年已经超过3倍。

表5－2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具体来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如表5－3所示。以生活消费总支出来衡量，从1990年到2008年，农村家庭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从1990年的5.37%升至2005年的11.56%，但是2007年降至9.48%，2008年进一步降至8.59%。以生活消费现金支出来看也呈现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开始，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所占比例有所下降。笔者曾参加过关于农民消费状况的调研，发现农村的文化消费产品非常匮乏，公共图书室里的图书非常陈旧，主要是饲养、种植、农具维修类的图书。而且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低，大多数人通过选择看电视和听广播接收外界信息，图书消费水平很低。

表5－3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构成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地区差异过大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却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我国居民在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方面的地区差异，也直接决定了这些地区的版权贸易差异过大。表5－4是2007年全国版权引进情况统计，引进量前五名的省市依次是北京、上海、江苏、吉林和湖南。引进量最少的分别是西藏、贵州、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许多省份在2007年只引进了图书版权。版权引进情况的显著差异折射出我国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表5－4　2007年全国版权引进情况统计　　　　单位:种

资料来源:国家版权局网站。

以上两个因素直接造成我国国内对于文化产品需求和消费的差异性，而日益拉大的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也决定了文化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致使文化消费过多集中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的消费群体。大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程度较低又使得国内缺乏开发原创文化产品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图书产品整体质量不高，导致国内市场缺乏优质的可供输出的原创性图书和本土作品。国内市场缺乏活力使得图书产品缺乏竞争力，给版权对外输出设置了障碍，进一步加剧了逆差的产生。

同时，我国的图书出版单位更多地满足于现状，过多地关注内地市场而较少关注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不愿采取国际化经营战略，其产业往往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随着中国加入WTO，更多的外国出版企业争相来分享我国国内市场这块“大蛋糕”，国外的消费理念和消费需求也逐渐影响着国内的消费者，内需市场规模这个竞争优势正在不断受到挑战。我国“拿来主义”的思想帮助了欧美国家在我国培育文化产品市场，大大降低了西方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后的不适应，而中国的文化产品在西方主流社会却屡屡遭受冷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中国的文化产品在版权贸易中的劣势地位，直接地导致了版权贸易逆差⁽²⁾。

(二)国外需求

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波特强调的是国内需求对产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此我们一并分析国外需求情况。国外需求的影响可以分为需求数量和需求质量，前者是指市场容量，后者是指国外消费者对出口国文化产品的认可程度和需求程度。

需求结构的相似性和多样性是影响我国出版业开发海外市场的重要因素。对于任意两个国家而言，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两国之间产生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人均收入越接近，产品的需求模式和需求结构也就越相似，即两个国家的需求重叠部分也就越大，很容易使两个国家之间产生产业内贸易。这同样适用于版权贸易。图书出版产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产品需求与人均收入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1 000美元、3 000美元、5 000美元时居民对图书出版产品需求是不一样的。当人均GDP在1 000美元时，整个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一般在10%以下，其中图书消费主要集中于教材及教辅等教育类图书;当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大幅度上升，图书消费逐渐从单一的教育类图书向多元化图书转变;当人均GDP接近和跨越5 000美元时，才会出现对图书出版类文化消费的巨大需求。因此，人均超过5 000美元的国家与人均1 000～3 000美元的国家之间，由于对图书出版产品的需求能力和需求结构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更多地只能产生产业间贸易，而很少产生产业内贸易⁽³⁾。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刚刚加入世界版权条约组织，版权贸易没有出现逆差现象或者说逆差不大。而到90年代中期，版权贸易进出口比例突然持续拉大，一度达到15∶1。对这种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国际版权需求的转移。国际版权贸易的开展是基于国际需求。从总体而言，版权这种承载着文化价值的国际贸易，劳动力价格优势和产品价格优势在出版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仍发挥作用，但是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综合国力和科技文化竞争力。中国刚开始进行正式版权贸易，版权输出大于引进是由于国际对开放的中国及中国文化有比较大的需求。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兴趣远远大于外部对中国的兴趣。而图书市场基本根据需求来调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版权输出的势头显然不及版权引进。中国输出作品题材内容单一，还集中在传统题材(如中医药类、气功类等)，国际细分市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已基本饱和。这些传统资源出版物面临的是局部的、地域性需求，所以销售量不高、覆盖面不广，而在其他方面，由于我们文化、科技等创新能力不足，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弱。另外，由于国内出版社制作手法和经营水平低下，使得我们在版权转让方面原有的优势逐渐被削弱。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数量的严重不对称当然有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是逆差的存在的确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

在受众层面，图书版权输出少的瓶颈主要是指，与国内读者相比，海外读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现状知之甚少。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期间，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尤根·博思会晤中国版协主席于友先、常务副主席杨德炎时指出，“中国文化和出版物在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读者中相对还比较陌生”。这种“比较陌生”的认知状态，使中国图书有效地传播显得“任重而道远”。另外，受众的语言、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价值观念与国内读者相差甚远，也是受众层面中图书版权“输出少”的主要因素。

从图书版权输出的国别地区看，主要输出地点还是集中在我国的港台地区。2005年，我国内地共对外输出版权1 434种，其中向我国港台输出847种，约占总数的58.8%。在外国地区分布方面，输出国家数量虽较多，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如韩国、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新加坡。从输出种类看，与前几年相比，中医、体育、养生、旅游等类图书输出的比例增长平稳，输出品种也日益多样化，从以往的中国文化历史类拓展到文学类、健康类、少儿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正在兴起的汉语热带动了汉语教材出版热和图书版权输出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年就因输出汉语教材149种，一举获得版权输出的冠军。但总体来说，输出品种不如引进品种丰富。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我国出版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可供出口的品种却并不多。如《中国药膳大辞典》、《中国茶》、《长寿之谜》、《西藏风貌》等中医学、古籍整理、饮食类图书，涉及面明显偏窄，表现出我国版权输出资源的贫乏。科技类、经管类图书难得一见。海外读者对中国哲学、历史、文化、文学，尤其是学术性、研究性较高的古籍图书需求量较大，但近两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品种不多，加上再版率高、选题撞车，使海外同业可订书减少。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学术类、教育类图书输出比例明显上升，反映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图书依旧是输出的重要板块，但一般性的中医、历史、旅游、饮食类图书输出比例下降。

近年来，我国对欧洲市场的图书版权输出略有增强。如果不把亚洲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中文版数量计算在内，则欧洲引进中国作品的数量至少和亚洲大体相当。欧洲的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俄罗斯、芬兰、波兰等国均从中国引进了少量的版权;瑞典、荷兰、丹麦等人口较少的国家也相继引进了中国作品，数量虽少，却显示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开始增加。所以，特别加强针对欧洲读者的图书版权贸易应是我国出版部门认真思索的课题。随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国家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可以搭建平台寻找更多的市场机会。

对于版权输出现状，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陈万雄认为，近年来国际出版界关于中国题材的英文图书大概有一万多种，但是其中多达90%的图书是外国人编写、外国出版社出版的。这是由于中国人写的书往往缺乏一种国际视角，不适应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跨国输出版权的情况下，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需要充分考虑到受众国家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国际版权的最终消费对象是外国的读者。洞悉外国读者消费心理，准确地用读者群定位图书内容是有效传播的第一步。而我国出版社在版权输出之前不做市场调查，不了解他国读者的喜好，盲目输出致使优秀的版权作品在国际上不被了解，达不到宣传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目的。再者，在图书制作过程中，一般先以国内市场为对象进行开发，有了良好的市场表现后才开始考虑国际市场，在输出他国的过程中并没有投入人力物力进行内容、包装的二次开发，而是直接翻译完成，这样大大损害了版权的有效输出。

文化背景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不同，中文还不是世界上的主流语言，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了解中文出版物。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在国内并不是太多，翻译过程中难免会有文化鸿沟，加上中国本土色彩的选题并不一定适合国外读者的口味，所以版权输出难免会遇到困难。语言障碍是我们谋求扩大版权输出时应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语言差别是文化差异的主要表征，而出版却是以文化为内涵的产业，当图书需要以另一种语言翻译出版，以另一种文化来表达时，翻译就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融。中国目前开始的“中国图书推广计划”，政府对翻译费买单有望改善现状。目前，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有国内国外背景的译者，这样才有可能保留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特色并符合国外读者的口味，最大限度地减少翻译的失误，更好地传达中国文化产品中的精华。

书的装帧设计、编排也需要充分考虑到所在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习惯、阅读心理等，根据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的实践，一般是直接聘请当地设计人员进行图书设计和排版，或者委托当地设计公司进行代加工。如果是中国文化题材，仍然需要突出中国民族特色和中国文化传统，但一般会加入外国本土元素的印记，如在阿拉伯地区的出版物会采取翻口在左、从右到左的编排方式，色调以绿色作为阿拉伯地区读者的喜好颜色。

文化产品的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是显著区别于其他产品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认同毕竟有其特殊性。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在某一外国市场的占有率，应有一个恰当的期望值。但他国读者对一国文化的需求，仍然有共性可循，比如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恒的。当日本动漫和韩国电视剧在中国荧幕上占有一席之地时，它们正是抓住了中国人的情感诉求，收获了可观的市场占有率。所以，在选题的人性挖掘上，中国文化工作者还是要下大功夫。

三、相关与支持产业

版权贸易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出版产业相关的产业与支撑性产业的支持。支撑产业主要指作者队伍、造纸业、出版印刷设备供应商等后向产业。其中作者队伍尤为重要。作者质量越高、人数越多、结构越多元化，作品越具竞争力;相关产业指与出版有关的运输服务业、图书馆业、批发零售等产业，这些产业通过产业链间接作用于出版业及版权贸易的竞争力。这里主要从版权行业整体运行视角来分析。

(一)版权集体管理组织

所谓“版权集体管理”，就是著作权人或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包括:向使用者发放许可证，收取报酬，向著作权人分配报酬，对侵权者进行法律交涉。集体管理是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之间一座方便的桥梁，这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将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鼓励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促进作品的广泛传播。几乎世界上所有保护版权的国家都成立了此类组织，如俄罗斯著作权协会(RAO)、意大利作者和出版者协会(SIAE)、美国作词家、作曲家和音乐出版商协会(ASCAP)等。我国2001年10月27日颁布实施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增加了第八条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⁴⁾这一规定首次明确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其创立与运行都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与监督。这些使得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仅在实施管理职能时有了法律保障，而且具有政府支持的半官方色彩和一定的权威性，从而有利于其维护工作的开展。

由于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刚刚起步，要在短时间内完善体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国际上运作较为成功的集体管理机构也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地位。在我们国家，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还有其特殊性，不仅在本身建立的困难上，还存在着大环境的影响。

具体来说，首先是法律体系尚待完善，法律环境和法律意识尚待提高。针对集体管理组织的立法至今为止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八条原则性的规定，且缺乏可操作性。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模式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建立要么是权利人自发组织，要么是国家按照法律新设建立。而我国则不同，它是由版权局和原有的相关协会共同组建。这种从行政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管理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尚有许多领域仍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盲区，这也是我们目前与国外在著作权管理方面的差距。拥有数以亿计作品使用者的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至今寥寥数个是远远不够的。

(二)版权协会

版权行业协会的作用与政府部门管理的职能不同，它以维护行业权益为目标，履行行业代表、行业服务、行业协调、行业自律等四方面职能。出版行业自律在西方出版管理中处于突出地位，职能机构一般是书商协会或出版协会，各国情况大同小异:英国出版商协会(简称PA，1896年成立，下设图书代销、图书发展、教育出版三个委员会)、英国书商协会、英国全国图书联盟、个体出版商协会。法国1891年成立的出版联合会属半官方组织，是出版界的最高领导，协调管理各国出版业，代表本行业对外活动。另外有书业联谊业等10多种行业组织。美国出版商协会(AAP)、美国书商协会(ABA)、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全国图书委员会等。日本的书籍出版协会和杂志出版协会在出版界有一定权威性。日本行业自律包括行业规定和伦理纲领如《出版伦理纲领》、《杂志编辑伦理纲领》等。

我国目前已经成立了一些版权行业协会如中国版权协会(Copyright Society of China)、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版权保护工作委员会。这些行业组织对推进我国出版业发展，协调内部矛盾，倡导行业自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国外大部分组织工作和具体实施都由版权协会操作完成。他们的版权协会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管明晰，在版权管理体系中起主要作用。英国书商协会和德国书业协会等，几乎承担了全部书业宏观调控职能。即使在没有管理书业的政府机构的国家，如法国和日本，行业协会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与国外充分发挥的版权行业协会相比，我国的出版行业协会多是从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部分职能和部分人员组建的，具有较浓的官方、半官方色彩，还没有形成政府间接管理与行业协会直接参与的管理格局。

(三)版权代理

在国际上，版权代理机构的活跃与否和版权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在中国，它却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在版权贸易的过程中，我国的版权代理公司起的作用不是特别大。而与此相对的是，我国的出版社比较热衷于自力更生。一方面可以说我国出版社还没有专业化经营的理念，没有将一些联系业务交予这种专业机构，而是自己进行核心业务开发。另一方面是我国版权代理行业弱小，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这种弱小首先表现在数量上。英国有2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美国有600多家，而我国经国家版权局批准的版权代理机构仅有28家，其中23家是图书版权代理机构，相对于全国570多家出版社、200多家电子音像出版社、8 000多家杂志社和其他版权相关产业而言，目前的版权代理机构从数量上看，尚不足以构成出版产业链中的一环。其次是实力不强。国内的版权代理业还不成气候，公司规模很小，并且没有充足的客户资源。目前20多家的版权代理机构中，除了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上海、广西万达、北京等版权代理公司在涉外版权贸易中比较活跃外，许多版权代理范围相当狭窄，参与国际图书版权贸易的种类相对单一，仅能提供一些版权法律咨询、代理收取版权使用费和图书代理等基础服务。甚至有些版权代理公司有名无实，基本没有开展任何业务。虽然目前我国对国外出版社在中国进行版权代理还有很多限制，但入世后许多大型出版集团都看好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潜力，纷纷设立了办事处，但实际操作上已经挤占了国内版权代理的空间。如果政策再进一步开放，对中国本土的版权代理机构将造成致命冲击。国内版权代理机构还存在运营不规范、瞒报销量等现象。这种毁坏信誉的举动无疑使得中国版权代理的处境雪上加霜⁽⁵⁾。在中国版权贸易飞速发展的今天，不成熟与不规范的版权代理机构无疑将是中国出版走向国际的一大阻碍。

(四)信息化与教育投入

信息化和教育投入是一国文化产业腾飞的基础。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信息产业无论是在普及程度、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在企业运营效率和软、硬件及支持系统上，都存在较大差距，缺乏核心竞争力。由于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电信通讯覆盖、网络资源利用、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都不够广泛，导致信息普及率较低。在创新能力上，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较低。此外，关键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软件、新兴软器件等技术方面的自主性薄弱，使软、硬件及支持系统处于劣势。

四、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一)专业化

欧美国家出版机构在长期的国际版权贸易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成熟而专业化的运作方法，体现在版权贸易运作的全过程。欧美国家出版机构在进行对外版权输出时，首先会认真选择具有版权销售潜力的出版物，一般他们会考虑到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出版物的内容、形式、风格等因素。欧美国家出版机构一般在正式进行对外版权贸易前要进行周密的市场调研，以明确版权交易的对象、范围和时机等。市场调研的内容包括影响市场需求的宏观政治形势、经济环境，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与倾向，竞争者的优势、市场地位，以及潜在版权购买者的购买能力等。欧美国家的出版机构在宣传推销自己的出版物版权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版权营销方法。以往欧美国家的出版商多采用在行业媒体上做广告，通过将自己的出版物加入到各种书目、主动向版权代理机构或外国出版社邮寄书目资料，以及参加各种国际性的书展等方式推销版权。欧美国家出版机构的图书宣传促销费用一般要占其产值的5%～10%，有时甚至要占初版书价的80%，乃至相当于初版书价。在这其中，版权促销推广的费用占了很大一部分。利用互联网在内的多种媒体展开对外版权营销攻势，也是国外一些出版机构常用的手段。国外一些在线版权贸易机构，如国际版权在线等，利用其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版权数据库为对外版权贸易提供了快捷高效的平台。在进行版权谈判的过程中，欧美国家的出版机构和版权代理商通常能严格按照规则办事，签订的版权合同条款详尽而细致。在协议达成之后，他们大多能够严格执行合同，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另外，欧美国家出版机构内部对版权交易的管理也非常专业。通常情况下，版权贸易部门会将每次版权贸易记录存档，予以集中管理，以便日后可以快捷地查询到每个选题的版权销售情况。欧美国家的出版机构还将客户关系管理技术应用于版权交易的管理中，以保证客户与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时下在欧美出版界，较为热门的话题当属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而专业出版商尤为关注这个话题。数字版权管理是一种描述、识别和保护数字内容的技术。欧美专业出版商认为，目前在音乐和电影业所发生的数字版权管理革命必将波及出版领域。

莱内特·欧文女士认为:“版权贸易领域要求各种各样的技巧:对于许可方，是创造力和销售技巧;对于被许可方，是评估和选择适合自己市场的选题和项目经济生存能力。不论卖方还是买方，都要求有高水平的组织和高效的系统，它们对于记录大规模的版权贸易是至关重要的。”高水平的组织和高效的系统为欧美国家开展对外版权贸易提供了支持。一方面，在出版机构自身组织设计上，欧美国家的出版机构只要具备一定的规模，一般都设有专门的版权部。许多大型的出版机构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来开展有关涉外版权业务。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的版权代理业十分发达，版权代理行业作为版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得到规模发展。在美国有600多家版权代理公司，在英国也有200多家。由于版权代理商熟悉版权交易市场行情，其操作程序和方法也比较成熟、规范，欧美国家的版权贸易大多是通过版权代理商来进行的⁽⁶⁾。专业化使得企业经营效益大大提高，竞争力增强，是行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二)规模经济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在各国间的差异是导致比较优势差异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但是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在两国要素禀赋相似的情况下，规模生产所形成的专业化分工是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图书出版的稿酬、制版费、编辑费、管理费等固定成本支出基本上是刚性的，不会随图书产量的变动而产生较大的变动。这意味着出版企业的规模经济越大，边际成本越低。边际成本的降低则可以促使图书出版集团在不同领域生产的专业性，从而促进出版业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产业中的规模优势在版权行业也逐渐发挥作用。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出版商把版权贸易作为一项重要的出版资源，大力加以开发和利用，版权贸易已成为出版物交流的主要途径。美国版权产业的雇佣人员高达550万，超过美国任何一种制造业，整个版权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比建筑业和采矿业的总和还要多。国际上能够在版权贸易中占大份额的，无一不是大型化、多元化的出版集团。美国年销售额在3 000万美元或雇佣员工达150名以上的大型出版社有40多家，其中前20家规模最大的出版社年销售额占全美总销售收入的75%、利润的50%。他们以强大的资金为后盾，发挥规模优势，构建覆盖全球的营销网络。在西方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出版市场也都存在日益集中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以英国为例，英国教育类出版物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成为英国教育类书籍对外出口的重要推动力。目前英国主要教科书出版商有哈考特教育、内尔森·索恩兹、霍顿·黑德兰、柯林斯教育、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这些公司占据了英国教科书市场85%以上的份额。在英语教学出版领域，英国国内和出口市场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培生教育、麦克米伦教育、剑桥大学出版社四家主要公司控制，它们合计占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就企业而言，由于资金、人才实力雄厚，大出版集团与公司往往能够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吞吃、排挤中小出版社，不断扩张规模，将大量优秀作者、品牌与出版资源集中垄断起来，形成难以超越的市场优势。在美国，兰登书屋、企鹅、西蒙与舒斯特、哈珀·柯林斯和时代华纳5家出版公司瓜分了全美畅销书市场份额的77.4%。在强占国内出版资源的同时，这些出版公司也在通过海外设立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延伸经营手中的版权资源，开发当地市场。对海外市场的成功开拓，一方面使大出版集团与公司有信心通过巨额投资购买市场前景看好的畅销书版权，实现全球市场开发经营，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它们对优秀作者与出版资源的号召力，形成了规模化经营的良性积累效应。

以美国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Sons，Inc.)为例。约翰·威利父子公司(以下简称“Wiley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新泽西的跨国图书、期刊与电子出版物出版商，主要出版科学、技术、医学等专业类图书、期刊与高等教育教材，目前大约有在版图书22 700种，在版期刊400种，每年出版2 000种新书与电子出版物，全球雇员3 150名。在总裁Charles R.Ellis的领导下，Wiley公司为了扩充其科技、医学等专业出版领域的实力，1989年吞并了以出版生命科学图书、期刊闻名的Alan R.Liss出版有限公司; 1996年以9 900万美元购进德国重要的科技出版集团VCH 90%的股份; 1997年，以2 800万美元兼并精于出版建筑、设计、环境科学、工业科学、商业类图书的Van Nostrand Reinhold(VNR)。而1999年的三次重要并购则大大增强了Wiley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将近58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的部分大学专业教材出版资源;以81万美元吞并以出版商业、心理学、教育与健康类图书享有盛名的Jossey-Bass;购入著名品牌“J.K.Lasser税务财会指南”，以进一步增强本已处于市场领先地位的财务预算图书出版力量。2001年，Wiley公司完成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并购，从IDG集团手中买下了“饥饿头脑”(Hungry Minds)出版有限公司，将一大批市场赢利丰厚的图书品牌收入囊中，如“傻瓜”系列(The For Dummies Series)、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The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ies)、“克利夫笔记”学习指南丛书(Cliffs Notes Study Guides)，“弗罗姆尔”旅游指南(The Frommer's Travel Guides)等。而且，由于此前“傻瓜学电脑”系列图书的大获成功已使“饥饿头脑”出版有限公司跃居世界主要计算机图书出版商之列，这次并购使Wiley公司的大众普及类图书利润份额从原先的三分之一迅速增长到公司全部出版物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出版物的国际市场地位，Wiley公司还集中力量与华尔街杂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简称CNBC)、美国建筑师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简称A IA)、网络图书馆、《科学新闻》杂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全球权威知名组织和机构积极开展合作。凭借着雄厚的实力，Wiley公司与全球60多家主要出版商联合建立了“交互参考”(Cross Ref)期刊参考资料查询网站，大大推动了科学研究方式的发展。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扩张，Wiley公司的总收入从1990年的3亿美元猛增至2002年的7.34亿美元，公司资本市值从大约1亿美元上升到13亿美元。因此，1998年，在全球顶级财经报纸《财经时报》对全球主要CEO做的一项调查中，Wiley公司作为全球唯一一家出版公司，与通用电气、微软、可口可乐、英特尔等世界知名大公司一起被评比为“全球40家最受人敬佩的公司”。为了开拓海外市场，目前Wiley公司已经在英、德、加、澳与新加坡等国开设了分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负责翻译版权转让与原版书销售⁽⁷⁾。

规模经济是制约我国出版业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现阶段，我国的许多出版社图书出版综合性很强，但总体规模又较小，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体系，缺乏国际竞争力。规模经济的程度可以用行业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s，简称CRn指数)来衡量。行业集中率是指某行业的相关市场内前n家最大的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总和。例如，CR4是指四个最大的企业占有该相关市场份额。同样，五个企业集中率(CR5)、八个企业集中率(CR8)均可以计算出来。2003年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行业集中率为CR4= 8.01%，CR8= 12.32%，CR10= 14.03。而领导世界出版产业潮流的美国图书出版产业，以1998年美国出版公司对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计算，CR4为64.3%，CR7为75.4%;以1999年美国图书销售码洋预算计算，CR4为4l%，CR7为59%。由绝对集中度可以看出，中国的图书出版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很低，说明中国出版产业企业规模较小，生产能力分散，难以成为出版业产业内贸易的推动力。

(三)资源整合

跨媒体资源整合、联合化趋势加强，充分实现资源共享。在开放成熟的市场化环境里，以内容经营为生存发展之本的版权产业与其他经济产业一样，外来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可以在产业内外自由流动，并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配置。同时，产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与不同功能的行业之间又能以版权资源为纽带，通过市场效益将资金、技术、人才联结在一起，产生“多赢”、“共好”的效果。

例如，美国Scholastic出版公司通过吞并知名网络和印刷参考书出版公司格罗尼尔(Grolier Inc.)成功开辟了家庭直销图书俱乐部渠道;兼并著名交互式教育软件开发出版商汤姆·西尼德公司(Tom Snyder Productions)，借助其20多年开发教育软件的丰富经验和超过125项的获奖软件品牌，进一步加强与巩固了Scholastic的教育软件研制生产业务。由于Scholastic旗下拥有面向全美2 500万学生的35份校园教育杂志，为了适应网络教育的发展趋势，Scholastic又在此基础上开通了“Scholastic新闻在线”(Scholastic News Online)，除了提供各种网络教育课程外，还编辑报道各种重大时事娱乐新闻，例如“9·11”事件、美国总统大选及奥林匹克运动会。Scholastic的娱乐文化公司Scholastic Entertainment Inc.(以下简称SEI)则主要围绕Scholastic的出版资源，针对全球市场制作电视节目、电影、录影带、CD-ROMs和开发网络产品。2000年秋季，SEI将Scholastic的著名图书品牌“大红狗克里福特”(Clifford The Big Red Dog)改编成动画片搬上全美收视率最高的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美国公共电视网)电视台的儿童频道，立即成为2～5岁年龄段儿童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并在全世界30个国家播放。此外，SEI还推出了Scholastic其他品牌图书的电视节目，如“魔法校车”(The Magic School Bus)、“亲爱的美国”(Dear America)、“鸡皮疙瘩”(Goosebumps)等。2002年秋季，针对学龄前儿童，Scholastic的校园杂志中又增添了《大红狗克里福特》杂志，充分实现了品牌版权资源的多媒体经营。现在，Scholastic出版公司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多媒体儿童读物出版发行商，出版各种儿童教育教辅杂志、软件、家庭录影带、电视节目、图书和玩具，并在英、加、印、墨、泰、澳等国家和地区拥有分支机构。再如，国际著名传媒大亨默多克领导的“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s)，为了增强新闻集团内容资源经营中的印刷媒体力量，1987年将全球英语一般图书出版巨头之一的HarperCollins兼并，与20世纪福克斯传媒集团、天空电视台、《泰晤士报》等一起整合到其“内容经营”战略计划下，实现媒体内容资源共享，最大化地利用版权资源⁽⁸⁾。

(四)同业竞争

在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市场体系还有待健全和完善。引进外国作品版权的恶性竞争现象已经出现，个别出版单位引进海外作品竞相抬高版税，迁就外方的苛刻条件;对内不坚持行业自律，对外不坚持平等互利。而在版权输出方面，版权贸易的发展带来无限商机，许多出版社开始将版权贸易视作企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于是一遇到有一定的市场潜力的选题便孤注一掷、志在必得，以致出现过十余家出版社共争一部书的情况。恶性竞争的结果是偏离了价值轨道，以数倍于价值的价格获得版权，而最终得不偿失。在这种状况下，坐收渔翁之利的就是那些国外的代理商和出版社⁽⁹⁾。此种现象使我国刚刚起步的版权贸易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严重损害了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版权贸易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叶路指出，一些出版社版权引进工作毫无计划性和系统性可言，对自身专业定位也不明确，在引进版权前期没有深入研究市场需求和评估自身出版能力，对选题不加论证就上台哄抢，最终结果就是哄抬版税，导致版税率被人为抬高到了非正常的水平。在1996年北京图书博览会上，国内有14家出版社对日本讲谈社《世界遗产》一书的版权感兴趣，致使讲谈社同时对十几家出版社询价，让大家互相竞价。这种不正当竞争既扰乱了正常的版权贸易秩序，又损害了中国出版界的整体形象，同时也助长了海外个别权利人漫天要价的气焰。同时，重复引进、盲目引进也是无序竞争的另一表现。近年来，许多出版社纷纷出版“计算机”、“MBA”等引进图书，结果造成选题重复，图书滞销，损害了出版社自身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构建中的重要一环，版权贸易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规范，发达国家成熟的版权市场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保持和巩固其经济、科技的全球领先地位，把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问题摆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对其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逐步淘汰耗能高、污染重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企业，大力发展以智力成果为资源、无污染、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如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娱乐、广告设计、工艺美术、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等，版权相关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相关产业界在美国所从事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中，一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其目的就是保护体现于知识产权中的美国经济利益。历时近8年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执意将知识产权的保护纳入谈判范围，利用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和国际多边、双边平台，主导国际版权保护的话语权，形成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版权保护新规则，最终将包括版权保护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缔结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版权和邻接权的经济因素明显地突现出来。

近年来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政府应该引导行业顺应时代要求，积极融入知识经济的竞争。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三大支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之一。知识产权第一次纳入到国际贸易的规范体系。这样，带有强制性色彩的知识产权国际性保护与贸易直接挂上了钩，不仅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必须遵循的法律依据，改变和影响全球贸易的范围和格局，并且还影响其成员国调整自己的国内法与之相适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和知识产权成为国际热门话题，激发各国对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创新行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首次定义了“知识经济”，希望通过加强经济运行过程中用智力资源替代物质资源，实现经济活动的知识化转向，这些观点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重视。后来又发布了《1999年OECD科学、技术和产业公报》，不仅为OECD各成员国的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估提供了尽可能精确的关于工业结构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的可用于国际比较分析的统计信息，并且也制定了一套测度知识经济并且数据易于获取的系统指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总结许多发达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2003年出版了《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调研指南》(简称《指南》)，指导和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通过版权保护促进经济增长。《指南》指出，版权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通过对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调研，可以彰显版权保护制度对经济的特殊作用，从而大大提升社会公众和决策者对版权经济重要性的认知，推动版权相关产业的发展⁽¹⁰⁾。

与版权产业成熟的国家相比，我国在出版产业政策科学性、政府知识产权保护度和出版业法律法规完善程度方面都有所欠缺。除了增强版权意识，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科学性外，政府还必须建立与政府规制职能相适应的规制机构。因为，国家对版权的规制是一种行政程序过程，要依托于一定的政府机构进行。版权规制的效率与政府体制及政府机构的设置密切相关，而政府规制的设置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因此，政府规制的行政体制基础一是要有完善的法规体系，二是要建立与政府规制职能相适应的规制机构。

无论是和我国其他行业相比还是和国外同行业相比，我国版权产业的竞争力都亟待提高，政策支持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增长空间，提供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使国家文化软实力有一个大的提高。为配合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2005年，新闻出版行业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并把这一工程纳入“十一五”文化发展重大工程，这是政府搭建的版权贸易和图书实物出口的平台。这无疑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随着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施，我国的版权输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年输出版权149种，年度版权贸易收入237万元，版权输出图书销售码洋3 600万元; 2006年输出版权236种，当年版税收入256万元，版权输出图书销售码洋3 900万元。又如中国出版集团，近年来版权贸易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平均为8.71%，其中版权输出量占全国输出总量的23.45%。全国版权输出占版权贸易总量的比例为9.5%，中国出版集团的版权输出占集团版权贸易总量的比例为25.5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9倍⁽¹¹⁾。从事版权贸易的相关行业和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政策带来的发展机会，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打开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