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年农业改革的基本经验

5.2.1　我国60年农业改革的基本经验

纵观新中国建国后六十多年的农业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农业适宜家庭经营⁽²⁾。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改革30年来的农业发展所证实，也为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所证实。在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农业的经营方式是多元的，有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和雇工经营等多种形式，然而最基本的形式是家庭经营。在近六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农业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雇工经营的比重正在逐渐下降，而家庭经营则越来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农业的家庭经营相对来说存在着多方面的优点。

一、家庭成员劳动积极性调动的方式多种多样

家庭成员的劳动无需以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同报酬挂勾来激发，家庭成员劳动积极性调动的方式多种多样，这就克服了农业集体经营的核心障碍。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行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即实行“多劳多得”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是充分调动每一位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而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将他个人的劳动结合到社会总劳动之中，并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生产的最终成果相联系，这就要求对局部劳动必须准确计量。这一点，在工业的集体劳动中是不成问题的，而在农业的集体劳动中，由于农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当农业劳动以集体方式进行时，对劳动的计量常常会遇到四个方面的困难。

(1)集体劳动同总产品之间量的关系难以确定

一个劳动者提供一个工作日的劳动，究竟可以从集体总产品中取回多大份额(除去必要的扣除)作为报酬，首先取决于集体总劳动总共获得了多少产品。然而在农业中，劳动投入量与总产品量并不完全成线性相关关系。投入同样多的劳动量，遇到好年成收获量可能会更多一些，而遇到坏年成收获量可能会大幅度下降。因此，集体投入同样多的劳动量，能获得多少产品具有多种可能性。

(2)分布于各个生产环节的局部劳动同总产品之间量的关系难以准确计量

局部劳动投入不同的中间环节，对于总产品的形成具有不同的实际贡献。比如如果天气干旱，灌溉劳动对于总收成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如果雨量充沛，灌溉劳动对于总产品的贡献就微不足道，甚至成为负效应。所以，不同环节的局部劳动对于总产品的作用也是不确定的。

(3)集体劳动中的个人劳动在总产品中占据的份额与其他同种劳动的状况有关

集体劳动总是有许多人同时从事同种劳动。即使前两个问题都已解决，然而由于每一个人的局部劳动常常会有不同的质量，因而对于整个局部劳动环节的贡献也会不同。因此每一个劳动者的同样一个局部劳动日究竟能获得多少报酬，还必须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质量相比较才能确定。然而，在这里不仅每个人的劳动质量各不相同，而且合格质量的标准往往也是很难定量化的。

(4)同一集体中不同质的局部劳动之间量的关系难以明确

这里遇到的计量问题更加复杂。不同农活的劳动强度差别很大，与不同的劳动资料相结合，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都不一样。如何把不同质的体力和脑力折合成同一的体力和脑力支出，这在我国20余年的农业集体经营中一直是一个没有正视的问题。而这正是影响劳动者积极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与农业中集体劳动经常地存在着对劳动准确计量的诸多困难不同，家庭经营则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优越性。家庭组织建立在迄今为止人们之间最紧密的血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之上，具有生产、消费、生育、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它既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也不是单纯的文化或政治组织。维系家庭这种多功能组织存在的，决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这一条纽带，而且还有血缘、感情、心理、伦理和文化一系列超经济性质的纽带。因此，家庭内部信息勾通的渠道远要比一般的经济组织来得丰富多彩。这就使得家庭成员可以从多方面形成对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利益认同，即把家庭其他成员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自觉地当成自己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家庭成员之间这种高度强烈的协作意愿，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得到补偿。因此，家庭成员努力工作或贡献智慧，无需以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并同报酬挂钩来激发。这一特点，就克服了农业集体经营的核心障碍。

二、家庭组织具有最持久的稳定性

家庭组织具有最持久的稳定性，因而可以充分满足农业经营对于预期的要求，从而保证农业的多方面需求得到及时的满足。

农业经营首要的特点是，它是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体为劳动对象的，而生命本身是连续的。这就决定了农业经营活动本身独特的连续性:其一是这个连续过程的长短要受具体物种生育周期的制约;其二是土壤特性同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及轮作倒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有机关联;其三是土壤改良、良种繁育以及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往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其间不能随意改变方案，并要做出持续的观察和调节。这些都使得农业对于收益的预期，不仅一般都比较长，而且需要有远见和系统的筹划。也就是说，农业经营对于组织基本的预期要求，就是稳定持久。

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C.I.Barnard，1886－1961)把个人为实现组织目的所从事的活动称之为“贡献(或牺牲)”，而把个人从组织所得到的效用称之为“诱因(或利益)”。他认为只有当一个组织向其成员提供或分配的诱因同个人的贡献相等或有所超过时，这个组织才能保持平衡，才能存续，才能发展。因此他提出了如下的组织平衡关系式:诱因≥贡献→组织存续和发展。由于诱因与贡献保持平衡，组织的参加者就能得到满足，从而就会产生为实现组织目的进行协作的积极性。这里诱因的含义比较广泛，包括人缘关系及感情上的满足、地位的改善、职务的晋升、薪金的增加等。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是否达到诱因(利益)/贡献(牺牲)≥1，就常常成为衡量该组织内的成员对实现组织目标的积极性是否高涨，组织能否存续和发展的标志。

从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来看，对其存续和发展的标志进行考察，一般情况下，由于它能够给其成员分配足够的诱因，比如一顿美餐，一件漂亮的衣服，有时可能甚至只是一种亲近或亲昵的表示，都可以成为激励其多作贡献的诱因。因此，家庭组织一般都能够得到较长时期的、稳定的存续和发展。

此外，由于家庭组织建立在人类最紧密的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基础上，人们的血缘关系是无法选择的，姻缘关系虽然可以自由选择但不能轻易离异，否则，就要切断一切感情的、心理的、家庭文化的和经济的全部纽带而遭受多方面的损伤。不管人们会如何评论这一点，事实上家庭组织离异的可能性同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几乎总是最小的。家庭在一切社会组织中具有最持久的稳定性，这在统计上是无可辩驳的，再加上家庭内部上一代对下一代多方面的寄托所形成的继承关系，就保证了家庭组织一般都有较长远的预期，并能够为实现这种预期而长时间地自愿协作，默契求取。这一特点，正好适合于农业经营对于预期的特殊要求。

三、家庭组织具有多功能的特点

家庭组织的多功能特点，较好地适应了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大、要求决策迅速、权威等特点。

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是经济的再生产与自然的再生产的交织，自然的再生产是一个不容间断的生命的连续过程。因此，即使是一个最简单的农业系统，在一个生命周期内的反应结果也极不确定，因而有关反应结果的信息的发出也就极不规则，从而也就使得人类的调节活动无法程序化。所以，农业活动的主体要提高效率必须及时而又充分地获得这些大量的不规则信息，并立即做出有效的反应。比如，植株叶子枯黄，说明植株可能染病，因此应及时防病;叶子卷曲，说明植株可能生虫，必须及时除虫;叶子萎焉，说明植株缺乏水分，应及时灌溉。如果经营方式妨碍劳动者满足这些要求，那么农业活动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农业的集体经营中大部分严重损失，都来自农业特性方面的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因为，所有随机信息的获取并做出反应，都是靠生产队长一人进行的，这是农业经营不确定性的一个方面。

另外，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还表现在，在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确定具有独特的规律性。首先，农产品在总量上要受各种自然因素不确定性的影响，呈现为年度间的波动，必须考虑以丰补歉的问题，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其次，农业的劳动积累不仅重要而且量大，其中活劳动的支出有多少可以在本期转化为产品收益，其余的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得到补偿，都是不确定的，从而在事实上影响农业积累与消费的水平;再次，农产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既可以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再生产，也可以作为生活资料直接进入消费，这两者之间的比例也常常因为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而受到影响。这些特性都要求积累和消费的决策必须保持一定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也就是说，既然农业经营以不确定性和风险著称，那么经营者最终的办法就只能是奉行这样的原则，即以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这一点，在农业的家庭经营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因为家庭作为经营组织，具有生产、消费和娱乐等多功能的直接统一性，因而可以使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既不相一致又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农业活动获得较妥当的安排。

四、家庭组织能较好地适应农业经营吸纳劳动力的特点

家庭组织虽然规模结构小，但它能够较好地适应农业经营只能吸纳有限劳动力的特点。农业经营在适度规模范围内一般并不需要很多劳动力，这一特点首先可以从空间上来认识。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而土地具有固定性。同时，其他生产资料的投入或使用也必须以土地为转移，因而也不能集中在一起运行。这就决定了农业劳动只能在广袤的田野中分散进行。然而在生产技术一定的条件下，农业要扩大生产，就必然要扩大土地规模，并同时增加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土地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耕作距离的增加，耕作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经济效益就会出现递减。这种效益递减一方面是由于当土地规模扩大时其他要素没有相应增加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增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操作，必然相应增加组织管理工作量和其他费用支出造成的。与此相反，其他产业尤其是在工业中，除了作为劳动场所的土地以外，其余的生产资料都是可以随意搬动的，可以把它们集中在一个较小的空间范围内，吸纳大批量的劳动者来集中生产。而且在这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越是集中，就越能节约土地占用和费用，越可以节约中间产品的运送距离和费用，越便于进行管理和监督，从而节约费用。而在农业中，劳动集中的这些优越性都不存在。

农业经营只能吸纳有限劳动力的特点，还可以从时间方面来认识。农业经营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体为劳动对象的特点表明，任何农事活动的安排都必须按照动植物的生长规律顺序进行，既不可以提前，也不可以推后，更不可以把整个生育周期的农活都安排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因而农事活动的安排就表现出强烈的季节性。这就使得农业经营根本不可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把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或环节，设若干个车间，使同一个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环节在不同的车间里同步进行。不仅如此，为了充分发挥机械的作用，增加生产，工业还可以日夜兼程，还可以多组装几条生产线同时开工。工业生产的这些特点，都使得它在不受市场约束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制地吸纳劳动力，而这些特点在农业中都不存在。

显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看，农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都是有限的。农业经营的这一特点与家庭组织的小规模结构是比较吻合的。一般农户可以有四五口人，二三个劳动力，如果是四世同堂，则可能更多些。家庭组织的小规模结构不仅与农业经营中劳动力需要不多的特点相适应，而且由于家庭成员在年龄、性别、体质、技能上的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经常会形成一种自然分工，因而也决定了它天然地比较适合于农业这种综合性的劳动。在影响因素既不确定又复杂多样，且劳动时间被分割得相当零碎的农业活动中，能否充分利用闲散时间和辅助劳动力，对于提高劳动效率来说，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农业适宜于家庭经营并不等于“小农优越论”或“小农经济稳固论”。“小农优越论”是产生于19世纪末的一种资产阶级理论，由德国的爱德华·大卫(Edward David)和奥地利的佛·奥·赫尔慈(Friedrich Otto Hertz)所倡导，曾一度流行于西欧。其主要观点认为，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原理只在工业中有效，而在农业中则不适用。其主要理由是，由于小农能吃苦耐劳，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甘愿忍受任何艰难困苦，所以小农经济在与大经济竞争时，能够表现出特有的顽强而又稳固的生命力⁽³⁾。这种观点的错误，不仅在于有意回避小农经济的落后性，更重要的是它力图掩盖资本主义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的实质，其实质是在赞美和巩固使千百万小农陷于贫困和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

农业适宜于家庭经营并不否认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不可抑制地灭亡和衰落着。”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⁴⁾恩格斯的论段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是通过大批小农沦为无产者才成为可能的。

有人以当代资本主义农业经营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家庭经营的事实为据，说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关于小农经济的论段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⁵⁾。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原因有三:①家庭经营并不等于小农经济，美国有规模达几千公顷的商品化和机械化家庭农场，它属于家庭经营，但决不是小农经济;②历史正是按照恩格斯论断的逻辑发展的，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各国小农场数的相对减少，以及农业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对减少说明了这一点;③历史也正是按照恩格斯的设想发展的，恩格斯对于解决农民问题的设想是，通过联合把他们组织为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实践，而且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农业适宜于家庭经营的结论告诉我们，我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只能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