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论^[1]

第一节　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过程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市场经济的形成

从本质上说来，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基本手段或主要方式。市场经济并不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产物。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有生产资源配置问题。这三个社会在生产力方面存在重大差别，生产关系也有根本不同，但有某种共同点，即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样，这些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就分别按照氏族社会首领，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意志（这些意志分别体现了各该社会主体的根本经济利益）进行的。

诚然，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在原始公社之间出现了产品交换。但只是在人类社会生产相继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和第二次社会分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并形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才形成了与自然经济相区别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即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生产是以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是简单的商品生产。它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存在过。但这时的商品生产只是涵盖了社会生产的一小部分，在社会生产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只是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在15世纪至16世纪，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即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时期（由于欧洲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这里从欧洲论述起），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商品生产仍然没有上升到社会生产的主要地位。显然，在上述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形成的。

英国在17世纪下半期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下半期又发生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获得了统治地位。接着在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先后在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些主要国家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也先后在这些国家形成起来。具体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创造了一系列的条件。

第一，建立私人产权制度。要在市场上实现商品交换，必须有进行这种活动的市场主体——商品所有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上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监护人。”但是，“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2]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根本改革以人身依附为重要特征的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私人产权制度。这种制度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过程中，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第二，建立近代赋税制度。在封建主义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准备时期，对新兴资产者的横征暴敛，仍然是封建主的政治特权。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促进资本积累的近代赋税制度。这项制度也是正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第三，建立劳动力市场。在封建制度下，农民对封建地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被紧紧束缚于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要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形成劳动力市场。为此，英国在16世纪开始掀起了旨在建立劳动力市场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极为残酷的“圈地运动”，被史书称为“羊吃人”的时代。

第四，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割据盛行，市场分割，各地关卡林立，税收壁垒森严，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时期，新兴资产者联合并依靠王权击败了各地的封建领主，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消除了封建割据状态。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这种统一的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此相联系，统一的国内市场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商品在国内市场的顺畅流通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第五，建立近代信用制度。在欧洲中世纪，在商业比较发达的意大利，从13世纪开始，就出现以商业信用发展为基础的汇票和汇票结算的交易所。在封建制度瓦解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商业信用和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银行信用制度得到了发展。1580年，意大利建立了威尼斯银行。1694年，英国建立了英格兰银行。这些近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建立近代法律制度。中世纪的法律制度是要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不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3]要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建立近代法律制度。事实上，到18世纪下半期，英国伦敦的皇家法院在合伙协议、销售合同、汇票、保险、专利和商品交换的其他领域在执行商业法规方面已经广泛地开展了执法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保障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七，形成了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商品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了主要地位，价值规律的作用涵盖了整个社会生产的主要部分。而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市场，其作用的主要经济机制也就是作为价值规律表现形式的价格机制。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市场经济得以最终形成起来。

二、古典的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作古典的市场经济。自由放任是这个时期市场经济的特征。第二阶段可以称作现代的市场经济。其特征是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大体上说来，第一阶段经历的时期是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间较早和最典型的英国的市场经济形成时间为起点）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在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即有国家干预或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为终点），第二阶段是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这个阶段仍在向前发展。

在封建社会晚期，商业资本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当时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需要依赖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在打破封建割据和实行对外贸易方面给予保护。而这时的封建王权在财政收入方面也需要依靠商业资本的支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商业资本代言人和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重商主义就产生了。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到晚期的重商主义大致经历了15世纪到17世纪下半期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总的说来，重商主义在政策上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严格的干预，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政策方面，重商主义强调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运用关税、限额和补贴等手段，限制国外商品（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和国内廉价原料的出口，鼓励国内商品的出口和国外廉价原料的进口，以实现贸易顺差，赚取金银货币，使国家致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重商主义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确立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对像英国这类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相继取得胜利以后，产业资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变得强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显得不必要，而且约束了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发展。于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成为当时资产阶级的强烈呼声。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正是集中地、综合地反映了这一呼声。《国富论》从增进国民财富，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出发，首次系统提出和分析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其要义是：①亚当·斯密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在经济人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②亚当·斯密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可以“使各色货币的数量，都能适应需求、供给和竞争各方面的变动情况”，调节社会产品供需之间的平衡。自由竞争还可以调节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具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愈有利于社会”。③依据上述各点，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他认为，在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自然秩序下，每个人“由于他管理产业方式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促进社会的利益”。^[4]亚当·斯密这里说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指的自由竞争形成价格机制。在他看来，依靠这种机制的作用，就可以调节社会产品的供需平衡，可以实现社会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

据此，亚当·斯密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国内外均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并严厉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亚当·斯密从主张实行旨在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出发，把国家的任务仅仅归结为以下三项：①“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②“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③“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5]

亚当·斯密对市场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原理作了原则的说明，奠定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继他之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另一主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20年代对这一理论作了重大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马歇尔、瓦尔拉、帕累托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又对此作了更为精密的分析。

由亚当·斯密在18世纪下半期建立的市场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机理成为尔后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长时期内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当然，在这方面，各个国家，乃至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存在差别。比如，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在19世纪上半期对外贸易方面就实行过保护主义的政策。再如，在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参战国还实行过战时统制经济。

以亚当·斯密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当然，决定这一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社会生产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即使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仍有重要的作用。^[7]这是因为，现代市场虽然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市场是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方式。

三、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

按照亚当·斯密的主张，自由竞争的价格机制可以自动调节社会产品的供需平衡。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还提出了一个所谓“萨伊定律”。这个定律的基本内容是：一种产品总是用另一种产品购买的，一种产品的出售就是对另一种产品的购买。据此，他提出：产品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当然他不否认，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与物物直接交换相区别的、以货币作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也不否认市场上某些商品供过于求，某些商品求过于供。但他认为这种供求不平衡是暂时现象，价格调节可以恢复商品供需之间的平衡。他甚至认为，如果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是由于“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婪无厌”的结果。^[8]

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一系列矛盾，特别是其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和劳动人民购买力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从19世纪2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大约每隔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发生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大危机，从根本上震撼了西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尤以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1933年同1929年相比，西方各国的工业产值大约下降了4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还低16%，倒退到1908—1909年的水平。其中，美国工业产值下降了55%，倒退到1905—1906年的水平；德国倒退到1897年的水平；法国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日本下降了32．9%。在这期间，西方各国农产品销售收入也大幅下降。其中，美国由1191300万美元下降到514300万美元，德国由102亿马克下降到65亿马克，降幅均在50%以上。在这期间，美、英、德等国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下降了1／3左右，法国下降了45．1%；西方各国商品销售额大约下降了2／3，外贸总额下降了61．2%。在这期间，美国失业工人由155万人增加到1283万人。在危机的最严重阶段，西方各国失业人数高达5000万人，失业率高达30%—50%。在这期间，工人收入下降了43%，农民经营农业的净收入下降了67%。^[9]

这次大危机彻底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协调社会产品供求平衡的理论的破产，并强烈呼唤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政策和理论的诞生，以维系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美国总统罗斯福1933年3月入主白宫后所推行的“新政”，就是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政策最早、最著名、最主要代表。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美国国民经济，“新政”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为了拯救银行金融业危机，政府采取了清理银行、保障居民存款、发放巨额贷款给金融业界实行货币贬值等办法。②为了拯救农业危机，政府运用奖励和津贴的办法，缩小耕地面积，限制农产品上市量，维持农产品价格，以缓解农业生产过剩和农民收入下降。③为了拯救工业危机，政府采取限制竞争的办法，规定工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销售额和雇工条件等，以缓解工业生产过剩。④为了拯救由严重的工人失业问题而引发的严重社会政治危机，政府还大力举办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购买力。政府还直接救济失业工人，并逐步建立了全国社会保险和公共福利制度。“新政”从1933年开始实施，延续到1938年。“新政”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问题，但确实缓解了经济危机，并促进了经济复苏，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新政”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从实践方面宣告了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时代的终结，并开创了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个新的时代。

英国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论》），则综合地、集中地、系统地反映了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诞生的强烈呼声，并从理论方面标志着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终结和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开端。

就业一般理论是《通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

论的核心。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因素，能否实现充分就业，就决定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因此，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就是引发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的原因。所以，要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必须依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这样，在理论方面，凯恩斯就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能永远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存在非自愿失业和“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摒弃了“供给会创造它本身需求”而不存在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理论，提出了“经常存在的有效需要不足”是经济危机和严重失业的根源；摒弃了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理论，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主张。在政策方面，既然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把政府干预经济的重点放在总需求管理方面。其中心内容是：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社会（包括私人和政府）的货币总支出，扩大社会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以消除经济危机，实现充分就业。主要包括：把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作为解救危机的主要手段，放在“后危机政策”的首位；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放在次要地位；实行鼓励消费、引导需求的政策；实行对外经济扩张的政策，以弥补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这些情况表明：凯恩斯在分析方法上也摒弃了个量分析，采取了总量分析，侧重从宏观方面分析国民经济总过程，并由此奠定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

后来，凯恩斯理论继承者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并依据“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新情况，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作为西方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派。

需要指出：凯恩斯虽然摒弃了由亚当·斯密首先创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提出了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即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方式）。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要素之配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要素等等，仍无可非议。”^[10]

“二战”前，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实行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二战”后，西方国家在恢复了经济之后，都以凯恩斯主义作为政策指导实行了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大大促进了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凯恩斯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负面影响的积累（比如，由于多年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由于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在战后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之后，于70年代中期发生了经济滞胀。

经济滞胀局面使得凯恩斯主义遇到严峻的挑战，并受到新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但是，正像凯恩斯没有根本否定是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样，这些不同学派也没有完全突破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比如，曾在尼克松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的摩赫伯特·斯坦就曾说过：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是“凯恩斯主义范围之内的革命。”^[11]

这是从理论上说的。从时间上说，经济自由主义的某些学派在某些年份对某些国家政策发生过重要作用。比如，供应学派对美国总统里根执政头两年（1981—1982年）的政策发生过重要影响。但从“二战”后整个时期总的情况来看，凯恩斯主义仍不失为西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基础。

“二战”后，旨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普遍采用，是促进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因素。但并不是惟一因素。除此以外，以下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①“二战”前和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管理和福利政策的影响。②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在“二战”后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那些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③“二战”期间实行战时经济体制的影响。诚然，战时经济体制与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是有原则区别的，而且，在战后都取消了。但这种体制也为实行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这一点，在日本表现得很明显。④“二战”后，资本集中程度进一步的提高，也为实行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⑤“二战”后，垄断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⑥“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别的扩大，影响到社会的稳定。⑦“二战”后，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也更为尖锐起来。⑧“二战”后，保护消费者权益问题也显得更加重要。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的发展，使得各国企业之间在许多情况下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抢占高新技术制高点，往往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和维护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关键。上述⑤—在客观上也迫切要求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有国家干预是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相区别的根本点。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特点。这里强调指出一点：现代市场经济更富有法制经济的特性。在封建经济制度下，存在着等级制度，虽然它也有立法和司法，但它的显著特征是人治。在古典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因而需要法律来规范和维护这种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各种市场主体的关系更加发展和复杂化了，而且政府要干预经济。这样，为了发展这种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更为健全和严格的法制来规范和制约各市场主体的行为，而且要依法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因而，法治经济就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一个更为显著的特性。

“二战”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了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各国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美国虽然早在30年代罗斯福总统时代，政府就开始对经济实行干预，但相对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干预还是较少的，因而被称为竞争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强，被称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法国在计划调控经济方面比较突出，被称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联邦德国对经济干预在体现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平方面比较明显，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战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当然，这种情况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比如，战后科学技术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了，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大大加强了。再如，战后虽然局部战争一直延绵不断，但并未发生世界大战。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是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席卷世界的潮流。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现代市场经济是这股潮流的主体。此外，这股潮流还包括以下两个重要部分：①战后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推动下，有些国家（如韩国和泰国等）已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的国家（如新加坡）甚至已经跨入准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②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从主要方面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由于在改革方面坚持了正确路线，在改革和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另一类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改革方向和方法上的重大失误，不仅根本改变了原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且使得经济长期处于衰退的境地，只是在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当然，即使在这些国家，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在促进生产方面的作用，也正在并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二节　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而是属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和发展经济手段的范畴。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并无本质区别。正如邓小平说过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2]因此，本节阐述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的基本内容，不仅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适用的，而且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也是有效的。

一、资源配置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我们先从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说起。

人类社会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便取得消费资料。但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具有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不仅如此，还需要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正像马克思说过的，“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是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

他还指出：“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3]马克思依据这一点，把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还依据他揭示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生产关系这条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阐明了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变革的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所作的最伟大、最重要的贡献。

还需指出：人类社会要进行生产，不仅需要基本的生产要素，也不仅需要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且需要合理的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方式。问题在于：人类生活需要是无限的，而资源却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对资源在各个生产领域的配置作出合理的安排，以便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的提高，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这种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经济运行过程，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过程。需要说明：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只是一个自然属性问题，即由资源的自然特点决定的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运动过程，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方面的社会组织形式问题。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个经济运行方面的社会组织形式问题。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这个问题是一个仅次于社会生产关系（或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的基本问题。

应该肯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科学、最深刻、最系统地揭示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以此为基础，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规律。与此同时，马克思还从第一重大意义上的价值规律及其转化形态的生产价格规律，和第二重意义上的价值规律两个方面，系统地、深入地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规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把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提出来进行研究。

在这方面进行了独立、系统、深入研究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和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14]它要解决经济运行中四个基本问题：①“生产什么，产量有多少。”②“产品是怎样生产的。”③“产品为谁生产。”④“谁做出经济抉择，以什么程序做出决策。”^[15]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就是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上述的经济运行中的四个基本问题就是由市场来调节的。这就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或本质）。正是这一点，把它在经济运行形态方面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从根本上区分开来。

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和条件

（一）独立自主的企业制度

这里涉及市场主体问题。在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称为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和以一定组织形式出现的法人；包括赢利性机构和非赢利性机构。在一般情况下，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居民、政府和其他非赢利性机构。

在这方面，企业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因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作为发达商品经济细胞的、独立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基础上；而且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作用的实现，也离不开这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因此，企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如果没有企业，市场经济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但是，企业要成为这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需要一系列条件。①企业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因为市场上商品交易直观看起来是物品交易，实质上是产权交换。因此，马克思说：“在这里，人民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16]不仅在企业的商品交换过程中，而且在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也都要求有明确的产权；否则，企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②企业与企业和其他交易者之间的地位必须是平等的。如果没有这种平等地位，企业不仅难以发展，甚至难以存在。③企业必须是经济上、法律上独立自主的实体，拥有自主经营发展必须的各种权力。当然，企业要接受政府的行政管理，但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企业如果没有这种独立地位，就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企业就会名存实亡。

此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提供的与发展市场经济相关的各种服务，显得越来越重要。居民既提供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又是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者。政府不只是经济运行的调控者，而且直接介入某些市场交易；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一般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者。非赢利性机构（如学校和医院等）社会提供服务，不是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因而，这些组织和个人也都是市场主体。

（二）完善的市场体系

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另一个重要基础。

完善的市场体系，不仅要求有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要求有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这既是企业实现自主经营的前提，也是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

完善的市场体系，要求平等、有序竞争较为充分的展开。如果出现竞争不足、过度竞争（如低价倾销的恶性竞争）和垄断，如果企业不重视商业信誉，进行广告欺骗宣传和推销假冒伪劣产品，就会限制市场在配置资源作用方面的充分、有效的发挥。

完善的市场体系，要求有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如果全国市场被分割，市场经济的作用也难以发挥。

完善的市场体系，不仅要求市场对内开放，而且要求市场对外开放。因为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之间的流动，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开始到来的时代，显得尤为突出。

完善的市场体系，最根本的要求是有既反映价值、又反映供求关系的产品价格机制。因为所谓市场配置资源，从根本上说来，就是由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并与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相结合的市场机制来配置的。所以，如果没有合理的产品价格机制，市场配置资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由价值决定的；而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就是马克思揭示的价值规律。所以，从本质上说来，所谓市场配置资源，就是价值规律调节经济。

完善的市场体系还要求生产要素价格合理化。其中，特别是资本价格（利息率）市场化和本币价格（汇率）合理化，对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对现代市场经济来说，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它的必要内涵，是题中应有之义。

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要求必须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前提。越过了这一点，就会削弱市场经济，甚至变成计划经济。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求以经济的和法律的间接手段为主，以行政的直接手段为辅。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要求把调控范围主要限制在宏观经济领域。当然，政府管理经济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微观领域。比如，对企业某些经营项目颁发许可证，对企业某些出口产品实行配额。但从主要方面说来，政府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还要求严格地依法调控。

（四）严格的市场运行规则

市场经济原本具有契约经济和法制经济的特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个特点显得尤为突出。这样，作为法制化的市场竞争关系的市场运行规则，在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发展方面的作用也变得更重要。

市场运行规则是有关机构（政府和立法机构等）按照市场运行的客观要求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市场主体各方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它要求：使各市场主体能够机会均等地进入市场，自主经营；使各市场主体能够平等地承担税收和其他负担；使各市场主体在法律和经济往来中处于平等地位。具体说来，市场运行规则大体上包括三方面：①市场进入规则。这是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必须遵循的法规和应该具备的条件。②市场竞争规则。这是各市场主体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展开竞争的行为准则。③市场交易规则。这是各市场主体之间交易行为的准则。

以上各点，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和条件的一些重要内容。

三、市场经济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递经济信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产品能否销售得出去，对商品生产者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因此，他们极为关心商品的供求状况。但对单个的商品生产来说，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市场价格机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价格以它自身变动的方向（上升或下降）和幅度（升降的多少）给商品生产者传递着简明的信息。在一般情况下，商品价格上升表示供不应求，给商品生产者传递增加生产的信号；价格下降，表示商品供过于求，给商品生产者传递减少生产的信号。企业可以依据这些信息，决定生产的增减和资本的投向。市场还通过利息、地租、工资和汇率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给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多方面的信息。

第二，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压力。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决定市场价格的价值，不是决定于个别商品者的劳动消耗，而是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那些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时间的企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那些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时间的企业，就会减少利润甚至亏本。这样，市场机制就在物质利益方面为企业改善生产经营管理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企业之间的竞争又会在这方面产生巨大压力。

第三，增进企业运营效益。在上述两种条件下，企业就会竭尽全力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开发人才资源，开拓营销市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以保证在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并避免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厄运。所以，市场是增进企业运营效益强有力的机制。

第四，提高社会生产资源配置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已经转化成了生产价格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部门产品价格在较长时间内高于生产价格，那么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平均利润，而且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样，就会推动这个部门的企业增加投资，并吸引别的部门企业的资本转向这个部门。这个部门的产品将会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价格也会随之下降，超额利润就会减少以至消失。反之，如果一个部门产品价格在较长时间内低于生产价格，那么企业不仅得不到平均利润，甚至会亏本。这就会促使这个部门的企业减少投资，并把资本转移到别的有平均利润可图的部门。这个部门产品就会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随之上升，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就是通过由竞争引起的价格围绕生产价格的上下波动，形成各生产部门合理的比例关系，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提高这方面的效益。

市场经济作用的充分实现，是有一系列条件的。主要是，存在完全竞争；价格及时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卖方与买方掌握的信息完全对称，等等。但在实际上，市场只能大体上具备这些条件，不可能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比如，一般说来，市场上不大可能存在完全竞争，但垄断竞争、寡头竞争等不完全竞争市场（即竞争性的市场）还是可能存在的。这样，市场经济作用的发挥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四、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像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市场经济具有优越性，但也具有局限性。正是这种局限性使得国家干预经济成为必要的。

第一，市场经济具有自发的盲目性，市场调节是事后调节。这样，就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且，作为市场最主要主体的企业，投资眼界相对狭隘，往往着眼于当前的短期利润，投资量相对较小，对于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协调发展的重大建设项目则无心涉足或无力涉足。所以，要实现经济的总量平衡、部门协调和长期稳定发展，单靠市场经济是不够的，必须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市场经济在这些方面的局限性，正是政府干预的优越性。

第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垄断，垄断必然走向腐朽，窒息竞争活力，阻碍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制度创新，降低生产效率。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的竞争就走到了事情的反面。为了制止垄断，保持竞争性市场的局面，也需要政府的干预。比如，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

第三，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大力发展高新产业，保护重大技术发明者的权益，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一点依靠旨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也是难以或难以完全行得通的，必须依靠政府力量的支持。比如加大科技方面的投资，制定和实施专利法。

第四，社会消费的许多公共产品也不能或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来提供。在这方面，重要的有国防事业和基础设施，还有学校和医院等这些公益性或半公益性的事业。这些产业和事业都不是或不完全是以盈利为目标的。显然，不能依靠或不能完全依靠旨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举办。在这些方面都需要政府的参与。

第五，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必然导致贫富差别的扩大，甚至两极分化。这样，社会就难以稳定。所以，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财政收入（如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和支出（如建立包括养老、失业、工伤和医疗保险以及对社会贫困阶层发放最低生活费等项内容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缩小贫富差别和抑制两极分化，维持社会稳定。

第六，在当代，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平衡，已经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力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难以得到治理，而且会进一步恶化。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政府在财力、人力、法律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第七，在当代，生产者与消费者在掌握信息方面不对称性的情况愈来愈突出，前者多，后者少。而伴随消费者文化素质的提高，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解决这个问题，单靠市场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当然，在这方面，市场经济中的某些中介组织（如消费者协会）是有作用的，但并不能代替政府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如颁布和执行消费者权益法。

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做过精辟的概括，并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作了生动的描述。他把这种作用归结为“促进效率、平等和稳定”。他还指出：“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17]

政府对经济干预在市场经济中虽有重要作用，但它不仅不能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的作用，还要以这种作用为前提。因为在现阶段以至在一个可以预见的长时间内，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而且，由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一方的利益局限，以及法制建设、公务员素质和信息等方面的限制，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作用也有很大局限性，并且会发生诸多失误。因此，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必须注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决定采取行政办法还是市场办法时要谨慎地权衡利弊，并尽可能将二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并限制其消极作用。

但是必须明确：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文明。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有分析地继承这个制度文明；否则，就会给社会主义制度带来毁灭性的严重后果。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及其建立的客观必然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主要包括以下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内容：①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方式。②现代的市场经济，即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③有更多的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诸如：工业化尚未实现，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大；西部经济大大落后于东部，但有丰富的资源，而且主要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这样，实现工业、发展农业和开发西部就是一个长期的、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的、需要国家扶持的任务。但这种干预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为前提，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的。这就是问题的度，越过了这一点，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市场经济一般这个共性也是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这些个性之中的。因此，从市场经济一般这个角度来说，这两种市场经济具有许多共同点。比如，本章第二节阐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就可以看作是二者的共同点。

但是，这两种市场经济又有重大原则区别。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在于：

第一，它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必须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这个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多层次性决定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

第二，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而且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并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实行以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

第三，与上述第一、二相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当前，我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还存在许多有违初衷的情况，远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完善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目的是一定可以在将来实现的。在这方面，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原则性区别。尽管这种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居民生活水平有了空前未有的、迅速的提高，但它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甚至没有能够抑制贫富差别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发展。当然，还要提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无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或者在结果上，都有重大区别。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后者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同步富裕，其结果是共同守穷。而前者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另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地区后富起来。先富的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实践已经开始并将充分证明：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以及政府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而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可能而且必须基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基于资本家的利益，也有原则区别。当然，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还很不完善，在充分体现人民利益和意志方面也有许多不足。但随着经济体制和民主法制的完善，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经验的积累，这方面的缺陷是可以而且必须逐步得到克服的。

依据改革经验的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框架可以确定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为基石，由以公司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共同发展的、价格机制合理的、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充分展开的市场体系，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按劳分配为主、并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及多层次的、多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样五个主要支柱构成。这一个基石和五个支柱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厦。

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不只是由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个人意志决定的（尽管他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来，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可以从以下两个重要方面来说明。

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这是中国人民依据历史发展规律作出的一次关系中华民族存亡和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历史性选择。计划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以单一的公有制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指令为主的、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这种行政指令计划是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主要方式。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总的来说，这种体制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建立的，到1956年就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一直到1978年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表1和表2中1949—1978年的数字可以从总体上说明这一点。当然，这只表明了工业的情况。但在1956年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家对农业也是实行准计划经济体制。

表1　各种所有制工业在工业总值中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2000年1月31日。

表2　国家指令计划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98），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71、728页。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①受以往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②受过去20多年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农村情况下形成的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管理制度，以及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的影响。③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基本上学习了苏联斯大林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但都是历史的或外在的因素，而不是现实的和内在的因素。④这种体制适应了“一五”时期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重工业为主的重点建设需要。这是现实的和内在的因素。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把社会的资金、物质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用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经济落后地区，从而比较迅速地形成新的生产力，克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状态，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一点，不仅正好适应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而且正好适应了实现“一五”计划基本任务的需要。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五”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一五”计划各项任务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主要力量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有利于克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留下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状态，以及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情况；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提高。

历史经验还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弊病，在“一五”时期也已经有所暴露。这包括：这种体制不适合国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要求，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由这种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状态，割断了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体制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会造成基本建设投资膨胀，引发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这些又会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的后果等。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但二者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关系。在“一五”时期具体条件下，其积极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是主要的方面；其消极作用受到了限制，是次要的方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产业结构是畸形的，农业比重过大，工业比重过小，轻工业落后，重工业尤其薄弱。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建设，这种畸形状态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决定。这个时候我国工业基础仍然是很薄弱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即主要依靠新建企业来进行的形式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相对于发展轻工业和进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形式（即通过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实现扩大再生产）来说，发展重工业和进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均需要较多的资金。这就需要把社会有限的财力集中于国家手中，用于建设有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以加速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好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机制是国家各级机关对下级机关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对企业的行政命令，是国家各级下级机关对各级上级机关以及企业领导人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是维护行政命令和行政责任的行政纪律，是国家各级行政干部和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心，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政府的威信很高，党的作风正派，党的干部队伍比较年轻，官僚主义比较少，广大干部的政治激情高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很有力。这一切就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比较灵敏的，行政管理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是正确的。在各种经济管理体制下，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都是重要的。而在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与否，其意义尤为巨大。因为只有宏观决策正确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否则，就根本谈不上行政管理的效率。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是充分发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极作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上面分析的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即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各种具体条件，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在这个期间，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消极作用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①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在1956年完成的。在此之前，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但还存在着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体经济。而且，在这个期间，党和政府比较成功地通过运用价值规律，对这些私有经济实行了计划指导。所以，由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管理过于集中，管得过死，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等缺陷，这个期间首先在范围上受到了限制。②在这个期间，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都还不发展；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对外贸易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由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带来的否定国营企业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以及阻碍商品生产等消极作用，这个期间也受到了限制。

上述情况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适应了“一五”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符合“一五”时期的具体情况，从而使它的积极作用成为主要方面。

这是把“一五”时期作为一个整体说的，它并不意味着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一五”前期和后期都是同等的。实际上，在“一五”前期，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更大些，消极作用要小些；而在“一五”后期，虽然还有主要的积极作用，但消极作用明显地增长了。

但是，在“一五”时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上述充分发挥计划经济体制积极作用以及限制其消极作用的有利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越来越严重，愈来愈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本应推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即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然而，这时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行政性分权的水平，即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并向企业管理人员下放企业管理权力。1957年10月党中央通过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就具体体现了上述思想。

依据这些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1958年和1970年分别进行了两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没有成功。其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两次改革方法根本是错误的。这种改革要求在较长的时间用渐进的方法来进行，而这两次改革都采取了短促的群众运动的方法；也不仅因为这两次改革根本缺乏应有的经济、政治环境。这种改革要求有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而1958年的改革是在“大跃进”运动中进行的，1970年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从根本上说来，是由于这两次改革取向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而是行政性分权。这样，这种愈来愈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又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

不仅如此，毛泽东“左”的思想在“大跃进”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端。在经济方面，这种“左”的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盲目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彻底否定按劳分配（甚至把按劳分配说成是同资本主义差不多的东西）。这样，本来已经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弊病更趋严重，以致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

所以，总的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53—1957年“一五”时期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但在此后，直到1978年，这种体制愈来愈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详见表3中1953—1957年和1958—1978年的数字。

表3　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和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55—58页；《人民日报》2000年2月29日第4版。

不仅如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还成为险些给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带来覆灭命运的“文化大革命”的制度性根源。我国政治体制中曾经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是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邓小平曾经中肯而又尖锐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病，过去出现过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8]

所以，无论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必须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取向的改革，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详见表4中1958—1978年和1979—1990年的数字。

表4　中国和原苏联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单位：%

表4的数字又把中国改革前后中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与原苏联作了比较。这些数据表明：改革前，中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比原苏联低1．7个百分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当时中苏两国都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但苏联在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工业基础、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文化素质等方面均好于中国。但在改革以后，中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却比苏联高出5．6个百分点。决定这种巨大反差的最重要因素，是这期间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显示了强大的活力；而苏联改革始终没有越出行政性分权的框框，以致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

这里还要提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但决定性的原因，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革，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水平踏步不前，以致失去民心。

正是依据对国内外经验深刻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多次尖锐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在实际上成为他的政治遗嘱的1992年初重要谈话中又一次重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9]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后人应铭刻心中的警世名言。

所以，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依据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选择。

这里所说的社会发展规律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个原理作经典表述时曾经指出：“人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0]诚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是指基本经济制度。但历史经验表明：作为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经济体制也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克思提出的这条原理引申到这方面来。

我们在前面主要是从历史过程方面论证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客观必然性。下面再着重从理论上说明这一点。

第一，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把企业供产销和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均集中在政府手中。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企业的独立经济利益，否定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得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和算盘珠。不仅如此，计划经济体制既不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要求，也不可能完全、充分、及时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所必要的信息，再加上政府（特别是部门和地区）本身利益局限性，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和对客观事物认识过程的限制，政府就不仅不可能对企业实行有效的经营管理，而且必然发生诸多失误。所有这些都会挫伤在客观上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要提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并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才能充分调动作为最重要生产力要素的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作为按劳分配原则对立物的平均主义问题的，更谈不上实行按要素分配的原则。这就必然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和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企业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大大加强。而计划经济体制在挫伤这些人员积极性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所有这些都会降低企业的营运效益。

第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为了实现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最强大的力量。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既无开展竞争的冲动，也缺乏这方面的权限和空间。这样，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扼杀了企业发展生产的动力，而且扼杀了企业发展生产的压力，这就窒息了企业的活力，使得运营效益低下成为企业的通病。

第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促进各部门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的集中管理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中央行政部门和地方行政部门实现的。这就形成了条条（部门）和块块（地方）的分割状态。与此相联系，又形成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这种分割状态和部门、地区利益的驱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阻碍了各部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四，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是我国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一个极重要方面。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部门、地方和企业均有旨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再加上盲目推行“赶超战略”，以及片面追求“政绩”，就在这些方面形成了强烈的投资冲动。但在投资方面又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由此形成的投资膨胀机制，周期地导致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调整这种失衡的主要手段，又是用行政指令大幅压缩投资。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迅速变成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样，经济增速大上大下，影响经济发展的常态，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第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其中，国家所有制占主导地位，集体所有制占重要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本性，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国有制。因此，在1958—1976年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不仅把残存的非公有制经济扫荡无遗，而且对集体所有制生产的主体部分也实行指令性计划，集体所有制还有一部分实现了向国有制的过渡。这样，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根本否定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有重要作用的非公有制经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作用。由此也扼杀了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有经济丧失了活力。这就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及其可行性和艰巨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就是要根本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但这种干预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方式为前提的，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的。具体说来，就是如前述的要建立由一个基石和五根支柱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问题涉及诸多方面。但从长期的理论争议和改革实践分歧来看，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是否兼容。

但在实际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尽管有矛盾的一面，但二者不仅是可以相容的，而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分两个层次来说明。

第一个层次是从抽象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撇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考察。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是否兼容的，是可以还原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是否相容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产生条件所做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商品生产一般存在的两个条件，即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的所有制（或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生产经营单位）。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分工这个条件无疑是具备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这样，各个生产单位就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商品生产。

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即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物质技术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的价值规律。所谓价值规律就是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商品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而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由价格机制配置社会经济资源。所以，从这个抽象层次考察，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但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以前，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完全绝迹，仅仅存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但国家不仅对国有企业实行行政指令性计划，对集体企业的主体部分也实行行政指令性计划。而这种以实行行政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排斥市场机制作用的，根本谈不上同市场经济的兼容。

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还必须进行到第二个层次，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主义国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具体考察。

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已经充分证明：①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通过改革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②适应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要求而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还要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公司制为企业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原来的集体企业也要适应商品经济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至于非国有制企业天然就是适应这一要求的。这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企业就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这样，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就覆盖到了全社会范围。这同时意味着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从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就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要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能相容的观念长期存在的原因。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要消亡的设想和预言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实践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但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限制。更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在生前多次告诫当时的和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所以，如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上述设想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就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

在那些不熟悉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包括国内外的）中，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对他们来说，这种观念主要是由于囿于一段期间的历史事实而造成的。因为在历史上，市场经济确实是伴随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确立、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而计划经济是伴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但这种观念就像把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包括计划）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看成不相容一样，都是不合理的。

第二，没有把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或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但在理论上这是两个有严格区别的经济范畴。而且国内外实践的经验也表明：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包括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必须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当然，同时都需要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仅是可以兼容的，而且也具有内在统一性。按照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1]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经验证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重新焕发和激励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活力、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惟一正确道路。当然，像任何事物一样，市场经济也有二重性，在这些方面也都有负面影响。而且，处理不当，也会冲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两极分化和经济波动。但总的来说，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可以兼容的。而且，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只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就可以做到有效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并限制其消极作用，较好地实现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兼容。

但是，无论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总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极其艰巨的事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改革的理论前提方面。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计划经济被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而在1958—1978年20年间，除了其中的1961—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以外，“左”的路线居于主导地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个设想和计划经济，就需要极大的革命胆识和理论勇气。而根本否定这一点，正是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前提；否则，这种改革就无从谈起。

第二，在确立改革的目标和框架方面。由于缺乏经验和理论准备，在确立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方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但在邓小平多次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都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其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当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历史观点来看，这可以看作是开了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先河。

第二阶段：1979年以后党的文件，特别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根本性问题。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路线发展到顶峰的状况相比较，这些提法无疑是巨大进步。但这些规定都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有关提法。

第三阶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向市场取向改革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第四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个提法可以看作是向市场取向改革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第五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依据同年初邓小平重要讲话的精神，明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即前述的一个基石和五根支柱。

至此，可以认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及其框架在理论上、认识上已经基本完成。可见，如果仅仅从1978年算起，这个过程是经过长达15年的。

需要指出：在确立市场取向改革目标及其基本框架方面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改革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实现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都程度不同的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第三，在实现改革任务方面。实现改革任务，主要也就是构筑上述的一个基石和五个支柱。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是一个极其伟大、十分艰巨、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系统工程。完成这项工程，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也不仅需要巨大的革命胆略和坚强毅力，而且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这项改革任务的艰巨性，特别突出表现在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涉及到国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是脱胎换骨的改革。而且这种改革是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加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管理相结合的，是同处理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冗员、分离大量的企业办社会机构以及补足巨额资本金、降低资产负债率相结合的。这些就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变得异常复杂艰巨起来。再加上这方面的改革也存在许多失误，诸如：改革起步以后的一个长时间由于没有抓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以致国有企业改革事实上难以迈出实质性步伐；80年代的一刀切的拨改贷，以及后来许多国有企业长期资本金不足，成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大量行政性公司反复出现，甚至发生军警、公安和政法机关经商，事实上为国有企业改革设置了新的障碍；没有抓住卖方市场存在的有利时机，及时放开搞活大量的国有中小企业；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化改造中，没有抓紧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督、激励制度的建设，以致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等等。这些又使得深化国有企业仍然成为当前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第四，在实现改革的条件方面。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需要一系列严格条件相配合。其中，主要是要有稳定的、宽松的经济环境和稳定的政治局面。我国20多年的改革经验证明：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改革以来，由于较好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促使我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改革进程中，营造改革需要的经济环境并非易事。问题在于：由于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特有矛盾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有的年份经济过热。比如，1978年、1985年、1988年和1992年都发生过经济过热。而每当发生经济过热，都会延缓改革的进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改革的倒退。在这几次发生经济过热时，都及时进行了经济调整，使经济环境重新趋于宽松，从而促进了改革的深化。特别是1992—1997年制止了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8—1999年又阻止了经济增速的过度下滑，并抑制了通货紧缩的形势；2000年经济增速出现回升，基本上走出了通货紧缩的局面。这就为深化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宽松的经济环境。在改革进程中，创造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很困难。这一点，在当前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部分的行政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之风并未从根本上遏制住，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增幅连续四年下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绝对收入水平下降），城镇失业工人大量增加。这样，采取各种措施，维护政治稳定，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从相互联系的意义上说，市场取向改革需要的这种经济、政治环境，也使得改革的任务变得异常艰巨。

第五，在实现改革的阻力方面。我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是由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根本区别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党领导人民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革命。但市场取向的改革，毕竟也是一场革命。就经济关系变革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部分变革。即实现由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转变。②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即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并且必然带来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大调整。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给改革造成多方面的阻力。诸如：市场取向改革要求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消灭商品经济以及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观念，以及由长期计划经济生活形成的习惯势力。这就会同那些思想观念和习惯转变一时难以跟上的人们发生矛盾。改革要求实现政企职责分开、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消除行政性（或行政性与经济性相结合）的垄断。这些都会同坚持个人（或小集团、或地区的）利益的部分官员发生矛盾。改革要求通过先富带动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在一定时期内，改革深化可能加剧失业状况；在改革进程中，难免发生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产生不利影响；许多改革措施在总体上是有利于人民的，但也会同部分人的利益发生不利的影响。这些都会引起同有关人群的矛盾。改革是从制度上切断腐败的根源。因此会同腐败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市场取向改革会引起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深刻变革，这也会形成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指出：这些矛盾和冲突带有人民性（即除少数敌对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均系人民内部矛盾）、广泛性（涉及的人很多）、复杂性（一时难以辨明是非和处理）、隐蔽性、顽固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这是形成改革艰巨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总之，尽管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但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

第四节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和成就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进程

第一，起步阶段（1979—1983年）。这里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方针为起点。这期间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完成了由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过渡。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国有工业先后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工业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乡镇企业开始恢复和发展。个体企业开始恢复，“三资”企业开始发展。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开始启动。产品市场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市场开始发展。这期间先后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第二，全面开展阶段（1984—1991年）。这里是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起点。这期间改革的重点已由农村转到城市，改革在微观、宏观领域全面展开。这期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承包制，小型企业实行租赁制。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私营企业开始发展。个体企业和“三资”企业迅速发展。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全面展开。以资本为代表的要素市场开始发展。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这期间，先后开放了天津、上海、大连、青岛和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以及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设立了海南经济特区，特别是开放了上海浦东。

第三，初步完成阶段（1992—2000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00年，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在这期间，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达到巨大规模。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大部分国有小企业也实行了改制。非国有经济继续得到迅速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产品价格改革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期间，还开放了沿边城市、沿江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这样，我国对外开放就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包括不同开放层次、具有不同开放功能的梯度开放格局。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成就

（一）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

第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详见表5）。

表5　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单位：%

说明：1997年非公有制经济24．2个百分点中，有7个百分点为混合经济。其中，国有经济占5个百分点，集体经济占2．2个百分点。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到1997年底，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2500户试点企业中，改制为公司的有1989户；全国约有50%以上的小企业实现了改制。

第三，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面，国家指令计划为主的格局已经基本打破，市场调节的基本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详见表6）。发展要素市场方面也有了重大进展。价格机制逐步趋于合理。

表6　国家指令计划在生产和销售总额中的比重　单位：%

到1998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976家，市场总值26471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3%。^[22]

第四，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计划、财政和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

第五，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和半封闭的格局已经基本打破，全方位、多元化、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初步形成（详见表7、表8和表9）。

表7　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55、620页；《中国统计摘要》（2000），第15、139页。

说明：由于中国大陆对第三产业的比重计算过低以及其他原因，33．71%的数字偏高。

表8　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长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594页；《人民日报》2000年3月18日第2版。

表9　外汇储备的增长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626页；《人民日报》2000年2月29日第4版。

（二）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历史性的变化

第一，推动了社会生产的高速、稳定增长（详见表3和表10）。

表10　改革后四个经济周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616页；《人民日报》2000年3月18日第2版。

1992—1996年，我国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7年特别是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增大和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下，仍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999年经济增速比1998年有所下降，但仍是快速增长。2000年经济增速预计比1999年有所增长。持续两年多的通货紧缩局面将基本结束。这不仅在世界上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创造了“软着陆”的经验，而且在“软着陆”实现以后创造了治理通货紧缩防止经济滑坡、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经验（详见表11）。

表11　1992—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上年为100）

第二，加速了中期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与知识经济化的结合。表12的资料表明：改革以来，1979—1999年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比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时期工业产值基数很低的1953—1957年仅低3．0个百分点，比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工业基数虽有上升但仍较低的1958—1978年高出5．1个百分点。1988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足1%，1997年上升到11%。这项数据表明：从总体上说，我国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知识经济已初现端倪，开始了工业化与知识经济化相结合的进程。

表12　1953—1957年、1958—1978年与1979—1997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之比较　单位：％

第三，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以来，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比重下降，牧、渔业比重上升；在第二产业内部，消费品工业、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地位得到加强；在第三产业内部，作为传统产业的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比重下降，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子通信、金融和房地产业的比重上升（详见表13）。

表13　产业结构的变化　单位：%

第四，促进了初步买方市场的形成（详见表14）。这里说的买方市场是指供求基本平衡或供略大于求的市场。说它是初步的，因为这种市场是在市场供应居于重要地位的农业还不稳定，其他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虽有缓解、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存在过多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以及人民生活虽有显著改善但水平并不高、消费者权益还远未得到保障的条件下出现的，还不是成熟的买方市场。^[23]但这种市场却是长期生活在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卖方市场条件下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它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当然，它的形成也并不只是改革的产物。多年来，社会生产的高速增长为形成初步买方市场奠定了物质基础。

表14　1997年全国613种主要商品的供求状况

第五，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显著提高（详见表15）。

表15　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经济日报》2000年1月28日第2版。

第六，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增强（详见表16）。

表16　综合国力居世界的位次　单位：%

第七，加速了全国人民在解决温饱基础上向小康目标迈进的过程。1979—1998年，全国居民、农民和非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比1953—1978年提高了2．0、2．3倍和1．13倍。1979—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2．16亿人，现在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实现了温饱之后正在迅速向小康目标迈进（详见表17、18、19）。解决温饱、进而实现小康，更是多少年来我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美景。它的出现更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一次极重要的历史性变化。

表17　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率　单位：%

1999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3180元，其中农村居民为1973元，城镇居民为6651元。^[24]

表18　农村贫困人口　单位：亿人

表19　1999年全国城乡居民整个生活小康综合评分

资料来源：《经济日报》2000年12月4日第6版。

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生产的持续、高速、稳定增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多重原因。择其要者有：经济成长阶段效应（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大国效应（市场容量大；人口多，储蓄率高，储蓄总量大；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全球化效应，知识经济开始到来的时代效应，国际和平环境效应等。但是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仅以工业1997年比1980年的增长额中所占比重来看，国有工业仅占24．2%，集体工业占41．3%，个体工业占16．7%，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占17．8%，非国有工业合计占75．8%（详见表20）。可见，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改革中实行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如果没有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工业和社会生产就不可能有持续、高速、稳定的增长，社会经济生活其他方面也难以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如此，改革还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如果缺少改革这一条，那么，上述其他各种效应也难以充分发挥。

表20　各种所有制工业在工业总产值增长额中所占的份额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问题和任务

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但改革任务并没有完全完成，特别是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滞后，改革中也有不少失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还有不少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基础产业发展滞后、技术升级缓慢、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企业组织不合理、企业规模不经济、某些企业管理滑坡、某些年份通货膨胀高位运行、有些年份又出现通货紧缩、交易秩序和信用关系混乱、潜伏金融和财政风险、部分居民收入差别过于悬殊、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就业问题尖锐、部分行政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贪污腐败严重等。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办法也是多方面的。但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当前刻不容缓的、极重要的任务。

200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对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就作了精辟的概括，并对“十五”期间的改革作了战略部署：“20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在“十五”期间达到“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25]可见，完成中国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本文主要内容载全国干部学习读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303页。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4、272、28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6页。

[7]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在评论这一点时指出：“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有着很大的进展，但是，他的基本论点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8]［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46页。

[9]晏智球主编：《西方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7页。

[10]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资本通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2页。

[11]引自《西方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第164页。

[12]《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后同），第373、20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页。

[14]［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5]［美］斯蒂格列茨：《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03页。

[17]《经济学》（第12版）上册，第87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33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219、37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第137页。

[22]《人民日报》2000年2月29日第4版。

[23]国际经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才进入经济相对过剩阶段。而我国不到800美元就进入这个阶段（见《人民日报》1999年3月2日第9版）。

[24]《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72页；《中国统计摘要》（2000），第83页。

[2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载《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8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