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契约性质和治理研究的总体评价

第六节　家族企业契约性质和治理研究的总体评价

通过本章对家族企业研究在理论基础、契约属性和治理模式等几方面的分析和总结，家族企业治理研究各个方面的理论进展得到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书关于家族企业在契约和绩效等方面的复杂性及其治理思路也逐渐明确。

在本节内，本书对家族企业契约性质及其延伸出的治理研究进行一个简单总结。由此，本书在理论基础方面与前人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承接与推进都可以得到明确而简洁的体现。

总体上看，家族企业治理研究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Lubatkin等（2005）提出的问题：相对于非家族企业而言，家族企业内部的理念冲突更少吗？家族治理没有消极影响吗？当所有权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传承而分散时，家族企业的治理会变化吗？这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但在理论上能够提供整体性思路和分析框架的研究非常少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新春（2005）指出的家族企业研究两类问题（家族企业问题、家族化组织管理行为问题）还没有实现较好的融合。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来自社会性家族契约与经济性企业契约的结合（Gomez-Mejia，2001），也就是上述两类问题的结合：在家族企业复合契约的基础上，研究家族化组织管理行为。

但是，现有研究中一直很少把这两类问题放在同一框架内分析。因此，家族企业在治理研究的分析对象与分析路线方面一直在摇摆。一些文献强调“企业”这个环节，认为应该在家族企业内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模式；另外一些文献则强调“家族”这个环节，通过利他主义等方面的证据，认为家族来治理企业有特殊的效率，根本不需要改变治理模式，而只要对家族成员进行一定的培养。

实际上，家族企业的治理困难来自两者的结合部分，即企业的正式制度与家族的社会关系规则的结合部分。

Lubatkin等（2005）的研究已经开始朝着两类问题的融合进行分析，他们指出家族企业在企业性质上是私有产权、所有者管理和利他主义的结合。因此，家族企业的治理是“控制性股东自我控制问题的治理”。

实际上，Leif Melin（2000）在较早前的观点已经提供了这种思路的支持。她认为家族企业治理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家族影响的治理，建立一套有助于所有者（主要是控制性家族）实现他们特殊目的的过程、原则、结构和关系。Leif Melin的观点代表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治理上的区别，那就是公司治理中的家族影响，这个观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Chrisman等（2003）在北美家族企业年会的白皮书中提到，家族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考查变量，整个家族企业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理解两种影响：家族对企业、企业对家族。这一点已经被一些文献认同（Miller＆Breton-Miller，2006）。

对家族因素的重视不但出现在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和过程中，家族企业的治理目标也涵盖了家族因素及其影响（Hoffman et al.，2006），并且家族企业的成功也以家族和企业两个领域的成功为条件（苏琦，李新春，2004）。同时，由于经营企业而使得家族的内部结构、功能和文化等方面发生巨变，使得家族内部的规则转型和治理变得非常迫切（Olson et al.，2003）。

作为一个总结，本书认为家族与企业的相互影响，及其形成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是未来研究展开的新方向。通俗地讲，如果家族与企业的融合部分实现有效的规范治理，而不是传统的人治，那么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将得到有效改善。因为家族企业的核心治理问题往往具有两面性：这些问题既是家族问题也是企业问题，反过来说，既不全是家族问题也不全是企业问题。所以，单纯用“家法”或企业制度都难以有效地解决家族企业的复合性治理问题。

【注释】

[1]关于“家族治理”的模糊认识及其影响可参见本书第一章1. 1. 4的详细说明。

[2]在中国就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取得经济实力之后都开始注重非经济价值的获取，包括社会形象的提升和政治地位的改变等，浙江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担任了全国企业家协会会长和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控制人徐冠巨担任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和省工商联主席；在私营经济特色鲜明的义乌市，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最大饰品企业的女老板周晓光。而在全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代表则是荣毅仁家族和霍英东家族，政治地位对于他们家族企业的财富获取提供了巨大帮助。

[3]Olson等（2003）甚至具体指出，家族紧张度每降低4％可以为美国家族企业带来3. 89亿美元的收入。

[4]这个进程在家族企业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中也很明显，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 I）的检索可以发现，在全部中文学术期刊上，从1979年至2000年的22年间只有469篇，而从2001年到2006年的6年间却有3498篇。可见，国内对家族企业研究的重视基本上是21世纪才开始的。